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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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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仅深化了对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意义的理解，而且为全面把握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更加宽泛的中美关系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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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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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研究进行全面梳理评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出“公众—国会—政府”的诠释框架来更好地说明美国贸易保护之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上的必然性。“公众—国会—政府”将国际贸易对美国社会普通公众贸易偏好的塑造与美国政策制定程序结合，揭示了美国贸易政策出笼的政治根源，强调了草根阶层对于美国整体政策制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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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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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俊，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士，中国社科院在站博士后。1973年12月生，山东省临沂市人。2008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执教。主要从事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研究。现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以及《教学与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目前主持与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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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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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
第一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视角
第一章美国贸易政策中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争（）
第一节美国贸易政策的理论诠释（）
第二节美国贸易政策的实证分析（）
第二章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
第一节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理念的嬗变（）
第二节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的变迁（）
第二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公众视角
第三章要素流动与公众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节要素流动与公众贸易联盟（）
第二节要素流动下的美国公众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章进口竞争产业公众联盟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节美国进口竞争产业公众联盟及其诉求（）
第二节进口竞争产业公众联盟的贸易保护主义路径（）
第五章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与美国对华公众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节美国纺织业要素流动程度与纺织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节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与美国对华公众贸易保护主义（）
第三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会视角
第六章公众塑造国会贸易偏好的路径与国会保护主义氛围（）
第一节路径点理论与国会政治结构（）
第二节国会浓厚保护主义氛围的原因分析（）
第七章国会贸易保护主义氛围的稀释与最终形成（）
第一节国会贸易保护主义氛围的稀释（）
第二节国会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形成（）
第八章放大与稀释：国会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美国国会主要涉华提案（）
第二节美国国会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放大与稀释（）
第四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府视角
第九章美国贸易决策阶段与公众、国会贸易保护主义的输入（）
第一节美国贸易政策决策阶段与公众、国会保护主义的输入（）
第二节公众、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基于2007年《中国制造》危机的实证分析（）
第十章美国行政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节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行政部门（）
第二节美国行政贸易保护主义（）
第五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华视角
第十一章兼顾保护主义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第一节美国自由贸易为主的对华经济政策（）
第二节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
第十二章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看美国对华贸易保护（）
第一节美国公众的整体对华贸易认知（）
第二节作为对华贸易保护沟通行为体的美国国会（）
第三节输出对华贸易保护的美国政府（）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常用英文缩略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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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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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美国贸易政策中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争，第二章为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在第二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公众视角中，分三章研究了公众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系，分别是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章为要素流动与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第四章为贸易进口竞争产业公众联盟贸易保护主义，第五章为实证检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与美国对华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第三部分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会视角，具体包括三章介绍国会与美国贸易保护的关系，分别是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六章为公众塑造国会贸易偏好的路径与国会保护主义氛围；第七章为国会贸易保护主义氛围的稀释与最终形成；第八章为实证研究，以1997—2008年8月国会提案为例分析了国会对公众贸易保护主义偏好的放大与稀释。第四部分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府视角，分两章诠释了美国行政贸易保护主义，分别是第九章和第十章。第九章为美国贸易决策阶段与公众、国会贸易保护主义的输入，第十章为美国行政贸易保护主义。第五部分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华视角，分两章诠释了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分别是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第十一章为兼顾保护主义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第十二章为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看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第十三章为结论。本章对本书内容进行总结并指出分析框架适用的局限性。二、本书主要假设所谓“假设”，有时也被称为“命题”，指两种现象间的猜测性关系。2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三个基本逻辑假设。支撑本书研究的核心假设是美国公众、国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利益诉求一致之处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笔者称之为假设I。在此框定下，笔者又提出了两个次级假设，命之为假设II与假设III。假设II：在开放经济下，要素流动水平高低塑造了公众迥异的贸易偏好；假设III：美国政治制度安排最终输出了公众贸易保护主义。具体内容如下：假设I：美国公众、国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利益诉求一致之处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这是本书的关键命题。实际上，这三者所蕴含的实质是，公众的贸易偏好必须通过美国政治制度才能转化为美国贸易政策分配的现实。其中，公众贸易偏好与美国政治制度是自变量，美国贸易政策是因变量。进一步，这一命题包含三个关键次假设：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路径中，公众是自由贸易怀疑论者，国会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沟通行为体，而行政部门即政府是最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输出者。总体而言，美国公众对自由贸易颇多疑虑。这可以从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推知动因。从表层看，美国公众收入的相对停滞与失业的存在是公众保护主义贸易观的直接触发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尽管开放经济使美国权力与财富不断攀升，但也造就了赢家与输家，上层美国人受益，而中下层公众与此无关。伊曼纽尔·萨伊斯EmmanuelSaez等人认为，“假如经济在不断增长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受益，这就超出了我们关于公平的概念，它能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同时，公众失业严重，再就业困难。但政府采取的贸易调整政策很少得到落实，给予的“补偿实际上很少兑现，而且从来没有得到完全兑现”。因此，自由贸易鲜少在美国公众中凝聚共识。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关于全球化系列调查报告，在贸易对就业的影响问题上，多半美国人认为贸易对美国工人的工作构成了威胁，超过90%的美国人认为在贸易协定中应该包括最低工作条件。从深层次来看，美国公众贸易保护主义偏好形成的决定性动因是开放政策下，产品生产要素流动具有分配效应，导致公众不同贸易倾向的形成。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就肇始美国公众贸易观的这两个动因看，表层原因是外在的，深层变量是内在的、不易觉察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表层原因是深层原因的展现，深层原因决定了表层原因。国会是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的沟通行为体（linkageagent），它为公众贸易偏好进入美国贸易决策提供了渠道。国会顺应公众保护主义诉求的依据是美国宪政设计，实现的工具是代议制和监管对外贸易的权力。宪法规定美国实行代议制民主，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国会。作为代议公众的工具，在责任政治下，议员要对公众负责。一方面，议员认同公众的观点；另一方面，国会作为“最能体现民主理念的部门”，其贸易倾向必须“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要求”。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至高无上的贸易权力，总统没有被授予处理任何贸易事务的权力。在“快车道”贸易授权之后，由于国会对此附加了一定的条件，“授权并不代表着弃权”，国会通过反复限制总统的贸易裁量权、国会对总统决定的“反否决”override制度以及可信的制裁威胁等，有效地压缩了总统制定政策的空间。因此，国会仍旧能够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国会往往也就借此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齐聚的场所。行政部门作为贸易政策的最终输出者，拥有的贸易权力包括贸易谈判权以及国会给予的“快车道”授权。依据宪法第二章所赋予的对外事务权，总统演绎出了管理国际经济政策的贸易谈判权。国会通过“快车道”授权将贸易裁量权赋予了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政府可以不经国会批准与外国贸易伙伴磋商贸易壁垒，国会必须在90天内对政府提出的贸易法案进行可否实施的表决，不得修正。总统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下来，国会的作用便是促进或阻拦总统的决议。但是，“快车道”授权是有条件限制的，国会可以随时威胁收回权利或者修改赋予总统此项权利的法律条文。因此，国会成为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为了推进开放经济，行政部门不得不对国会的态度有所顾忌，而国会担心的则是美国公众的态度。综上所述，这三者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偏好与行动各有其逻辑根据。美国公众是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源头，它实现的工具是美国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以及选举权利。前者是其表达贸易观的法律依据；后者是其与国会互动的工具，可以促使立法者改变贸易偏好。国会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产生路径的关键，它将公众保护主义观点传输给行政部门。实现国会这一诉求的工具是附有条件限制的“快车道”授权。“快车道”授权促使政府在贸易谈判中不得不顾及国内公众与国会的贸易倾向。假设II：在开放经济下，要素流动水平高低形成了公众迥异的贸易偏好。在开放经济下，要素流动水平是不均衡的，存在高低之分。斯帕尔帕—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是从经济学角度阐释贸易与国内产品要素之间关系的典型理论。斯帕尔帕—萨缪尔森范式认为，贸易使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这导致出口产品密集使用的那种生产要素（通常指资本）即国内供给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同时，它也使出口产品生产中非密集使用的那种生产要素（通常指劳动力）即国内供给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换言之，劳动力要素流动处于低位，而资本则处于高位。斯帕尔帕—萨缪尔森范式假定了要素是可以在不同产业流动的，而实际上，资本和劳动力鲜少流动，李嘉图-维纳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它假定了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是静止的、属于某个特定产业特有，不能从效率低的产业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这样，“特定要素的收益与它们所属产业的运气紧密相连”，在这一范式下，社会只存在两个产业：进口产业和出口产业，两个产业都有特定要素。进口产业要素流动性低，而出口产业的流动性高。这种要素流动水平的高低，导致了不同贸易偏好选民联盟的形成。在自由贸易环境下，由于选民来自贸易的经济收益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贸易偏好联盟。在斯帕尔帕—萨缪尔森模型下，由于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即劳动力受损，组成了贸易保护主义选民联盟，而资本为丰裕要素，自开放经济中收益多，这些要素的持有者形成了支持自由贸易的联盟。李嘉图—维纳模型下，受到进口冲击的本地产业，由于进口增加，产品价格降低，产量减少，劳动力流出；这样，相比较出口和进口产品的价格，在受到进口竞争的产业中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持有者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劳动力涌向了出口产业，由于进口产品导致价格下降，出口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出口产业的特定要素就变得更加多产（由于有额外的劳动力使用），相对于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的价格，收入更高。这种贸易收益的分配，导致出口产业选民支持自由贸易，而受到进口冲击的产业选民则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这两个模型是一种理论上的极端形式，生产要素被假定为完全的移动或者是具有完全的特定性。这仅仅是为了构建模型的原因。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互补”而“非排斥”。\[美\]杰弗里·A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著，姜鹏等译：《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确切的表达可以是：“如果要素具有流动性，在要素流动高时，广泛的阶级政治联盟会形成，而当流动低时，较窄的产业政治联盟形成。”根据来自贸易收益的多寡，形成了支持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联盟。总体而言，劳动力联盟和进口产业联盟支持限制贸易。但是，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持和反对关税立法的联盟，大致势均力敌，但它们向国会施加的压力却绝对不平衡。由于支持关税立法的压力如此之大，事实上，反对派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保护主义联盟处于凸现的位置。假设III：美国政治制度安排最终输出了公众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假设包含两个子假设：子假设一，美国公众贸易保护主义偏好必须通过美国国会政治结构加以实现；子假设二，公众和国会通过贸易决策的过程影响了行政部门的贸易政策输出。国会政治结构为美国公众实现贸易保护主义诉求提供了路径点。首先，国会实行两院制。宪法规定美国实行两院制，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均握有强势权力，宪法赋予参众两院相同的贸易立法权与监管权。简言之，二者平行牵制而又共享权力。与此同时，二者之间选举方式不同，参议院实行地域制，有助于一些联盟实现超越其人口的贸易诉求，而众议院实行人口制，这也使一些利益集团以人口优势挟持政府政策。其次，国会分工实行委员会。由于国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中进行的，因此，事关贸易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贸易政策取向上至关重要。自20世纪70年代民主化运动之后，国会贸易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逐渐增多。随着冷战后国会改革和贸易事项的不断扩大，所涉及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处于膨胀状态。这就放大了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数目，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者在制度安排上游说路径点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水平上升。最后，国会决策程序复杂，被誉为“障碍跑道”。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一个法案提出后要经过诸多关卡、层层障碍，才有可能成为法律。这就为外界影响立法出笼提供了各个程序过程中的切入点。公众和国会通过贸易决策的过程影响了行政部门的贸易政策输出。该假设的前提是经过“快车道”授权，国会将贸易权力转让给了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总统占据美国贸易决策体系的主导，国会在让权后处于从属位置。因此，公众和国会若想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必须借助于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的贸易决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经过五个阶段：问题呈现、产生选项、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回顾。公众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呈现倒“V”字型的关注周期，在决策阶段达到峰顶。在这两个过程的互动下，行政部门最终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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