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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中国口述史**力作 原中宣部部长 邓力群 口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的各种工作细节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反冒进、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等的台前幕后
刘少奇力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今时、对我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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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邓力群曾在刘少奇同志身边从事秘书性工作，亲身经历许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刘少奇同志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性格品质、思想理论、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的关系等，都有深入的了解。
邓力群以亲历者和知情人的身份，讲述刘少奇同志的贡献、思想、理论、作风，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内容既能展现刘少奇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又能廓清历史迷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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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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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1915—2015），湖南省桂东县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邓力群文集》《邓力群自述（1915—197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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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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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
康生要我们去找一下刘少奇，请他讲讲党建问题。少奇同志说，他可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他讲这个课，不仅马列学院的学生听，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来听。
少奇同志要组织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代表团要用几个秘书，我算是其中之一。会谈过程中，少奇同志处理得最好的一着是，同斯大林之间的谈话很有水平，说话很得体，很讲究艺术，恰到好处。斯大林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少奇同志立刻向中央作了报告。我们原来准备1950年解放新疆，为了使美国企图把新疆独立出去的阴谋落空，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
1948年8月间，张闻天交给我一个他所起草的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要我好好看一看。张闻天写的这个东西，经刘少奇修改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对毛主席形成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起到了重要的诱因作用。如果当时不是刘少奇重视，这个文件很可能被搁置起来。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再认识
刘少奇一生曾经有两段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一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他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一段，1936年3月他去北方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两段要说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前一段是“犯上”的，顶着干的，刘少奇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工作动辄得咎；后一段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从而刘少奇的创造性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完全支持，工作得心应手。
为给党员和干部加强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教育，刘少奇抓了一个典型事件。改组北方局是刻不容缓的事，刘少奇抓紧做了。当时派到北平市委任书记的是李葆华，派到天津任市委书记的是李铁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是黎玉。刘少奇向中央请示并作积极建议后，在北平竭力营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成几批被营救出来的。实际上还不止，王若飞也是这时候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所讲的三个包围和三个反包围的局面，这是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观，这个奇观，就有少奇同志的不朽功劳在内。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都列入整风文献。所有这些，都不是随意的决定。
《三论》是党建学说的代表作
刘少奇1941年7月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报告，其中提出的在党内斗争中要保护、尊重少数的观点，当时特别受到毛泽东的赞许。我原来记得《论党内斗争》中有保护、尊重少数这个话，最近我查了一下选入《刘少奇选集》中的这篇报告，结果没有。但这个意思可以找得到。
刘少奇一路走，一路听汇报，一路发表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他讲，搞减租减息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要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说明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把这个千百年来的案子翻过来。
刘少奇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一直到今天，是最高水平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概括和规范，这是刘少奇在七大的这个报告中所作出的贡献。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
我谈一点同《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有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在党内知道的人不多。全党这么重视召开八大的问题，怎么谈得上召开八大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整个事情的酝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嘛！
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主席听一波同志讲起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请一波同志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
1956年一二月间，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准备召开八大，要为八大准备一个政治报告。少奇同志指定陈伯达为他起草。乔木认真地看了，向少奇同志汇报说，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少奇同志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连为一体了。一波同志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报告里加上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
195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在湖南和上海也讲了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问题。
从“反冒进”到庐山会议
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支持了周恩来
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但是毛主席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要中宣部就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的建议，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把社论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7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会上，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是第一次公开地、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问题。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在一个晚上约了周恩来、刘少奇两人谈话，时间很长，谈到深夜。在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
对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刘少奇由衷喜悦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上，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时，确实讲过阶级问题、阶级矛盾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段话，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大不一样。少奇同志说，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上级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少奇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是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南宁会议后，刘少奇比较谨慎了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少奇的名，但无论如何，少奇同志也是感到了很大压力的。从1月的南宁会议到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少奇同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说话不多。作为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的合作是很好的。
八大二次会议开完以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非常突出的是柯庆施，他点名将李富春的军。真正讲困难时期，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开始了。少奇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不久，也往南走。这次调查，也把我带去了。少奇同志只是看，没有说话，听张国忠在那里说就是了，跟着张国忠走就是了。看了这些，少奇同志没有大加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不说话，就是说明他心里是有考虑的。
少奇同志生怕打断纠“左”的进程，提出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情况要不要向下传达的问题，他要胡乔木去向毛主席说。乔木不敢，没有传话。如果当时传了，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选集
毛主席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北戴河会议以后，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康生说：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陈伯达说：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
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
1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在西楼会议的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了。”
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一起议论，经济工作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毛主席回到北京，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找刘少奇去，责备少奇同志没有顶住。还说，要是他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毛主席也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
政法部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关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提
少奇同志认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这三个机关要让敌人怕，不应让人民怕，而要让人民喜欢。当时这三个机关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它们是专政机关，专政队伍，处理的是专政问题，做的是专政工作，管的是专政对象。
湖南郴县鲤鱼江发电厂女工刘桂阳，回家看到本地的公社工作搞得太不像样，提了意见，当地领导又不接受，她就跑到北京来，在国务院接待室贴了“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并告诉警卫这是她贴的。后来被捕，以反革命论处。少奇同志发现了，责令平反。
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问题
三个机关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的特点是用法律制裁手段。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
三个机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少奇同志说，不能使人民对公安机关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要使人民有热烘烘的感觉。所以，三个机关要坚持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向反革命、向敌人、向违法乱纪作斗争，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人民生活、人民民主制度，不是为了制裁而制裁。
三个机关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
历史上任何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他都知道要依靠法律、运用法律，因此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受法律的约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这“鼓”和“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法。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一个人说了算，只能行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
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政策和法律，有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则一致，必须遵守，对谁都无例外。如果没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就要凭觉悟了，不执行这个政策的话，不能说是违法。
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专政，不能使党领导变成党专政。党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来行事，受法律的约束。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
——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道受难，遭到恶毒的攻击、谩骂和诬陷。经过十年的内乱，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真理性，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严酷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
逝者和生者的欣慰
——记《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出版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同志的选集。这年冬天，中央书记处采纳这一建议并为此专门作了决定。少奇同志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表示同意了。
编辑小组几个人专门到长沙向他汇报。他耐心听取编辑小组的意见，提出还可以删去一些什么篇目、增加一些什么篇目，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
少奇同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后，编辑小组同志把其他稿子陆续整理出来请他审阅，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文化大革命”，选集编辑出版工作非但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反而成为林彪、江青强加的一条罪
状了。
从1960年开始着手编辑，到1982年正式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经过了22年。其间变故迭起，曲曲折折。文稿和它的作者以及参加编辑小组的人，都经历了一次一次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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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再认识
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恩格斯曾经说过：文艺复兴的时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但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对中国来讲，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以后，从1919年以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时代。在群星灿烂之中，毛、刘、周、朱这个集体星座，必将受到中国工农群众、全国各族人民的万世敬仰。可是要把他们的功、德、言、行能够很好地整理出来，传下去，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相对地，整理刘少奇的功、德、言、行，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讲，难度更大一些。就眼前要编辑的电视片来说，要搞好，很不容易。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了解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料。其中重要的事情，多年来反复想，反复理解。细节可能忘了不少，但基本的事实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接到你们的通知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想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就列一个问题，写下来，没有什么次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只是题目。从何说起呢？还是从1936年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说起吧。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话，对刘少奇作了很高的评价：“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
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不是包括“一二九”以后到抗战以前这一年？决议里只是说了“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过去一般的理解，所谓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主要地是指在“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刘少奇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所做的工作。
现在，经过研究，我要说，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不光是这一段。
刘少奇的一生曾经有两段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一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他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一段，1936年3月他去北方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2年这一段，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很不顺利，可以说完全是在逆境中工作的。这不仅有敌人的白色恐怖，而且还要受党内的高压。刘少奇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并不是没有根底，并不陌生。他在大革命中一直做工人运动工作，积累了许多如何做秘密工作的经验，有成套工作经验，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的杰出工运领袖。正因为这样，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仅能正确地估计形势，而且能提出许多对应的正确主张。他比那些只是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的教条主义者要高明百倍。但是这些脱离实际又自以为是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居领导地位。在他们的“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刘少奇的言论主张、实践行动，都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受过批判，受过打击，受过排斥，受过处分。这些压力，不仅来之于国内，而且来之于国际。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在赤色职工国际中挂了号的。刘少奇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和做法，得不到支持。结果呢，国民党区的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百分之百的被搞掉了。实践证明，刘少奇的那些意见并非右倾机会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个结论是直到好久以后才得到的。
第二段，1936年3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段，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好比是如鱼得水。刘少奇大展雄才。何以能如此？因为条件不同了，天造地设，今非昔比，刘少奇得到了正确的领导。刘少奇从1932年冬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长征到陕北，在这一过程中，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左”倾军事路线得到克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得到确立，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到进一步地确认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工作的需要，刘少奇接受党中央的指派而到北方局去的。
所以，这两段要说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前一段是“犯上”的，顶着干的，刘少奇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工作动辄得咎；后一段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从而刘少奇的创造性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完全支持，工作得心应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和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的发挥相得益彰。
为此，要特别说一下这第二段。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不仅应该包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2年冬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前的这一段，还应该包括“一二九”运动以后到抗战爆发这一年多的工作在内，因为这也是在白区，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所进行的工作；而且刘少奇的所谓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前面一段是从反方面来证明的，后面一段是从正方面来证明的，前面是从失败之中得到的教训，后面是从成功之中得到的事实。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完全由革命的辩证法来帮助进行和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
刘少奇经过长征到陕北，参加了1935年12月中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中间，从国民党统治区传来振奋人心、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它表明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会议作出决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将“抗日反蒋”作为基本方针。它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单独吞并中国，引起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空前紧张，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剧烈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方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线的可能，包括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可能发生分化。因此，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日反蒋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会议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决议，系统而精辟地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策略。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因而就必然也要促使我们的敌对营垒发生破裂。并由于中国政治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刘少奇对中央的这些意见完全赞同。
在新形势下，12月29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而具体地讨论了抗日运动高涨之地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从遵义会议后已经心悦诚服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来的张闻天，在会上指出，北方局所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要派出得力的同志前去。他说他在会前已同刘少奇商量，刘少奇也同意了。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使“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起来，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同时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做好。
这样，刘少奇就在中央的指派下，化名胡服，半个月后即由瓦窑堡出发去华北。
1936年三四月间，他到了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工作，成为北方局的负责人，并很快改组了北方局。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执行的路线不折不扣，是瓦窑堡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这一年多的时间，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抗日战争做了很好的准备。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主要是华北，同时也影响到国民党其他地方，把党的工作大大开展了，在国民党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重新合作，我们原来的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成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成新四军，这是我抗日的主力。我们的部队经过东征，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便立即实现了两个力量的汇合，即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主要是红军的力量）和国民党地区刘少奇领导之下形成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的汇合。这两个力量一汇合，便不是一加一的力量，发挥出无比威力来，很快取得了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十几个敌后根据地的空前未有的胜利。
因此应该这样说，刘少奇不仅是“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国民党地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领导时期在国民党地区通过北方局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应该包括这两段。而成绩之大，莫过于他在北方局的这一年，事业更加辉煌。他纠正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深入指导和发展白区工作，不失时机地努力扩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中央积极密切配合，能动地为中央提供实践中提出的最可宝贵的思考问题的材料、实例、经验和方向，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这些作用都是非同小可的。这一年多的工作，对以后的抗日战争前途的发展、抗战力量的发展、敌后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意义不可估量。
刘少奇到北方局这一年多里，究竟做了哪些方面的具体工作？
尽管北方局党组织在事实的严酷教训下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都开始转变，但毕竟对以前的“左”倾路线还没有做过系统的批评和清算，还有着残余的影响，甚至在有的问题上表现得还相当严重，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以后，首先为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进行了努力，实现他所主张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很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为此，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进行党内外的教育，有的署名K.V.，有的署名陶尚行，有的署名莫文华，有的署名吕文。例如，《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列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表现及危害，分析其根源和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原因之后，严重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必须给这种“左”倾错误以致命的打击，把它彻底肃清。《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主要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刘少奇于此不仅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是主要的危险，还说明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实际上就是放弃领导权。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中，刘少奇重申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主张，强调我们号召停止一切内战，组织全国的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四万万同胞所了解的共同口号，所一致要求的行动。为着能够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就愈需要长期的合作，就应共同采取“一切为着抗日战争”的态度。在《肃清空谈的领导》一文中，刘少奇严肃指出了在北方局的党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因而要求必须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和空洞的领导方式，不要把“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当“圣经”来念，而应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来进行“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一文，刘少奇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之后，也着重地指出，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党的秘密工作。强调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对于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适可而止，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刘少奇在该文中还主张，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的工人要打入黄色工会中去，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经过我们的工作即使其群众和领导机关都已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也不要急于把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的外表来掩护了，才能做这种公开的转变。对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问题，刘少奇还专门写了一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文章，作为党内教育的材料。刘少奇说，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问题是白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过去的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去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进行活动，使工作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范围内；二是许多本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和秘密组织中采取秘密的方法来进行，致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和秘密组织扩大，妨害秘密性而帮助了敌人的侦探；三是一些冒险的做法因受到打击和脱离群众而使本来可能公开的组织也不必要地变成了秘密组织。这些做法都要加以改正，否则我们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我们的力量就无法积聚。刘少奇辩证地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让公开的更公开，秘密的更秘密。但两者也必须有机地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做到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指导，而得到党的支持，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群众，而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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