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石先生从1981年完成《野草》研究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中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研究（这在当时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但也因此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陆续出版了《〈野草〉研究》（1982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1990，合作）、《中国现代诗歌艺术》（1992），近期又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需要指出的是，前述诸书或是分流派研究，或是分期研究，或是个案研究，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后一本书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朱自清先生“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的治学风格：他考辨字句是为拟想中的批评史或诗歌史作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的上述研究都是在中国现代解诗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按孙先生的说法，“所谓中国现代解诗学，是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一种现代诗学批评的理论。朱自清先生是这一理论的创建者。它的精髓在于，在对于象征派、现代派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这一诗潮中个别作品文本的内在性的阐释，以求沟通审美的创造者与审美的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孙先生在80年代中后期多次撰文呼吁“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意在求是致用，鉴往知今，为当下无序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体系，促使新诗和新诗批评健康发展。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正是孙先生“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具体实践和典范之作。
　　首先，本书采用“释古”的态度进行研究。作者对在50年代以来被视为“逆流”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王瑶先生纪念集》P397 ）。作者耗费10年的功夫（从1987年在《文艺报》连载本书的提纲起）“对于新诗中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发掘与描绘，审视与评价，是恢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史本来面目的应尽的职责”，作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具了解之同情”，用大量事实说明，“它在中国新诗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同其他流派的诗潮一样，尽了自己的一份社会承担和艺术探索的职责”（以上引文引自该书“前言”）。这些评论无疑是“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能做到这一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该书“努力去做到，在宏观的历史的叙述中，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着意地进行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如该书第四章“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勃兴”，作者在对“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产生”和“理论追求”作宏观描述时，穿插了对戴望舒的《雨巷》、《断指》、《我的记忆》，徐迟的《赠诗人路易士》，林庚的《春野》、《沪之雨夜》，废名的《街头》，施蛰存的《银鱼》等诗作的微观分析；此外，作者对于一些重要作品，还采用列专节，或加“附论”的形式作深入的微观解读，如在第二章“初期象征派诗的诞生”的后面“附论”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在第八章“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和超越”中列专节： “冯至：架起通向新现代主义的桥梁”，着重论述冯至的诗歌；在第九章“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后面“附录”“穆旦的《诗八首》解读”。作者由此做到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立论更严谨。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到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王瑶先生认为“兼有京派与海派之风”就是：“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作者在该书中“不完全按照历史人物构成的框架进行叙述，而是着重从探讨这一诗潮发展的脉络和问题为主，因此，它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只是一本史论性质的东西”。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强调：“在史实的基础上追寻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应该是治史的精魂所在。我努力的正是在史的描述中完成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述言论显示出作者“既不是纯客观的‘征实’，又不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是二者的结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P395）。这也可谓是兼取京派的“谨严”与海派的“开阔”的两派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