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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分析和探讨了中央研究院从建立到其主要机构并入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之前20年发展历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者认真考察了中央研究院的体制渊源和模式选择，对中研院的评议会、院士制度等重要体制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作者重点从“计划科学”的角度，对中研院的机构和学术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出一些饶有意味的现象。作者在搜罗翔实史料的基础上，以包括“计划科学”乃至计划经济等东西方科技、社会发展背景为参照，通过层层剖析而提出自己的看法，细心的读者都会从作者提供的史料和阐述的论点中获得新的启示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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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付邦红，女，硕士，讲师。
1972年生于合肥，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1996年7月-1999年8月在铜陵化学工业集团工作。1999年9月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从事中西科技交流史和物理学史研究。2002年4月-10月，受德国国家学术交流中心资助，在德国Erlangen-Nuremberg大学汉学系进行合作研究，同年10月获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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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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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章时移世易——计划模式的产生及其争论
**节苏联的计划经济与计划科学
一、苏联的计划经济
二、苏联的计划科学
第二节以英国为中心的关于计划科学的争论
一、争论的缘起
二、争论的爆发
三、争论的发展
四、转折与尾声
第二章宏业远图——中国早期的计划思潮与实践
**节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与实践（1949年以前）
一、国民党早期的建设计划
二、国民政府的计划经济实践
三、知识界的计划经济与计划政治思潮
第二节中研院成立之前的科学发展计划
一、“科学”之肇始与中国科学社的计划
二、国立研究院的倡立与中基会对中国科学的导向
第三章帷幄运筹——中研院的初期建设计划
**节中研院的筹建
一、中研院建立之缘起
二、中研院的筹建
第二节中研院研究范围的选择与研究所的建立
一、中研院研究范围的选择
二、中研院研究所的建立
第三节中研院组织模式的选择与院内体制的初步确立
一、中研院组织模式的选择
二、中研院的内部体制建设
第四章拔锚起航——中研院建院后的工作计划及科研领导
地位的基本确立
**节建院初期的六年计划与年度计划
一、六年计划之缘起
二、六年计划的内容及特点
三、六年计划的执行与年度计划
第二节中研院三年计划
一、三年计划的缘起及内容
二、三年计划与中研院选址问题分析
第三节评议会的成立与中研院科研领导地位的基本确立
一、评议会的正式成立
二、中研院评议会对全国学术合作的有力推动
三、中研院科研领导地位的基本确立
第五章举步维艰——中研院战时计划及对国家科技体制建设的推进
**节国民政府的“计划政治”与中研院计划
一、行政三联制的提出及推行
二、“计划政治”框架下的中研院计划工作
第二节中研院设立国家科学奖励金和召开全国学术会议计划
一、中研院对设立国家科学奖励金的努力
二、中研院的“全国学术会议”召开计划
第三节中研院与教育部在完善国家科技体制建设中的纠葛
一、教育部对国家科学奖励金设置权的争夺
二、从全国学术会议到院士会议
第六章美好憧憬——中研院的战后复员及重建计划
**节中研院对国家科研机构体系的构想及对西方理论的应用
一、《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对国家科研机构体系的构想
二、《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对西方理论的应用
三、《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的实质及后继情况分析
第二节二届二次评议会关于科学发展给政府的建议
一、《倡助科学研究意见》的形成及内容
二、《倡助科学研究意见》的执行结果及评价
第三节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发展规划及《发展应用科学
十年计划》的产生
一、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发展规划
二、李约瑟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分析
三、学术与政治的分野——《发展应用科学十年计划》的内容
及结果分析
第七章即事穷理——关于“计划科学”的理论探讨
**节科学可以计划吗——中国的反响
一、科学与社会关系认识的演化
二、“科学统制”理论的提出及其争议
三、《科学时代》等对“计划科学”的集中宣传
第二节如何计划和计划什么——计划路线的争议
一、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争
二、学术自由的保障及“计划科学”具体路径问题
三、上海“计划科学”座谈会
第八章余绪犹存——中研院“计划科学”的影响
**节“计划科学”对民国科学的影响
一、基于论文的统计分析
二、基于科学事业的分析
第二节“计划科学”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一、科技政策思想基础的奠定
二、“计划教育”思想的发展
第三节民国“计划科学”在1949年后的影响
一、迁台后中研院的计划工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科学计划工作中的民国遗风
结语
一、观点综述
二、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计划科学”
附录
附录1:《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1942）节选
附录2:倡助科学研究意见（1944年6月）
附录3:发展应用科学十年计划草案（1946）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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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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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四五百年来的科学史难以言说。十六、十七世纪，当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的时候，正好也是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从而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幕之时。令人不解的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这三百年，也是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差距日益扩大的三百年。从明末到清末，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建立任何一所近代意义的科研机构。尽管早在康熙年间，爱好科学的康熙皇帝从法国传教士那里了解了法国皇家科学院，但中国自己的国家科学院，却是在清朝覆亡十余年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就此而论，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的建立，无论如何都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付邦红博士的这部著作分析和探讨了中央研究院从建立到其主要机构并入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之前20年发展历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者认真考察了中央研究院的体制渊源和模式选择，对中研院的评议会、院士制度等重要体制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作者重点从“计划科学”的角度，对中研院的机构和学术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出一些饶有意味的现象。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学者，常常强调现代学术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断裂，而作者却指出前后的关联和延续。当然，这样的宏大叙事，也许不是几篇论文或者一两本著作就可以完全达成的。但作者在搜罗翔实史料的基础上，以包括“计划科学”乃至计划经济等东西方科技、社会发展背景为参照，通过层层剖析而提出自己的看法，细心的读者都会从作者提供的史料和阐述的论点中获得新的启示和认识。
阅读这部著作，很自然而然就要想到自己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这个当代中国的国家科学院，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至今已有65年的历史。而我在其中学习和工作已有30年之久，整理研究其历史也有十来年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前身。正如作者指出，中研院的一些研究所的所长和相当多的院士，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都出任了中国科学院的所长，或为某些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中研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计划科学的讨论和酝酿，一定程度上也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科院全面接受计划科学做出了铺垫。这些都是这两个有承继关系的国家科学院发展的连续性。然而，比较一前一后的两个国家科学院，虽然其基本组织结构颇为相似，却有几点引人注目的差别值得注意。这里仅说两点。
首先是在体制上，中研院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而中科院则更重视政策，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基本的章程可循。中研院筹备之初，就拟订了“组织法”，明确了中研院的定位和目标、职责和使命、组织架构和组织管理体制等基本内容，以后虽然不断修订，但基本精神没有大变。而中科院则直至1981年才颁布实施了**部《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而这个章程仅仅试行了两年多就被弃置一旁。再过了将近20年，到2002年，中科院有了第二部章程。这一章程虽然没有“试行”二字，却既不具备国家法律意义，也缺乏国家科学院章程应有的一些必要内容，而富于中国特色。
近几十年来，政策重于制度已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导致我国科技体制中官本位现象十分突出。在中研院的体制体系里，评议会和院士制度居于重要的位置，蔡元培等先贤甚至视评议会为中研院的百年大计，而中科院虽然一度将学部作为全院学术领导机构，但*近的30年来，学部和院士组织，基本上与全院的学术科研脱离了组织联系。这种学术评议组织的缺失，直至近三四年在实施“民主办院、人才强院、开放兴院”的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才因新设全院学术委员会等组织而略有改观，但中科院的学术体制仍有待改进和完善。
其次是中研院和中科院“计划科学”实践的巨大差别。诚如作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研院的科学发展计划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尽管后期开始谋求自上而下的“集权计划”，但研究计划仍体现出极大的自由，基本上是由研究人员自主提出的。而中科院自建院开始，在为人民服务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导向下，迅速开始了大规模的“计划科学”实践，研究人员的自主空间要小得多。不但中科院的主要研究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规划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科院的重大科研活动，也是按照重大规划和各种计划组织和实施的。从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57项重点任务，到当今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计划科技”乃是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手段，中科院承接了其中的许多重大任务。
推崇“计划科学”的一些人，甚至将它拔高到“科技举国体制”的程度。其成败得失究竟如何？“两弹一星”配套攻关、“牛胰岛素合成”、“杂交水稻”全国大协作等“计划科学”的成功案例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同时很多不成功的例子则被隐没而鲜为人知。个中原因，大概在于科技计划是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即使中科院和有的科学家愿意对计划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大概也不是永远居于正确地位的政策制定者所乐见的。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缺乏对中国当代“计划科学”实践的个案解剖和深入分析。
过去的中研院仅有14个研究所，人数不过500来人。但在短短的20年内，就确立它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而数万人、百余所规模的中科院，肩负着科技国家队的重要使命，则不仅面临着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巨大压力，还时常遭到来自我国科技界其他系统的种种挑战，有时还要承受来自高层的如“不冒泡”之类的指摘。前后比较，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这里仅从体制制度建设和科研活动的计划组织谈两点粗浅的感想，我想中研院的经验是值得重视、可资借鉴的。
中国现代科技事业还不过百年。*近的百年，如果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相比，进步当然是巨大的，但如果与同时代世界科技先进国家相比，则差距显著、乏善可陈。这百年来的中国科技史特别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历史连接着现实，当代中国科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一些问题的延续。从史实中求史识，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是历史学者应有的责任。相信读者从这部学术著作阐述的中研院20年历史中，会得到不同的收获和启迪。
*后，我还想说几句题外的话。13年前，小付和来自中科大、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的几位研究生，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在爱尔兰根大学汉学系学习和研究时，我有幸在那里与他们相识。那时她正在石云里教授的指导下做西学东渐史范围内的硕士论文。后来她在胡化凯教授和汪前进研究员的指导下，转向了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当日在爱尔兰根风华正茂的几位青年人，除了在那里不幸殂谢的伟华之外，其他各位都已成长为学界栋梁。现在小付的著作即将付梓，我很乐意写下自己的感想，并向她表示祝贺。
王扬宗
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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