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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陶伯斯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名气不小，陶伯斯与卡尔施米特的接触与交往，在当时的学界早已中所周知。陶伯斯承认，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
2.《保罗政治神学》阐释的问题可概括为：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严格来讲，应该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保罗。
3. 《保罗政治神学》并非是陶伯斯写的一本书，而是他临逝前几个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坊的四次学术报告（1987年2月23-27日）。本书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增添了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两个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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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陶伯斯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名气不小，但他一生仅写过一本小书，即1947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欧洲终末论》。这本24岁的年轻人完成的论文（仅62页）当然不会给陶伯斯带来什么学界声誉，直到他去世过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确有点名堂。
《保罗政治神学》并非是陶伯斯写的一本书，而是他临逝前几个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坊的四次学术报告（1987年2月23-27日）。本书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增添了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两个附录。
《保罗政治神学》这个书名让人以为陶伯斯是在全面阐释保罗书信，其实，这个讲题阐释的仅仅是一个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概念相关的问题：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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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陶伯斯（Jacob Taubes，1923-1987）出生于犹太教家庭，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习宗教学，于1947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欧洲终末论》Abendlndische Eschatologie。
陶伯斯是西方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宗教学家、哲学家，其代表作包括《欧洲终末论》和《保罗政治神学》。陶伯斯影响了许多当代思想家，如阿冈本、马歇尔伯曼等。
译者 吴增定，男，1971年8月出生，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现代德国哲学（包括尼采哲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早期现代哲学和政治哲学。迄今为止，已出版四部专著：《尼采与柏拉图主义》（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2011，北京三联书店）和《〈敌基督者〉讲稿》（2012，北京三联书店）；此外，出版译著数部，发表论文十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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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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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版编者前言
1987年1月4日，鲁道夫Enno Rudolph发出邀请，商量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所FEST举办一次学术报告。当时拟定的报告人是柏林自由大学的陶伯斯教授，他被请求在研究所就《罗马书》做一次为期四天的讲座。这个约定是怎么发生的呢？鲁道夫一开始邀请陶伯斯于1986年秋到福音学会研究所做一次哲学报告。陶伯斯的报告题目是最后期限：穿越时间的启示录时间经验。对于陶伯斯来说，这个问题在1986年秋仍然是一个宽泛的哲学问题，但到了1987年2月底却变成了一个生存的困境。当陶伯斯来到这里举行讲座时，他正处在癌症晚期。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以至于一直到活动结束，我们仍然不清楚他能否按照原定的计划做完报告。讲座被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五，而星期四顺便说一句，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整天，陶伯斯大多时候在加护病房中度过。
或许有人问，陶伯斯在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不取消这个约定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知道，陶伯斯并非把他的保罗研究看成是一个学术义务的规定，而是理解成对他精神不安的核心的总结。在这些前提下，很清楚的是，他身体状况极端脆弱的事实，本来使他连参加一次普通的活动都变得不可能，但现在却恰恰成为一种关于身体和灵魂的最后期限；这一最后期限不仅使得他要说的东西成为可能，而且为它提供了一个预定的框架。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陶伯斯为什么连站一会儿的力气都没有，却能够怀着最高强度的精神给我们做报告。他的报告一周做了四次，每次都是三小时，报告的内容是他对《罗马书》的解读和语境复原。最后期限的压力和遗嘱式的处境，使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完成最后的目标。因此，我们首先要感谢那些邀请他履行这次承诺并且支持他实现这一计划的人：感谢鲁道夫负责联系福音学会研究所，感谢阿克森费尔德Edith Picht-Axenfeld持久的兴趣和动听的构想，最后要感谢舒伯特Klaus von Schubert，我们的主办人，感谢他友好、慷慨、公开地举办了一次极不寻常的活动，并且感谢在一周里倾听并且参与讨论的受邀者。库尔曼Thomas Kuhlman保存了必要的书籍和录音记录。蒂森Rudi Thyssen陪伴陶伯斯的行程，并且照顾他。我们同样非常感谢瓦普涅夫斯基Monika Wapnewski，他在星期天下午的圣经课程上，让陶伯斯有机会向一小群柏林的听众讲述他的提纲。
在海德堡的保罗周即将结束时，陶伯斯向我们承诺，他会认真保管讲座的文字，并且期待它的出版。他毫不怀疑，他的这份精神遗嘱具有核心的价值和高度的严肃性。现在，经过六年多的拖延之后，我们仍然实现了他的出版愿望。拖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文本的完成有一些困难；讲座不仅必须有人誊写和编辑，而且还在许多朋友和知情者中间流传，他们的专业意见、增补和校正都必须被加工到文本之中。其次，编者们也有一些顾虑，他们想要确保这一点：在造成一个口头文本不利于陶伯斯的接受这一危险之前，陶伯斯最重要的书面著作能够被出版。第三，陶伯斯的一些私人朋友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必须保护他不受这些文字的损害：他们指的是他对待书面文字的谨慎态度，以及他对将文字公开出版的重大疑虑。
最后，我们希望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完成对陶伯斯的承诺的人。阿古斯Aharon Agus、巴拉施Moshe Barasch、鲍威尔Jochannan E. Bauer、古德曼－陶Evelyne GoodmannThau、佩恩斯Shlomo Pines、谢克德Shaul Shaked、施特鲁穆萨Guy G. Stroumsa，耶路撒冷、坎茨克Hubert Cancik，图宾根和西奥兰Emile Cioran，巴黎，他们都参与了手稿的加工。受福音学会研究所资助的格尼尔斯Andrea Gnirs负责誊写。没有对编辑小组的积极支持，全部任务不可能轻易完成。
阿雷达阿斯曼
1993年3月24日于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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