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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菊与刀”之外的另一个日本，也是打开未来的中国之书
从北海道到冲绳，一次漫长的思想游历
思考中国与日本的现实问题，回望东方与西方的世纪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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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西风东土》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
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所以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送上战场。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最终又被意义吞没。
人类尚未形成。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
名人推荐：
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与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亨利?朗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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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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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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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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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自序：人类尚未形成
上卷
027 加拿大华裔青年的忧虑
030 邂逅石桥湛山
032 抗日剧里的灰太狼
034 与铁牛坐禅
037 幅馆卓哉的眼泪
042 山梨一日
050 落地而死的麦子
057 从涩谷谈话到日比谷抗议
066 “同学，请把你的骨头带走”
069 宗教与迷失
075 国会故事
089 樱桃的滋味——阿信故乡纪事（一）
097 樱桃的滋味——阿信故乡纪事（二）
107 现在思考这个国家
112 “笔部队”与书籍广告
121 清朝的维稳外交——池袋夜谈
124 中国崩溃论与大正民主运动
133 武田泰淳的悲伤——学术会议纪要（一）
137 分人主义——学术会议纪要（二）
140 “在东京合作盖房吧”
148 世态炎凉——新宿自焚案报道观察
154 “Show my power”
158 请穿过布满地雷的森林——东大授课纪要
165 天皇责任与社会抵抗
174 中国会崩溃吗？
181 西山事件
187 从义战到欲战
191 小日本主义
197 媒体将日本拖入了战争——寻访石桥湛山
209 日本的三条道路——中江兆民的预言
213 国家的品格
217 八木谷的故事——秋叶原叙往（一）
225 磨刀霍霍的媒介素养
230 关东大屠杀
235 西山太吉的微笑
240 靖国神社的真正问题
246 大家在东京
250 身边的“右翼”
253 失意的记者
259 一去不回的逃兵
264 从横滨到久里滨
278 生死风土
285 “100%的日本立场”——与“右翼”交谈（一）
291 “中国一无是处”——与“右翼”交谈（二）
296 抗议声浪中的岩波书店
301 告别军国主义的几个条件
307 女儿想家了
308 言不由衷的右翼——与“右翼”交谈（三）
313 从涩谷到明治
317 两个“一郎”的一天
324 论语与算盘——从涩泽荣一到石桥湛山
328 写序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330 拓殖与报国
336 朗费罗的慈悲
338 风雨中抱紧自由
339 “需要光明才是真正的不幸”
342 错过胡适，错过石桥湛山
351 断臂上的花朵
352 西风吹开东土(一)
363 “踏破支那四百州”——乃木希典的春秋
366 星座与国民性
376 小中华与日本边境论
378 意义的激情
381 村八分与和解疲劳
386 东京自由女神
390 假如日本征服中国——中野夜谈
393 靖国问题——感恩还是谢罪？
399 为众人成功，为自己成仁——箱根归来
403 幸治的故事
411 困在两个祖国之间——与右翼交谈（四）
417 女儿的迷惑——竞选广告上的通缉犯
420 想起了小鹿纯子
422 沉重的幽默
423 名张的天空
427 日本刀
429 奈良屋檐下
430 京都创业课
433 社会是魔鬼——加藤嘉一来访（一）
437 仁川印象
道路与命运——卷中插画
下卷
441 归国数日
442 丑陋的日本人
444 回归人的历史与同情
445 新宿自焚案后续
447 德鲁克式的旁观者
448 鸦片与战争
450 日本与本日
451 西风吹开东土（二）
457 寂静的沉睡
458 礼失求诸野
459 在横滨想起了傅雷
465 在佐田雅志的歌声里(一)
470 可实现的乌托邦——秋叶原叙往（二）
475 中国的进步
479 高中生来信
480 皮条客的春天
488 日本的幽暗与中国的“超稳定结构”
491 地震亲历记
497 晤小仓和夫
500 NHK的烦恼
504 复活
505 感谢抗日剧
506 中间地带
511 风雨夜归人
515 历史的后怕——读石原莞尔
521 悲歌与风骨
523 从朱舜水到宋教仁
528 茨城半日与因果谜团
534 北海道的秋天（一）
536 北海道的秋天（二）
543 北海道的秋天（三）
546 在火车中向后奔跑
548 在外务省聊石桥湛山
551 凹凸结构——最后一场讲座
555 “战争来的时候第一个跑”
559 明石真人的悔悟
561 休息日
562 河上民雄的心事——秋叶原叙往（三）
567 黑暗森林——琉球纪事（一）
572 一加一等于零——琉球纪事（二）
577 人生何处不青山——琉球纪事（三）
584 赤子孤独了
586 再见幅馆卓哉
591 在佐田雅志的歌声里（二）
597 一亿总忏悔
600 “三国治”——加藤嘉一来访（二）
604 东方的土地
606 后记：如何弹奏一架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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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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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人类尚未形成 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几个月后，便有了这部日记体访学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我日本旅居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又一次尝试。我曾经说过，寻找一种适合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旅日数月，甘苦自知。除了日常的读书、交谈和讲座，每晚我还必须整理出当天重要的见闻和思考。为省时并便于现场记录，平常出门我除了背一个长镜头相机，还要带上一台笔记本。随身带相机是做记者时养成的习惯，我喜欢用相机做笔记，见到有意思的东西便拍下来，尤其是文字资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上。至于随身带电脑，完全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 几年前我曾两次访美，一次为观摩美国大选，另一次是为寻找美国非暴力运动的思想资源。几个月里我先后跑了美国东西部许多地方，并记下了厚厚几本笔记。不幸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将它们一一整理出来。或许将来直接变成遗物也未可知，我有时会这样想。 而这次，我不得不像个打字员一样度过劳累而充实的每一天，虽然同样地日日辛苦，但后期整理确实要容易得多。从日本回到中国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有四五十万字的文稿等着我了。
问题与方法 去日本之前，我准备探讨的是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以前，中国人不仅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后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儒家思想+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者，亦变异为“不和之魂”也。 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 Longfellow)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问题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伊利诺伊州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不是吗？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还暂时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合理的抽样很重要，同样是关于国民体质的调查，在游泳馆里和在手术台上得出来的数据自有天壤之别。 以上醒悟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说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中国该如何转型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共识。但是，倘使我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因为那些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难以计数的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次聚会上。同样，如果在喜欢我的读者当中调查《环球时报》与《自由在高处》哪个更好看，这种抽样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被调查者是一群被我的写作过滤出来的人。 中国未来走向之复杂性远非几个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可以预见或判断的。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局限性，作为时代观察者与思考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就得不断地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的人群，倾听更多的声音，梳理出更多的思路。 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的了解，我的判断只能来自于我所能够获得的材料，即可能的事实。为此，我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者材料是有限的，所以我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接触日本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所以，在那一百多天里，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以及我在审美上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右翼出版人。 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完全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仍是微乎其微的。 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当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那更多是意义层面的事情。如果我想打捞事实层面的东西，我就不能只关注我所垂青的角色（重要的意义素材），还要还原或者扫描整个舞台。 心理学上有个实验很好地解释了我的担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志愿者看一段打篮球的视频，要求他们数出三位身着白衣者的传球次数，而无需理会三位身着黑衣者。那些人传球时，一个打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走进他们中间，面对镜头捶打胸膛，在镜头前停留9秒后退出。视频播完后，一半志愿者回答没有看见“大猩猩”上场。 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心理学家将此现象归咎于“视觉盲视”。简单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事物上时，你会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哪怕它就发生在眼前。 《小王子》里有句经典的话——“只有用心才能看到本质——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无法看到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当我们用心观察某事物时，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看不见——但它们确实真实存在。用心看是追求意义，用眼看是尊重事实。最好的状态是心眼并用，意义不否定事实，事实不代替意义。
何谓“西风东土” 这些年我梦见最多的是老家的风景与村庄，我几乎没有梦见过城市。在国外旅行时我也会格外留意乡间的老屋。这次在日本，看到一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房子，我虽然为之赞叹，内心却有不平——我家原本有一栋带天井的几进老宅，据长辈说便是被日本兵烧掉的。几年前，当我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搜集日军在我老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时，更是满腔愤懑与伤感。 因为上述原因，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同为东土，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 无论是聊天还是在一些书上，我接触到一种非常流行的辩解。有人会说，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是因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坏了。言下之意，东土原本和谐完整，怪只怪“西风吹裂了东土”。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寻找替罪羊式的解释。我并不否认对西方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走上了邪恶的道路，但它只是无数稻草中的一根而已。虚荣的天皇、试图以侵略谋求发展的失意武士、鼓噪战争的无良媒体人以及脑壳小得只装得下天皇的农民，他们哪一个是西方教出来的？ 这可真是找对了尺子量错了对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强弱对比。没有学习西方之前，日本也曾试图吞并比它弱小的琉球。就算向西方学来的器物之变将日本带到了某个“tipping point”（引爆点），但最终影响日本国策的仍是日本对周边国家的强弱判断。试想如果当年日本确信在军事上将输给中国，它一定会收起尖牙利爪。至于后来自不量力地袭击美国，那完全是日本在陷入战争泥潭之后的疯狂。 以“西风东土”统括此书，与上述争论有关。西风是流动的，它像是一种观念的潮流，四处飘荡；而东土是凝固的，它包含着人与附着其上的传统和习俗。风可以帮助花蕊孕育，也可以吹落花蕾，但风不会让一粒樱桃的种子长成一颗土豆。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样的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 在这里，西风的内涵也会随着东土的意义发生变化。当东土仅指日本时，西风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美），也包括日本以西的中国。这也印证了日本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而当东土指现代意义上的东方时，它既包括日本、中国，也包括亚洲许多其他国家，西风则仅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只是一个被发达国家制造出来的概念。所谓“近东”、“远东”等体现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如果考虑“地球是圆的”这一因素，除了南极北极，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点西行都可以回到自身。换言之，在这颗星球上，凡位于我西方的土地必然同时位于我的东方。那东西还有什么区别？人们在地理上区分东方与西方，是为了确定方位；人类在政治上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说明人类尚处于分裂之中。 “我者-他者”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我者与他者对立；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我者需要不断地制造他者。比如奴隶主需要奴隶这个“他者”来实现奴隶主的身份，而爱国者也需要圈定“卖国者”这一身份来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样，还有“东方-西方”。 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而层出不穷的事实一次次证明，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加快，一个世界的挫折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世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日本走向法西斯时，被其视为他者的美国和中国都无法独善其身。 除了东西，本书书名暗含“风土”。往深层次说，我这里所谓的东土，亦可指人性本身。在人性广袤的大地深处，埋藏着难以计数的欲望与恐惧的种子。风可以吹落它们结下的善或恶的果实，但风不能吹走深藏在种子里的欲望与恐惧，那是人类善恶的源泉。没有欲望与恐惧，人就不复存在了。 人有欲望与恐惧，并不必然为恶。真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你的欲望以他人的恐惧为界。有一点是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改变了的，即国民对个体与国家的理解。这是意义层面的事情，人性以外还有“人义”，我在后面会谈到。 我还想提前申明，如果有朝一日我把在法国、美国甚至计划中的印度的访学笔记整理出来，也可能冠之以“西风东土”，到时候它们又会有另一番含义。想想生活中还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线索像瀑布一样散开 这是一本主题日记，它历时性地记载了我在日本几个月的生活。书中不仅贯穿了几个固有的思考主题，而且详细记录了我在日本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主题渐渐增多，就像流瀑从山上的峡谷飞出，散开，至潭底而浪花四起。 我喜欢文森特?梵高的绘画，这源于一种审美上的需要和心灵上的激情。我的写作也因此不时浸透着这种绘画风格。我用文字画出若干轮廓并涂上异彩纷呈的色块，只求它们热烈、具体却又不令人窒息。我每写一篇文章，通常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放几天，像是画家等待油彩风干了之后再画。 右翼抬头让日本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很幸运，刚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对石桥湛山的寻访。我试图以他为契机寻找日本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原本想以石桥湛山为中心写一本关于“小日本主义”的书，但随着寻访的深入，我很快发现还有更多内容需要记录，比如新宿自焚案、西山案、守卫和平宪法第九条、右翼人士等。有关石桥湛山的追问也因此退而成为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再是唯一的线索。 读者会注意到，对石桥湛山的历史访问接续了我过去寻访罗曼?罗兰、宋教仁、胡适和董时进时的所有热忱。历史有如迷宫，对那些被淹没的人物的寻访常常让我豁然开朗。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在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二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不得不承认，我心目中的石桥湛山把自由主义与中庸之道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领土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本土资源和国民的脑力；当日本深深地卷入太平洋战争时，他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当美国占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丢掉其根本，不当美国的附庸当别人认为他道义讲得少而功利讲得多时，他承认这种功利主义是双向的——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是否得到益处，否则任何功利都不可能长远。他像涩泽荣一所追求的那样，“一手论语，一手算盘”，道义与功利相得益彰。 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没有阻止欧洲混战，宋教仁的议会政治与宪政设计倒在了中华民国的血泊之中。当胡适和董时进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新中国刚刚经历了无比惨痛的一页。历史可以凭悼，却无法绕过苦难重来。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除了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更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而我对现实的寻访，也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就在历史之中。我亦相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在那里，只有黑暗而绝无光明。
日本是中国之药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会有一种“utopia achieved”(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印象。但时间久了，慢慢地就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亲情淡漠、格差社会、媒体丢失新闻理想、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但随时三权合谋,甚至可能与媒体一起完成四权合谋。 在过去，日本媒体曾经和军国主义者一起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今天的日本媒体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不断夸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两国的分歧与对立。当各方媒体像政客一样在寻找敌人、唱衰两国关系时,现实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以上并非重点。我对日本之了解，除对政治走向的观察外，更多仍集中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层面。今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社会。一方面，国民有选举权可以塑造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官员都不得不存在于社会“空气”之中。 我和加藤嘉一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他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一样令人压抑。所以加藤嘉一愤懑地对我说：“社会是魔鬼！” 也许是由于两国社会不同的缘故，关于社会的作用我并不像加藤那样悲观。那些天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早几年了解日本，我会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着重分析日本社会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带来的启示性价值。 结束访学之前，我在东京大学做了最后一场讲座，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互补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日本和平宪法甚至剥夺了国家的宣战权）-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对比中国和日本，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治权力应该被宪法驯服（当然，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社会角度而言，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 至于个人角度如何，网上曾流传过一份“联合国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中国列入后十名，与印度、刚果、阿富汗、朝鲜、东帝汶为伍。这份名单轰动一时，后被证实为子虚乌有。印度是“强奸大国”，仿佛实至名归；日本排世界第一大家也不意外；中国排至倒数第二，的确有些骇人听闻。但这份名单能够广为流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很多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这个国家一方面欣欣向荣，另一方面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话语暴力充斥，垃圾遍地。这里尚未真正建立起一个自由国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责任社会。从社会伦理来看，责任与自由原本密不可分。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役，没有责任的自由是放荡。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日本建立了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日本战败后，除了石原莞尔“敢作敢当”，更多人都在装疯卖傻，仿佛整个国家上至天皇下至农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几十年后，一位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天皇的愤怒——“这个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谁？这个王八蛋让我们去卖命和吃苦头，到头来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但这个老兵自己当真忏悔了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凶手，在不该扣动扳机时没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应该忏悔时却又缩回了自己的舌头！事实上，让这些加害者讲述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吊诡的冒险，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恶人》一书里谈到他让日本老兵讲述真相与罪行时的困惑——“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拥有神一般的力量。他们单凭说一句话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现在，事隔多年之后，你却把同样大的权力重新赋予他们”。
不能和解的历史 和法德历史性和解相比，中日无疑错过了战后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双方甚至进入了某种“和解疲劳”。历史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阻碍两国和解的绊脚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但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说也都是现实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何以有过蜜月期。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无法改变，会改变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诠释与态度。而这些变化中的诠释与态度，都是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以法德和解为标准答案，80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变化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日历史问题的背后，更多是现实利益的纠葛。民族主义至今魅力不减，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并发泄心中的不满。政客鼓吹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报纸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转，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论）类书籍，这些都不是难解的历史问题，而是什么生意最好做的经济问题。 其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内部无论是两岸之间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都需要达成某种和解。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都对中国人感恩戴德。一个日本战犯，如果同时住过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和中国的抚顺战俘营，他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宽宏大量了。这些历史细节让我看到中国人“礼外”时的“以德报怨”（这也是中日之间的和解基础）。如果中国人在“法内”时也能够“以德报怨”，至少不是“以怨报德”，中国内部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和解一定会好看很多吧。 我喜欢金子美玲的《积雪》一诗，并把它用在了扉页上。人不能相互理解与同情，和各自所处的位置有关。几个月来，我试图从书本和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即使是和一位极右翼图书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像熟人一样交谈，我理解他如何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 但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日本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须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恨：一种恨是有仇必报，另一种恨是明辨是非。我属于后一种。 在整理完这部旅日书稿后，我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几年间我先后与几位中国学者受邀出访日本，因为中国当下政治与社会存在着一些或重或轻的问题，有些学者对日本只有无节制的赞美，而对中国人的历史情感与现实利益缺乏必要的同情。我不喜欢沾染这种一边倒的倾向。为了平衡我在日本的美好记忆，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和日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我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在家里逐页阅读了几本有关抗战时期江西各县受害者的口述史。此前我一直在抗拒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反对窥伺苦难和“人权色情”（human rights pornography）的癖好，而是因为内心的某种不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曾经说过，遗忘就是把一个人杀两次，而我担心回忆与见证也能把一个人再杀一次。 最后，我还是坚持读完了整整两千万字的苦难史。那几天，我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口述者的带领下参观地狱。书中很多罪行是重复的，但也因此起到了很好的交叉验证的效果。无数惨痛的事实再次向我表明，中国广遭诟议的抗日剧不过是童话，它没有言及当年日军在华所犯罪恶的万分之一。 所有口述者都谈到了日本兵当年如何无恶不作：他们强奸妇女，逼迫儿子污辱母亲，从孕妇肚子里剖出婴儿穿在刺刀上游行，从下体虐杀妇女，在农民的铁锅和米缸里大便，毫无征兆地屠杀到村口迎接他们的人最严重的是毒气战，为了在浙赣线两边搞无人区，一个几百人的村庄会在几年内死掉一半，有的村庄甚至只剩下几个活人。 有村民这样回忆当时的惨状： 直到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兵才退走。村民们回到村里，可以看见东一具尸体、西一具尸体，有的没有烂完，到处散发着恶臭。死鸡、死猪也到处都是。不久，村里开始流行怪病，就是“打摆子”、“三日阴”、拉脓血，全身时冷时热，热时跳进水里还是热，冷时太阳底下晒还是冷。那时还是夏天，几床棉被盖在身上还是全身发抖。同时全身溃烂，有的腿肚子烂得可以看见里面白森森的骨头。全村70户400多人，死得只剩下100来人，全家都死光的就有七八家。我现在还记得，这其中就有发龙家、芋头矮（土名）。死得最多的一家姓方，24口人死了20人，只剩下4人。那时候，村里人到县城横路街买棺材，早上去下午还去，一天要买好几副。我们村死人都葬在黄泥埂，一天要埋好几个，就像种芋头一样。 我们村里有一口古井，叫王家井，据说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村民都吃这口井里的水。村里人得病死了那么多人，有人怀疑是不是井里有毒，于是村民就抽干井里的水，发现有两个铁箱，倒扣在井底，后来据人讲，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细菌部队投在井里的细菌桶。村民把水抽干，撒了石灰消毒，村民的怪病才逐步好转。（口述人祝腮菊，女，1927年出生） 曾经刻骨铭心的历史渐渐被时代的洪流淹没。我在书中看到一段回忆，说的是1970年高安县建立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里面收集了许多人证、物证，讲述了日军在当地的罪行。1974年县革委会将这个馆撤销了，因为那时候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要讲“中日友好”了。两个月前，我路过永修附近的星子县，看到路边有块铭记大屠杀的“一见心寒”碑和一块抗日英雄碑。它们完全被淹没在杂草里，旁边终日不绝的是采石场的轰鸣与漫天飞扬的灰尘。对比我在日本的一些村庄公墓里看到的仍算气派的“鬼子碑”，这些抗日英雄与死难者的纪念碑真是让我一见心寒了。 我引述上面的内容，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记住罪恶以及对罪恶的无力抵抗，要明辨是非。试问这样的历史需要“和解”吗？当一位孕妇眼睁睁看着胎儿从自己被剖开的肚子里取出，并被鬼子用刺刀挑在肩上，那一刻的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她的仇恨也是真实的。在此背景下，后人有什么资格谈论“宽恕”与“历史和解”？对于那位妇女来说，仇恨不仅是她最后的权利，也是她生而为人的最后的尊严。 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历史已经发生，历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篡改历史。现实仍在变化，吉凶难测，和解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逢凶化吉，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尊重历史，就不会忘记罪恶；尊重现实，就不会活在仇恨里。没有谁能够穿越到过去的战场上杀敌，而过去的仇恨也不必穿越至今成为两国继续仇恨的理由。毕竟，今天的日本人和当年的日本鬼子完全是两代人。佛经有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记住历史上的罪恶就是记住一种价值观，它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给未来种下善因缘。
人性的疯狂与意义的疯狂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我很感激在日本游学的几个月。每当我出门远行，离开平时熟悉和拥有的一切，我会又一次真切感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健康清醒的状态而已。甚至，以前觉得非有不可的书房也不那么重要了。每日每夜，我路过的城市、住过的旅舍、跨过的河流，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然而，世界是这般仁慈，正是这些并不属于我们的人和物，构成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情感和经验。所谓我，不是别的，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生。 最近又在计划一次远行，我想从南开大学走回江西老家。沿途一千多公里，大概要走一个多月吧。因为伏案久坐的缘故，我的身体这几年出现了严重不适，我想通过一次漫长的行走给身体来一个重启。我相信这将是一次艰辛而甜蜜的旅程。然而因为雾霾过重，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心想等夏天来了再说吧。以前喝西北风是因为贫穷，眼下大家都盼着喝西北风了。 寂静的山岗，果实累累。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免费的东西，而我们却在给所有免费的东西下毒，让清洁的阳光、空气和水不再眷顾我们。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变成炮灰。 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我不敢想象，人类若得永生，这个世界将会进化出多大的一个暴君。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陷》中谈到，人与生俱来有着强烈的侵略欲望。所以，邻人不只是我们可能的帮助者或性爱对象，还是一个诱惑，诱惑着我们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侵略性，诱惑着我们去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诱惑着我们强暴他们，抢夺他们的财产，羞辱他们，侵害他们，杀死他们。 翻开日本侵华史，我发现有些内容近乎谜团。为什么像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那样展开过“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日本少尉军官在临死前竟然喊出“中国万岁！”以及“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要重新回到人的意义本身。人类世界最可怕的恐怕还不是人性，而是为人性提供方向与能量的各种意义。意义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相较人性，我愿意研究的是人的意义，在此姑且称之为“人义”，即人对自我所赋予的意义（meaning）。它不同于《礼记》中伦理意义上的“人义”，也不同于相对于“神义论”而言的“人义论”。简而言之，我所谓的“人义”包括了人对自我、他人和世界以及命运抱持一种怎样的意义上的理解。人是意义动物，人的意义可能是自我生成的，也可能是因外加而被迫接受并内化的。 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我看来，人性并不疯狂，真正难以计量的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一群人为了抢救几张领袖的照片不惜被淹死，这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纳粹屠杀犹太人，胡图族屠杀图西族，关东大地震时日本人杀朝鲜人，这些都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能让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去杀死另一个孩子的，是意义，不是人性。 相较于用善恶来定义人性，我更愿意采用非道德化的欲望和恐惧。人性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它包裹的不是善恶，而是合乎自然的欲望和恐惧。善恶是“人义”层面的问题，这种道德激情或意义激情使人可以重新定义一切欲望和恐惧。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被杀，会有恻隐之心。这是人性。但如果死者被注入意义，比如他是“人民公敌”、“叛徒” 、“臭虫”，他就变得“死有余辜”了。这是意义。 我在书中提到了石原莞尔、菱沼五郎对杀人的理解，显然这不是人性论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当我们以善恶来区分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在对人性赋予意义，即回到了“人义”的层面。同样是杀人，为什么我们言之凿凿的罪恶，在石原莞尔和菱沼五郎等人看来却是一种为人类或国家做出的“牺牲”？这不是因为人性，而是因为自我意义的设定，即“人义”。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像弗兰肯斯坦一样生产了意义的怪人，最终又被意义吞没。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也是因为他不能很好地控制他所生产的意义，而导致自噬。 1943年，日本政府曾经发表报告，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人道主义介入：“我大和民族现今正流着‘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史的使命。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维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这些‘土壤’。”而日本的宗教领袖甚至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慈悲战争”。他们要么隐藏了人性中的欲望，要么活在“人义”的乌托邦里不能自拔。 鉴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种种掩饰，詹姆斯?道斯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两国的记忆领域。而这场战争注定持久，甚至可能从历史烧进现实。 究竟要从历史问题入手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到人的境遇本身。生而为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或一个日本人。我们都会计较现实中的利益，那就应该就事论事地考虑双方的利益。 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并促成人的和解。我在日本的一些乡村旅行时，偶尔会看到几块侵华士兵的墓碑。我知道当年日军如何作恶于我的故乡，然而当我站在这些紧靠村庄的墓地边上，看着远方风吹稻浪时，却一点也恨不起来。他们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代务农，却背井离乡做了帝国的炮灰。我恨他们犯下的罪恶，但又同情他们在这颗美好的星球上度过了可怜又可恶的一生。 我曾和学生们谈到日本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同时指出中国不仅要防止来自外部的杀戮，更要防止来自内部的杀戮。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有个学生反驳我说：“老师，我认为你说得不对。外国人杀中国人，是侵略；而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内部进化。性质不一样。”我无法认同这位学生的观点，但它的确具有代表性。在这里，国民的观念仍然优先于人的观念。 理想的状态是：当日本人杀中国人，中国人要对日本的凶手问责；当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也要对本国的凶手问责。同样，当日本民众反思战争时，不仅要反思战争给本国带来的痛苦，也要反思战争给他国带来的痛苦。所谓历史和解，归根到底是要重新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对人类的苦难历史抱以广泛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可靠可行的文化与制度，避免苦难再次降临。所谓永久和平，不只是两国不再开战，更是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杀戮。 江西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我在星子县寻访抗战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抗战老兵，年轻时他们都当过庐山游击队的分队长和机枪手。临终前的一些日子，两位老人先后和来访者吐露了隐藏多年的心事——他们为自己当年打死过那么多日本兵感到“不安”。一个说，“日本佬也是人”；一个说，“那些被打死的也都是些年轻的后生啊！我感觉我担了‘过分’（星子县方言，意为‘做了缺德的事’），我有罪啊！” 没有人会认为两位老兵有罪。我一直相信慈悲乃人之神性，这恰恰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雨果借小说《九三年》强调革命之上有人道主义，我则认为一切正义都应始于慈悲，并终于慈悲。 日军当中有些被洗脑者也曾相信他们参与的大东亚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将黄种人从白种人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然而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错了。石原莞尔寄望日军像中国古代的“王师”，然而我在他的思想里没有找到一点慈悲。能杀死一个人的，不是刀枪，也不是人性中的欲望和恐惧，而是“人可以被杀”的观念。当这一观念开始“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时，能对它说不的，除了抵抗，还有来自人心底里的那点慈悲的天性与自然的精神。当年日本兵在战死前呢喃着“妈妈”而不是高喊“天皇万岁”，也是受到了人性中那点美好天性的召唤。
残忍依旧广泛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几天前，就在准备为这篇文字收尾时，我在微信上看到一段小浣熊被活剥的视频，并为此潸然泪下。 一只只小浣熊，被从铁笼子里抓出来剥皮。为了避免它们挣扎，行凶者先将它们砸晕，不过有些小浣熊很快就醒来了，它们舞动四肢无用地挣扎，眨着血眼睛看着自己的皮毛被人剥走 我知道眼泪有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为这个世界尽了力，而实际上只是以流泪的方式维持一种人格上的平衡和自我欣赏，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该做的善事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我当时的伤感的确是真实的。从本质上说，活剥一只小浣熊和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滥杀无辜有什么不同呢？它们的内核都是针对他者的令人发指的残酷。 如今的日本人理应为其父辈在中国杀人放火感到羞耻，而我亦时常为自己生而为人感到羞耻。有时候我在想，世间所有物种的罪恶，全加起来都不及人类的罪恶吧。我同情个体的具体命运，但是作为物种的人类却是不值得同情的。上苍以人类为万物之灵长，让人类看管这个世界，人类却对不起上苍的这份恩情。上苍给了人类智慧，但人类并没有发育出与之相称的德行。 人类不仅有自私的基因（道金斯），更有残忍的基因。观察人类历史，极端主义的最大罪恶往往不在于主义本身，而在于它借着人们对正义与天堂的激情不断释放出人性中的残忍，使信仰它的人自此“人性大发”，无恶不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如何对待他者，他者就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同为他者之他者。我们如何对待自然，我们就如何对待自身，因为我们身处自然之中。 世人总在谈论人性，而我认为比人性更深不可测的是“人义”。人性是自然属性，它让人类有着相同的优点和缺陷，而“人义”包含自我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给了人类赋予意义的自由，却没有指出必然或相应的责任。我希望这个世界保持其丰富性，那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但我又不得不时常痛心于各种“伪物种”（比如按国家、宗教和鼻梁的高度来划分人种）的流行。当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虐杀动物，并将他者等同于动物时，人就有了杀人的理由。 想起前不久，我去朝韩交界的板门店参观，为防止被误杀，导游要求每个旅行者签署“生死状”。回国后不久，极端组织ISIS又在巴黎发动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这一切，和当年日本兵为了建立所谓伟大国家而去杀戮殊无二致。经济学家洛蕾塔?拿波里奥尼（Loretta Napoleoni）在《这才是伊斯兰国！》一书中对比“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和伊斯兰国的成功，警告奉行民主主义的国家应该对新一波的威权主义浪潮严阵以待。二战真的结束了吗？有人甚至说，全球化的恐怖主义使人类正在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我发了一条微信： 那些手握刀枪的人，幻想浮着异教徒的血浮上天堂。没有诱惑，就没有杀害。天堂不死，地狱不止。 吊诡的是，那些信奉天堂的人，以“逃避自由”（弗洛姆）的方式追求自由。 几年前，我在美国寻找非暴力思想资源时读到一本书，作者通过分析从1900-2006年间的若干抵抗运动案例得出结论，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几率比暴力运动高出一倍。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也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宣称，得益于人道主义的发展，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衰退。过去也许如此，但未来是否一定会尊崇这个趋势，我并不十分确定，因为人性与“人义”都不确定。 人类尚未形成，残忍依旧广泛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夜已深邃，是时候停下我敲击键盘的手指了。在这个寂静无声的时刻，当我想起白日里法槌与人心的互相审判和对决，想起人世间层出不穷的灾难、隔阂以及人类对这世界的残忍，我忍不住又一次在心里默诵起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箴言》： 你应同万事万物 结为姊妹兄弟 让它们贯穿你全身 让你不再能区别哪些是我的 哪些属于你 没有哪颗星、哪片叶应该陨落 你该同他们一起逝去！ 这样你才会同万事万物 复活于每一刻
完稿于2015年12月14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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