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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著名作家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王跃文、余世存、岳南,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张颐武、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倾情推荐!
★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1.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系作者汪兆骞继《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之后又一力作。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以清丽优美的文笔进行客观公正的讲述与剖析,写就了一部由大师集体演绎的1927年至1930年的文化断代史。
2.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可以说是辐射了中国的当代文坛。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可想而知,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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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著名作家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王跃文、余世存、岳南,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张颐武、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倾情推荐!
★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本书系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二。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风格,承接第一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观。
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演绎出文化界的交锋论战与恩怨情仇。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化中心转向上海的这一时期,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的历史真相。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用自己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铸就了民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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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汪兆骞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轻与相重》,深受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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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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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001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005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011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023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031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037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论争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041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047
茅盾创作小说《蚀》 053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058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064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070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074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079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085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099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107
《新月》和胡适掀起人权运动是该年的主旋律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111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121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128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137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144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155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163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171
新月派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175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183
左联五烈士 189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199
鲁迅与曹聚仁 210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220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229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236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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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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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 ,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我劝你》是冰心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外恋的不认同,警告了林徽因,谴责了徐志摩。后来冰心又在与梁实秋的通信中继续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指责: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梁实秋《忆冰心》)
《我劝你》甫一发表,沈从文便很不自在。沈从文对冰心的说教很不以为然,便用教婆讥讽冰心。从中,又让我们看到沈从文也没有摆脱男性中心视野下对女性的轻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有一次,上海的中国通日本人内山完造,设宴招待他的老乡、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请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左联成员作陪。田汉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兴奋,席间他大谈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鲁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现本色。听不耐烦,索性站起离席,小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确关系不一般,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受谷崎的虐恋小说影响较大。1927年,田汉重访日本时,谷崎热情地款待过他,曾有放纵的夜宴游。后来田汉回忆此夜宴时,还津津乐道: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从围绕捐班诗人和富家婿的争论,转向文学谩骂和人言事件展开新的笔墨交锋。
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谈》新年特辑上发表《新罪恶》,把鲁、邵间的文事纠葛公布于众,并批评鲁迅是谩骂家。
邵洵美此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雾,文坛定也充斥着妖气。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评鲁迅,这在当时文坛,也并不多见。
鲁迅自然要针锋相对,1月22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漫骂》(收入《花边文学》)回击。
二人笔墨刀剑交锋,比起鲁迅的强烈表达,邵洵美的反应却颇为平淡。尤其让鲁迅恼怒的是,邵洵美对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讽,对他翻译方面的轻蔑,用的是极为平静的口吻。比起太阳社、创造社诸公的粗暴简单的批评,显得老辣而深刻。
★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
★1931年年初,冯雪峰奉命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认识了瞿秋白,并争取他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其时,肝病发作的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居无定所的亡命生活,临时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园路树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书,第一次见到来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的冯雪峰。瞿秋白读完创刊号上鲁迅的文章,很兴奋,并即兴谈了对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见解。又几天,在茅盾寓所,瞿、冯二人再次相会,瞿秋白向冯雪峰表示借此次休养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说想从事文学活动。冯雪峰向鲁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鲁迅说,我们抓住他(《回忆鲁迅》)。
★冯雪峰之见当时文化名人鲁迅,既没有一脸堆笑,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也无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说事,从容自然。这引起鲁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帮冯雪峰在景云里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楼,因茅盾已避难日本,三楼就空出来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冯雪峰就搬了进去。孔德沚见冯雪峰衣着简朴,就免收房租,让他住在三楼。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涛声》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还以颜色。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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