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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为承传和发扬四川国学研究的光辉的学术传统，开创国学研究的新局面，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特筹办大型学术集刊——《国学》。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中国应有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国学研究是纯学术性质，不具有功利性和实用性，其意义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寻求真知，扫除谬妄和迷信，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的和事实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和民族的学术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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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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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国学研究之大型学术集刊，此为第二集。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探求真知的学术态度、远大广博的学术视野，收录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问题、中国文化与历史问题考证、文史公案评议、历史文献研究、国学运动史及国学家研究等研究论文。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传四川国学运动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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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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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是省政府直属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是省人民政府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正厅级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其主要职责是：组织馆员从事文史研究、书画创作等活动，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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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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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經學思想的核心蒙默00
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的基本特點李蜀人0
論南宋以來之治道與理學思想謝桃坊0
《詩經》的內容及其由來向熹0
《詩三百》演化軌跡初探林東海
儒家文質之辨栗振風
封人與封人文化
——中國文化起源初探江玉祥
北周文王碑考釋胡開全
敦煌文獻《生天因緣變》的創作和文學研究張芷萱
佛典中大目犍連原型考羅皓月
樊宗師考論王定璋
楊繪行年考柯貞金
呂惠卿經營西北史實考湯君
陸游著作三種版本考述王永波
朱子學是安身立命之學高令印
劉辰翁評點杜甫詩輯錄焦印亭
見存清詩話續錄蔣寅
清代臺灣南部地區詩人詩作引述《詩經》探論楊晉龍
清代宮廷的蒙古音樂與乾隆皇帝的蒙古樂詩范子燁
論黃宗羲與清代浙東經史學派的學術成就及學派特色吳光
論馮登府的三家《詩》學馬昕
王昶《春融堂集》版本考朱惠國裴風順
張維屏事跡考施志詠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版本敘錄張劍
四川通志考張學君
從方志記錄看馬燈舞的關係性空間王皓王小盾
成都尊經書院籌建經過與建制魏紅翎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詞義誤釋與無釋之補證魏耕原
從洛地先生問學散記解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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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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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經學思想的核心
蒙 默
清末民初的著名經學大師廖平季平先生，離開人們已是八十多年了，先生其人與其終生從事的經學這門學問也漸若存若亡地被學林淡忘將近百年。而在20世紀“文化大革命”結束，科學的春天來臨之後的80年代，乃漸有人出而研究先生的經學，雜誌上有人寫專題論文，也有先生著作的選本以及先生的評傳出版，看來先生尚未完全被淡出學林，也可說是一件幸事。但先生之學高深幼眇，其講論汪洋恣肆，學者多不能得其旨要，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愚讀諸家書，亦多不能得其甚解，常期期以爲不可。頗願以愚陋之見陳奉諸君席右，苟能惠承高明大教，使先生之學得以重光於世，則何幸如之！
一、廖氏經學與傳統經學
世之論廖氏學者常喜以“六變”爲論點，六變乃先生所自定，固不可以不講，然六變多不可得其一貫之旨，又不易得其轉變之由，評說爲難。且先生之學雖有六變，六變之中有否不變者在，又常爲論者所弗及。故有關先生之評論幾於言人人殊。
早年有位著名的胡適博士，稱先生是方士見廖宗澤《六譯先生行述》載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版。，以不知其所據，不敢辯，更不敢論，只覺“方士”一詞似已將廖先生從學術界中除名，是不是有些霸道。而且，就算有點根據，顯然也是以點代面，極不公允。
近來有位劉小楓先生寫了篇《六譯聖人贊》，載《讀書》2000年第11期。這似又把廖先生尊爲“聖人”，劉文的論說頗有可取之處，但文中常用外國哲學術語作論斷，愚不學，不敢辨其是非，因此也不便隨聲附和。
另有一種得到較多學人信從的是馮友蘭、范文瀾兩先生的說法，馮先生說：
廖平所說……吾人若以歷史或哲學視之，則可謂無價值之可言。但廖平之學，實爲中國哲學史中經學時代之結束……其經學之爲變，始於民國七年，其此後所講之經學，可謂已將其範圍擴大至於極點。其牽引比附，有許多可笑之處……就時間言，就其學之內容言，皆可以結經學時代之局者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三年蓉第一版，第1040～1041頁。
范先生說：
他指廖先生——引者注的經學變了六次，第一變講“今、古”，第二變講“尊今抑古”，第三變講“小、大”，第四變講“天、人”，第五變講“人學”“天學”應作“天人、大小”《五變記箋述》，載李耀先先生主編：《廖平選集》上冊，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558頁。下引《廖平選集》同此版本，不另注。——引者注，他這五大變，愈變愈離奇，牽強附會，不知所云。他還想再變一下第六變，雖然有十四年的時間，但終於沒有變出來，這證明了今文學的“末路”……“末路”的前面擺着是“死路”。《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96頁。
兩位大師的說法影響頗爲廣泛，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表的幾篇論著基本上都是跟着這個調子在唱：“廖平經學六變，標誌着經學到此終結。”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頁。“四變以後……往往荒誕可笑，正說明經學到了終結，這條路行不通了。”锺肇鵬：《廖平》，載賈順先、戴大祿主編：《四川思想家》，巴蜀書社1988年版，第542頁。“廖平的經學理論，有着自己的歷史義蘊，這就是無情地宣告了經學的終結。”黃開國：《廖平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297頁。直到2010年，都還有人唱着大致相同的調子：“他一生尊孔讀經的呼號，又恰恰成了古典經學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哀鳴。”他是“中國古典經學的最後一位大師”舒大剛：《經學大師廖平評傳》，載《宜賓學院學報》2010年1月第10卷第1期。。類似的說法當然還有，這裏就不贅引了。
看來，認爲傳統經學在清末民初已踏上行將終結的旅途，似乎是不少學人的共識。但是，這個行將走完它的旅途而終結的傳統經學，卻並不是廖氏所講論的經學，而是隨着清王朝的覆滅而即將終結的清代經學。蓋清代皇帝只顧自己統治的鞏固，並不期望儒者能有才幹以資世用，而盛世以下的儒者也只知搞點訓詁考據之類的無用之學、做點八股文，以求苟且偷安，故清儒經學之衰微頹敗也勢所必然。此近世之言清學者所盡知，梁啓超、錢賓四等大師也都有所論，用不着我們再來贅述。與此同時，學林中也湧出一些“先知先覺”之士，一些人受西學影響起而反對傳統經學，也有些是從傳統經學中決裂而出另闢一條新路。廖季平先生可以認爲是後者中的一員。兩部《清經解》歷來被認爲是清儒解經的集大成的著作，但在廖先生眼裏卻受鄙夷，他在《知聖篇》中說：
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屢牘；一句之義，眾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考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籑詁》之子孫。《廖平選集》上冊，第208頁。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循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廖平選集》上冊，第210頁。
但其被認爲“頗稱精要”的陳卓人、陳左海之書，也被廖氏在他處評爲“不識堂奧，依傍門戶，略知本原，未能瑩澈”。《廖平選集》上冊，第400頁。而廖氏對清代經學的總評則爲：“國朝經學，初近乎空虛，繼近於骨董，終近於鈔胥。”《廖平選集》上冊，第401頁。而其自述則謂：“蹈沒其中指兩《經解》，——筆者注十數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此皆不爭之辨，無用之學，故決然捨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廖平選集》上冊，第209頁。“腐儒不足以論國計、救危亡也。”見《致菿室主人書》，署黃溶、胡翼等公擬，一般認爲實即先生自作，收入《家學樹坊》，《廖平選集》下冊，第624頁。顯然廖氏早就與清儒經學決裂而“別求安身立命之術”了，先生的第一變就是從清儒經學變出來。因此，廖先生的經學與清儒經學是迥然不同的，只需從兩家的學術內涵略作對比就不難看出來：
一《知聖篇》說：“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爲治經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致用，與政事爲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讀史，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不如西政……讀《王制》，則爲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藝。”《廖平選集》上冊，第208頁。所謂“綜大綱”即同篇所言“六經要旨，以制度爲大綱”。《廖平選集》上冊，第185頁。“制度則經營天下，裁成萬類，無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廖平選集》上冊，第194頁。亦即《經話》所言“經學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廖平選集》上冊，第471頁。自《王制》入手正爲研究制度作鋪墊。近世學者謂：“清人三百年之學，主於考據，尋名物，求訓詁，雖治經而無與於經。”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頁。下引《經學抉原》同此版本，不另注。“其治經者，但能詳名物、通訓詁，亦得好爲經師。”蒙文通：《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經學抉原》，第104頁。是清人治經以名物、訓詁爲重，故自小學入手；與廖氏以經營天下、裁成萬類之制度爲六經之旨要相去遠矣。
二《今古學考》言：“予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廖平選集》上冊，第89頁。故先生教人最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廖平選集》上冊，第399頁。然治經分今、古“是西漢經師舊法也”《廖平選集》上冊，第76頁。，且於“魏晉已絕”。《廖平選集》上冊，第89頁。而清人則於“今、古之分，或頗駭怪”。《廖平選集》上冊，第73頁。即以常州學派之宋于庭言，雖“大張今學之幟，然於今、古之界畔不能辨，於是以三世諸義濫及群經，視前世區區欲以文字辨今古者誠殊，而其不知根荄則一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經學扶原》，第197頁。其餘則或但知有今古名目，或竟不知今古之爲何事？是其與廖先生之治經相隔猶雲泥也。
三廖先生言：“經學以素王爲主，受命改制乃群經大綱。”見《公羊春秋補證凡例》，載《群經凡例》，尊經書局光緒三十二年刻。先生又言：“改制爲《春秋》大門，自來先師多不得其意。”《廖平選集》上冊，第500頁。而章太炎言：清世“理學之言……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經師則多“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兩則皆見《檢論清儒》，載《章太炎全集》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清儒治經與廖先生以改制救世爲宗旨大不侔也。
自上所述經學入門、經學之旨要、治經方法、學經宗旨的比較，可以看出清儒經學與廖氏之學相去有若天壤，說清學的由盛而衰、由興而頹，是早已由其內在理路所決定了的。清學的走向終結，顯然與廖氏不涉。因此，上揭諸家對廖學的評說雖仁、智各別，但皆顯然與廖學不切，我們不得不再來看別家的評說。
著名學者劉申叔師培先生曾評廖氏言：
明於《春秋》，善說禮制，洞徹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之有也。
劉先生對廖先生的評論，與上揭廖氏自道其經學三個大綱——六經旨要以制度爲大綱、治經以分今古含家法條例爲大綱、經學以素王改制爲群經大綱——若合符節。蓋劉氏乃清末民初著名經古文學大師，又是四世傳《左氏》的經學世家，學術精淳，識見宏深，且嘗遊西蜀，與廖氏共講席於成都國學院，朝夕相處，議論相接，故能對廖學有高度認知、深刻理解，乃能作出如此中肯、準確、的當的評語，特其末“魏晉以來未之有也”的結論，就準確地點出廖氏經學與魏晉至清的傳統經學是迥不相同的。這就明白指出前揭諸君以廖學標誌着傳統經學的終結之爲誤判則可不言而喻了。
但是，劉先生這個論斷雖準確指出廖學與清學之截然不同，惜乎他還沒能點出廖學的實質及其歷史意義，這就不得不請讀者再看看侯堮先生紀念廖氏逝世所作《廖季平先生評傳》一文：
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上，具有相當地位，而在晚清思想史上，亦握有嚴重轉捩之革命力量。由先生而康南海，而梁新會、而崔觶甫，迄至今日如《疑古玄同》、馬幼漁、顧頡剛諸先生……均能擴大而爲辨僞之新運動……回憶四十年來之中國思想界，類似霹靂一聲者爲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等等，而廖先生則此霹靂前之特異的電子……吾人於今日審查學術思想之進步，除東西舶來品外，要不能不歸功於貞下起元、曙光煥發之廖先生！……廖先生崛起，著成《今古學考》《古學考》《知聖篇》《四益經話》等書，遂將三千年來之孔子，及數千年之經學，與經學所產生之思想言論，根本改造，發前人所未發……此一切一切皆形成空前之結論，又皆尊源於廖先生之經學革命之功。本段文字轉引自鍾肇鵬《廖平評傳》，載鍾著《求是齊叢稿》下冊，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845頁。
侯先生這篇文章雖作於八十多年前，但並未因時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義，侯文的意義就在於它如實地道出了廖氏經學的實質；廖先生是在傳統經學逐步走向衰頹消亡之際進行了一次經學的革命，創建了一個新的經學體系，這纔是廖學的準確的歷史定位。
二、“素王改制”是廖氏經學內在發展的必然結論
先生家庭並不是詩禮傳家的書香之家，而是生活比較困苦的平民之家。少年時奉命執役茶肆，偶不慎茶水誤污客衣，遽遭怒斥，先生深以爲恥，辭肆事立志讀書，但先生記性欠佳，不能背誦，至十多歲時猶然，幾於輟學，塾師許以不背，乃得續讀。後思路漸進，乃習爲時文，曾三赴院試，於同治十三年1874乃中秀才，時年二十三歲。次年，尊經書院成立，擇府縣高材生肄業其中。光緒二年1876，先生赴成都應科試，以優等補廩饍，調讀尊經，時尊經由錢塘錢鐵江徐山主講，教以吳皖之學，始知訓詁、考據之藝。光緒四年（1878），學政譚宗浚集尊經諸生三年課藝刊爲《蜀秀集》，先生入選者有《爾雅舍人小考》《六書說》《滎波既豬解》等九文。是年十二月，湘潭王闓運湘綺來川主講尊經。王善文詞，曾入曾國藩幕，撰《湘軍志》，亦治經學，爲《公羊箋》聞於時。次年二月，闓運遷住內院，先生與張祥齡均有志於《公羊》，常與祥齡就教於王，每至深夜。先生之由吳學轉治今文，顯以湘綺之故。然王“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孔廣森”。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三年渝第二版，第46頁。先生既事湘綺有日，疑亦不慊於王。吳虞《六譯老人餘論》載先生嘗言：“王湘潭於經學乃半路出家，所爲《春秋例表》至於自己亦不能尋檢。世或謂湘潭爲講今學，真冤枉也。”又名《愛智廬隨筆》，載《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頁。據《六譯先生年譜》，王著《春秋例表》在光緒六年庚辰，先生自謂：“庚辰以後，厭棄破碎，專事求大義，以視考據諸書，則又以爲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經學初程》廖平：《經學初程》，尊經書局光緒二十三年刻，第12頁。《年譜》此《年譜》指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正由上海古籍書局出版中，我所據係清樣本，巴蜀書社所印係據此《譜》摘錄，下引《年譜》同此，不另注。謂先生是年“專治《穀梁春秋》，纂《穀梁先師遺說考》四卷”。民國五年湘綺卒，尊經同人設奠於尊經舊址祭之，先生祭文有“避火畫水，投荒《穀梁》”見《年譜》引。之句，連串讀來，豈能無言外之意耶!
先生此所謂“求大義”主要是落實在六經制度上。其治《穀梁》首重制度，因以與《王制》相校，乃見“《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然後以此爲素王改制之書”，遂由此引出一段發現“今、古學”的緣由：
乙酉光緒十一年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應證耳。偶鈔《〈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別爲一家也。遍考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說，弟子多主此義，推以遍說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說。乃訂《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說以明之。
同時，又發現“今古經傳，唯存《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爲今古之分者。四家爲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文者爲正宗，以三傳有明文者爲輔佐。”因而乃定“今古之分，全在禮制”。“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爲主。”“今古之分，不在異文。”此上八引皆見《今古學考》卷下。乃於翌年成《今古學考》。書甫成，西平蕭藩稱先生之書“恢復今古舊學，雖原本漢人，然其直探根本、分晰條流規劃，乃在伏賈之間，西漢以來無此識力”。見蕭藩《公羊解詁三十論》跋語，尊經書局光緒二十三年刻。即以比於顧亭林之論古音、閻百詩之攻僞《尚書》，同爲清代經學三絕。
今、古之事爲兩千年之絕學。先生之前，學人蓋唯知文字異同或立學與否，皆未曉其根本，“先生依許、鄭《五經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制，而歸納於《王制》《周官》，以《王制》《穀梁》魯學爲今學正宗，以《左氏》《周官》梁趙學爲古學正宗，平分江河，若示諸掌，千載之惑，一旦冰解。皮氏錫瑞、康氏有爲、章氏炳麟、劉氏師培胥循此軌以造說，雖宗今宗古之見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禮，則皆決於先生說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經學抉原》，第197頁。故其書始出，德清俞蔭甫先生亟稱爲“不刊之書”。見《年譜》光緒十五年。俞氏弟子章炳麟先生亦言：“井研廖氏說經善分別今古，蓋惠棟、戴震、淩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別今古文，碻然不易。”兩引皆見《太炎文錄程師》。世學之稱譽先生多以此。
然時人亦有持異義者。恕我淺陋，我近來纔讀到王俊義先生在世紀之初所寫《經學及晚清“經今、古文學分派說”之爭議》承友人下載自“中華文史網”。，得知李學勤先生有《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一文，“對經學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獨到之見”。但很遺憾，我也沒能找到李先生的文章，只得引用王先生文中的轉述了：
關於漢代有經今、古文之說，主要是廖平在其《今古學考》中提出來的，而後康有爲在其著作進一步闡定……然而這樣的觀點實際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慮漢代經學所謂今文爲一大派、古文爲一大派的觀點。
可惜王先生所引李文過於簡略，調子雖高，不知其詳，不便研討。據王先生說，他在錢賓四先生的《國學概論》與《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早曾提出與李先生相類似的觀點。經檢《平議》爲1958年合《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周官〉著作時代考》四文爲一書，所作《自序》中確有王先生所揭諸說：
此四文皆爲兩漢經學之今、古文問題而發。其實此問題僅起於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脅學術界，幾乎不主揚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在，而夾求之兩漢經學之實況，則無如此所云云也。
晚清經師，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張今文經師之所說，既多不可信；而主張古文諸經師亦同樣不可信，且更見其疲軟而無力。此何故？蓋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學者門戶偏見，彼輩主張今文，遂爲今文諸經建立門戶，而排斥古文諸經於此門戶之外。而主張古文諸經者，亦即以今文學家之門戶爲門戶，而不過入主出奴之意見之相異而已。上兩引自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以下所引皆見此書，不另注。
賓四先生又常被稱爲實證派史學大師，其爲文多喜旁徵博引以爲說，而此處二論則僅論斷而無佐證，與先生所常論不類。及細讀先生之書，則驚見書中所論頗與序言所說剌謬不合。唯此今古之事固非三言兩語可了，故《家法考》一文略長四萬言，而今、古學實爲漢代經學中之最大家法，故文中之專言今古事者達數千言，於此不能詳引其論說，僅摘文中所作有關結論性意見如下：
東漢經學，仍無今文、古文之分，具如上說。然其時固有“今學”、“古學”之辨，此乃東漢經學界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東漢經師爲學，分野既別，風趣相異，而爭論亦時起，其最著者爲白虎觀議奏。史稱：中與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環，及鄭玄答何休，義據通深，於是古學遂明。
文字之古今，固無關宏旨也……知文之今古本不爲當時所重。當時辨學術分野則必曰：“古學”“今學”，不稱“古文”“今文”，大略率如是。
蓋諸經率皆有古字，即博士諸經亦然，故不得有今文經、古文經之別，經學之古今，皆不得指經籍與文字言。
漢人僅言“古學”，不言“古文學”，僅言“古文”，不言有“今文”，更無論有所謂“今文學”。
接上揭諸文，不難看出賓四先生是承認東漢經學中是確有“今學”、“古學”兩派，且先生用“分野”一詞言之，則似可與“大派”一詞等量齊觀；“今”、“古”雖可名學，“今文”、“古文”則只是不同文字，而無所謂“今文學”、“古文學”。這與廖氏《今古學考》所言：“今古之分不在異文”《廖平選集》上冊，第90頁。，“但以文字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經學四變記初變記》，《廖平選集》上冊，第547頁。而廖先生之書亦但名“今古學”、“古學”，書中論說亦但稱“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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