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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著名植物学家贝恩·克拉德事业上成就斐然,生活上却不尽人意。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向往一种纯洁浪漫的爱情,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传统家庭。在**次婚姻失败以后,贝恩吃尽了追求女人的苦头。他独身十五年,尔后与一位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妙龄女郎结婚。可这位名医家的独生女并非自己的理想妻子,贝恩内心深处仍有那么一种无以排遣的孤独感。他原想根据自己的理想设计生活、设计自己,结果却被生活所设计。他不得不在夜深人静时在祷告中向上帝哭诉:天哪,哀伤更致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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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我舅舅在南极度过了三个月,对伯德将军怀有崇高的敬意。伯德的著作改变了舅舅对海军的看法,他原先以为海军代表着水上的尖端技术。不管怎么说,南极使舅舅心境平静,身心受益,因为四周几乎看不见植物的影子。植物繁茂会激发他的想象力,使他劳神费劲,影响他的判断。但是你在南极得始终留神,一不小心就可能冻掉手指或冻坏鼻子,因此尽管环境壮观,似梦非梦,然而气候严寒,你无法产生任何幻觉。在那里你所看到的地球与别处完全不一样,形态和颜色都是那么美好无瑕。一次贝恩乘坐直升飞机采集埃里伯斯山坡上的苔藓——他说成块的苔藓在白雪的衬托下熠熠发光。我有一张直升机着陆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像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或像登月的宇航员那样裹着绝缘的厚衣裤。真可惜,苔藓的颜色在照片上没有显示出来。
在孩提时代,我心目中的舅舅是个奇妙的人物,不知怎的,至今依然如故。在我父亲看来他是一位傻乎乎的科学家。父亲偶尔在家吃晚饭时,常常滑稽地模仿舅舅的姿势,大拇指一翘表示不同意别人的反对意见,还翻开外衣查看衬衣是否已塞进长裤里。父亲的模仿并不高明,不过是给全家人逗逗趣。我当然跟着大家一起笑,然后回到自己房中,在自己从中学读书时便开始记的秘密日记本上用墨汁划上一道杠,这道杠表示背叛。有时母亲会抗议说:“这不公道。你把他描绘得太怪异了,他的腿事实上并不向外叉开。”不过,她也喜欢这种玩笑,她的抗议并不十分强烈。父亲的滑稽表演反而增加了我对舅舅的忠诚。舅舅对于我有着人们所说的魅力。我并非真的相信这个词,这词的写法似与鬼魂有关。“那人患什么病死的?”“我想是让鬼魂缠了身了。”听起来简直跟艾滋病一样凶险——凑巧的是,舅舅坚持不懈地以科学态度去获得有关疱疹、艾滋病或性病的知识,并把这看作自己的一桩正业。他俨然用医生的口气骇人听闻的谈论直肠和咽动脉出血,肠道传导的原生虫感染以及同性恋者常有的将拳头伸入伙伴肛门的做法。他有时还说,你可以根据疾病的性质来评价一个时代——艾滋病引起的死亡类似于伯德所报道的对人类无能的裁决,它是这一裁决骇人听闻地体现在有机体上的象征。我提及临床医学方面的兴趣,是因为它预示着舅舅日后唯一的关注正是性欲这一恶魔上。他的结婚只是为了逃脱这一恶魔的纠缠。
我衡量自己所熟悉的人,以发现其中的哪一个可能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恋爱,结果我认定舅舅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他生来具有这种能力——一种日益罕见的本领。我认为,他能真的堕入情网。在我眼里,他具有“魔法”。我用这两个字眼代替“魅力”。亨利·詹姆士喜欢“魔法”一词。它和“多数人”这个词一样,我没见其他作家使用过。 对我来说,舅舅具有魔法。父亲的嘲笑只是增加了它的光彩。
父亲从前是,现在也还是一个花花公子。我不可避免有点像他。儿子往往难免继承父亲的举止仪态。我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谈话艺术和仪表来。读者看了下面的文字会以为我在取笑他。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个人身上除了美好的感情之外,始终可以找到几只毒囊,所以,我们不必企望上天摘月。父亲是个亲法的美国人,在印第安那州瓦尔帕莱索市出生,却决意做个巴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他的赴法计划,但是战争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该地。他一从海军退役,德国人刚被赶走,便成了一名巴黎人。我母亲只要能继续雇到仆人,在巴黎也过得十分惬意。依我之见,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巴黎人也同样的自由:他们可以成为纽约人或者波士顿人。朝鲜人也好,柬埔寨人也好,也是一样。美国人选择在法国定居是合乎情理之举。据说仅在罗马定居的美国人即达八万。有些巴黎人会对你说,离开巴黎即使算不上自寻绝路的话,也可算作流放他乡;然而,许多巴黎人在纽约却生活得好好的。我父亲赴法的动机具有浪漫色彩,或者说是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政治的学生,他可能过于认真地看待法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心理,或者因为他回想了德莱福斯案件所引起的骚乱,这一案件是由《自由论坛》的特鲁蒙为反对“犹太人毒害法国”而提出的。公正地说,吸引他赴法的不是特鲁蒙,而是司汤达和普鲁斯特 。此外,还有塞纳河、餐馆和女人。
虽然我舅舅的一些魔法还有待叙述,但父亲也有他自己的几招。假如我选择贝恩的道路,这可不全是力量的抉择。在体魄上我像父亲。我身材修长,像特拉奇登伯格家的人一样狭脸型,黑头发,总之,我属于长脑袋型。贝恩属圆脸型,身材宽阔。父亲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是个高视阔步者。他展现自己男性美的方式如同动物世界的影片中所见到的,和追寻配偶的雄火鸡或其他有腿鸟类一般。——雄鹳卡嗒嗒地鼓动嘴巴来吸引雌鹳。父亲很受女人们的青睐。我虽然不如他,但也经受过同样的感情。我和他一样,喜欢时髦的衬衣和奢华的领带,尤其偏爱红色生丝领带。我的身高可以成为我佩戴高级领带的理由。如果换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不是领带结得鼓鼓囊囊,便是半截领带拖到皮带之下。今人的平均身高已比过去有所提高,可是我的身材过高,与我的性格不匹配。我的性格并不需要如此修长的身材,这种不协调使我成了一个羞怯的人。
前面我曾把自己比作和真人一般大小的一把扳手——我对于幻想并不怎么反感。不过,时常有人说我很像演员约翰·凯勒迪恩。在美国西部,他早先经常演出有教养、患肺病的男主角。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相信怀俄明州或亚利桑那州的空气能治愈来自东部的那些气喘病和肺病患者,使你健康得可以当总统。然而,瘦削的凯勒迪恩总是无法长寿,他形同半具骷髅,总是在枪战中饮弹身亡。一句话,他体质孱弱。其实仔细比较的话,我们俩并无许多相似之处。不过我的头发确像他那样: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垂挂下去,两人一般瘦削,微驼着背。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法语——我的母语——因为常发唇音,使我的嘴部肌肉颇为发达,因此你只需设想一下法国化了的约翰·凯勒迪恩便够了。我的相貌可能更适合一位与我志趣相投的男子,我的志趣又与贝恩舅舅十分相近。此外,我绝不是演员。贝恩的体型更适合于他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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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一九二四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一九三三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一九五三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了《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贝娄可以说是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强调表现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一九六八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九七六年,由于其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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