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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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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决策理论为纲，以案例研究为本，其结论独具匠心，还具有较高的可读性，既可以供专业人士参考，亦可供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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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决策已经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两个基础”、“四大支柱”、“两个制约”和“六大层别”的基本特征，即“中国古代王权专制传统与大一统天下观的政治遗产”与“现代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政权确立的政治现实”构成了中国对外政治权力的两大基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充满道义感的国际政治伦理与讲究实效的现实外交”、“讲求内部统一和共识的执政理念”和“日益开放的外交决策体系”组成了中国外交决策的四大支柱；“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以及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制约中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行为体由外围到核心的六个层次组成，并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了“漏斗型”决策模型。
在这个决策模型中，决策是逐层由外围向中心渗透的。但是，在常规决策与危机决策时，表现出不完全一致的特点，体现在各决策行为体参与政治过程的程度和发挥作用的差别。中国外交决策模式，其实质是“党内共识”与“协商民主”，是“民本”政治思想在“高级政治”政策过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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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宋海啸，广东雷州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南亚国际问题、非传统安全、外交决策理论。
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决策已经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两个基础”、“四大支柱”、“两个制约”和“六大层别”的基本特征，即“中国古代王权专制传统与大一统天下观的政治遗产”与“现代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政权确立的政治现实”构成了中国对外政治权力的两大基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充满道义感的国际政治伦理与讲究实效的现实外交”、“讲求内部统一和共识的执政理念”和“日益开放的外交决策体系”组成了中国外交决策的四大支柱；“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以及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制约中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行为体由外围到核心的六个层次组成，并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了“漏斗型”决策模型。
在这个决策模型中，决策是逐层由外围向中心渗透的。但是，在常规决策与危机决策时，表现出不完全一致的特点，体现在各决策行为体参与政治过程的程度和发挥作用的差别。中国外交决策模式，其实质是“党内共识”与“协商民主”，是“民本”政治思想在“高级政治”政策过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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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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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中国对外政治权力的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政治权力基本逻辑
二、中国对外政治权力分析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想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抗美援朝”决策分析
一、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分析
二、中国对外政治权力使用分析
三、中国“抗美援朝”政策决策过程及其特点
第三章“中苏关系正常化”决策分析
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治权力结构分析
二、中国对外政治权力使用分析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政策决策过程及其特点
第四章“炸馆事件”决策分析
一、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对外政治权力结构分析
二、中国对外政治权力使用分析
三、“炸馆事件”决策过程及其特点
第五章中国外交决策模式
一、中国外交决策的特点
二、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漏斗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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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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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对外政治权力的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
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对外政治权力的基础来源于国内政治传统和现实政治。在中国，打上“家天下”思想烙印的传统政治文明和深受民本思想影响的现代人民民主理念构成了对外政治权力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政治权力基本逻辑〖1〗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
5000年文明的古老中国以其经久不衰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传统，塑造了绵延2000多年的灿烂辉煌古代文明，它一次又一次将中华大地的巨大潜力发挥至极，在长达数百年中使中国经济总量雄踞世界前列，这时欧洲人尚囿于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中，只能望中华之项背。直到19世纪初，中国人仍悠闲地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举世无双的传统制度之中。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在内困外忧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成为西方列强的俎上之肉。然而，舶来的西方民主政权体系并没有像众多有识之士所期待的那样，拯救中华于水火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才真正让中国人重新站立起来，建立在悠久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政治权力体系，让中国人重新走向复兴。“从国家宪政结构上来看，现代中国和现代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要把一个帝国的内容纳入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西方的文明古国和帝国都解体了，唯有中国生存下来”。
强世功：“离开中国共产党，中国模式就讲不清”，潘雅等主编：《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2页。
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千年不衰的皇权专制政治。
皇者，古为上天，光明之意，因给予万物生机谓之皇；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皇为上，帝为下，古人的皇帝意指天地，而“皇帝”一词则是告诉人们，皇帝是万物之主。中国皇权专制政治制度尊皇帝为“天子”，赋予其无所不包的大权，甚至对人民生命和财产生杀予夺的大权。皇权专制政治制度发端于夏，成形于秦，终结于清，连绵千年而不衰，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有学者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传统除了“专制”之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它表示“权力被家族垄断”之意，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家国同构，天下一家”的“大家”的意思，这就给权力的家族或个人垄断披上了一层温馨的外衣、涂上了浓郁的血脉亲情、染上了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的色彩，给众多臣民以极大的归属感。第二，制度（人格和规则）的双重特征。当朝廷推行“天下为公”、“克己复礼为仁”，推行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一套伦理规范，并在强迫天生具有自利倾向的臣民接受时，人格分裂式的“假”、“大”、“空”也就成为专制时代的流行色。朝廷推行的儒家正统理论与官员实际行为的严重背离，公开标榜的正式规则与实际通行的潜规则并行不悖。中国公开的规则常常是抽象的、弹性的，私下的潜规则往往是公开的正式规则的变通、偏离，甚至是背离。第三，权力的垄断与流动并行不悖。它包括“元”权力、“派生”权力和财产权的垄断与流动。中国社会权力的垄断维持了帝国的“大一统”，权力的流动又给大一统的制度注入活力。皇帝拥有主宰大一统中国的“元”权力，然而，中国的传统经典又告诉人们“人人皆舜尧”、“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如果苍天已死，皇天无道，皇权这个无所不包的“元”权力就不再固定于某个姓氏，于是就会有人替天行道，“造反有理”，江山易主，“帝位”和“元”权力就成了流品。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官职和财产。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废除了官僚世袭制，隋唐的科举取仕，让“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另外，个人可拥有财产，但专制政府可随时改变财产的占用规则，对个人财产进行限制或没收。
袁绪程：“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载《改革与战略》，2003年第10期，第9—11页。
“君主专制统治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生成物，在中国社会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第二阶段，风雨飘摇的民国民主政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这场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到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结束，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中华民国政治权力的实践，大体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
孙中山以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试图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经过千辛万苦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却在军阀混战和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下，化为泡影。民国十六年4月，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各派的争斗和新军阀的混战中，取得优势，从而确立其统治。国民党通过实行“训政”，建立五院制政府，不断强化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治集团通过武力，实现了政治的统一，把国家政治权力掌握在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大官僚手里，推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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