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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习近平：中国革命历史是*好的营养剂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推崇的经典名作
追根溯源，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全面的中国近代史
80年来反复重印，流传海内外的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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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政治家、军事家，自小有超凡的智慧，在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17岁）、劝李渊晋阳起兵（19岁）上深有卓识。青少年时代率军扫荡群雄，帮李渊建立唐朝。626年，发动玄武门，被立为太子，不久继位。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善于纳谏、用人，开创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及世界上鼎盛的封建王朝——唐朝的奠基人。也是后代敬仰、学习的榜样。
隋朝末年，杨广当政，由于大量用兵，大兴土木，繁重的徭役、兵役及奢靡的生活，民不聊生，遍地群雄蜂起，其中著名的有翟让、李密、程咬金领导的瓦岗军、王世充、杜建德、宋金刚及十八路反王。
本书从隋末写起，以李世民为核心人物，记述了他在文臣杜如晦、房玄龄，武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等辅佐下逐一扫荡群雄，建立唐朝大一统及击退突厥，开创贞观盛世的过程，充分展现了李世民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宽阔的胸怀，远大的志向，高超的谋略及用人智慧。
本书原名《隋唐两朝志传》（且记述到中唐），开创了《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隋唐史小说传统。因以李世民为中心人物，且书名不通俗，今改名《唐太宗李世民传》，一方面希望读者借此了解隋唐历史，另一方面学习李世民宽广的胸怀、励精图治的精神、高超的谋略及用人的智慧。
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战乱；鼓励生产，兴修水利；解放奴隶，消除腐败，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传》写于1948年，全面介绍了明太祖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一生。在作者笔下，一个历经艰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弘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跃然纸上，是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李建侯所著的《李自成传》详细描述了李白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清政权的兴起。写出了李白成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顽强斗志、卓越的智慧和高超的领导才能。毛泽东对《李自成传》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同时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以作为红色政权的借鉴。
本书从李鸿章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及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李鸿章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及欧美等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有世界眼光、*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终是什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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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一提到边海防，就不禁想起了中国近代史。那个时候，中国积贫积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外敌从我国陆地和海上入侵大大小小数百次，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一段屈辱历史，我们要永志不忘。
习近平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事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
李剑农的政治史对于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书……该书在阐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革命和立宪运动，以及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方面，是值得一读的。
——学者林伯格
一本书在八十多年间印行达21次，流传海内外，成为历久不衰、被学者经常引用，这在中国史学著作中实属罕见。
——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萧致治
胡绳同志这部著作，一是大气笼罩，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关键突出，情节昭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通过具体材料，自然地表现出那些斗争和演变过程。解说鲜明，寓议论于史事叙述之中。以前若干中国近代史著作，不是前一条不足，就是后一条欠缺，显得科学性差，说服力不强。胡著把这两条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它的特色，在中国历史学著作里，是一部很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著作。
刘大年
《现代化新论》一书正是罗荣渠先生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成果。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从宏观史学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研究；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融理论与历史研究为一体，突破传统和西方窠臼，创立了现代化研究的新范式。作者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的重大建树，使他登上了一生学术事业的高峰。
林被甸（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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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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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头语001
导 论002
一 百年前的世界趋势002
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004
三 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009
第一章 鸦片战争012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012
二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交涉014
三 鸦片问题的发生与林则徐的严切手段021
四 战争的经过及其结果026
五 鸦片战争的意义033
第二章 洪杨革命时代037
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037
二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树立042
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051
四 太平天国被摧倒的经过056
五 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的原因063
六 洪杨战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权的推移068
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077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077
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里的反感081
三 西法模仿时代中的对外关系问题一——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087
四 西法模仿时代中的对外关系问题二——中法战役与海军衙门的创设092
五 西法模仿时代中的对外关系问题三——中日战争099
第四章 维新运动的初步109
一 两个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孙中山与康有为109
二 适应一时环境的康有为111
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112
四 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116
五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结果119
第五章 维新运动的反动123
一 反动势力的解剖123
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127
三 反动期中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离合运动133
四 反动与袁世凯的幸运——北洋军阀基础的成立136
第六章 维新运动的再起139
一 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139
二 新势力复活的酝酿141
三 清政府遮羞的变法及主持的人物145
四 日俄战争与立宪的动机148
第七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上150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150
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155
三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及满汉的暗斗160
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167
五 屡起屡仆的革命军171
第八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下176
一 宣统嗣位与袁世凯之被逐176
二 皇族集权与立宪运动的大失望179
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182
四 铁道国有政策的反响188
第九章 满清政府的颠覆与中华民国的成立191
一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191
二 袁世凯的起用与清廷的逐步降服196
三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202
四 和议的经过与清帝退位209
五 改选临时总统颁布约法与临时政府的北迁219
第十章 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229
一 政党的产生与演化230
二 内阁的更迭与政党的关系236
三 “宋案”及大借款的风潮243
四 讨袁军的失败248
五 国会的破毁与所谓“第一流内阁”的末路254
第十一章 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262
一 约法的改造262
二 帝制运动的公开演进266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联合战线与外交形势273
四 护国军的崛起与帝制的撤销280
五 帝制撤销后南北两方的行动及袁氏之死288
六 帝制战争的副产物———南北小军阀的产生297
第十二章 护法运动中北洋军阀的分裂与西南军阀的离合302
一 袁死后新旧约法之争———护法运动的序幕302
二 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307
三 国会第二次解散?张勋复辟与段祺瑞的再起314
四 南北分裂———护法战争的开始319
五 护法战争中北方冯段的暗斗324
六 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的暗斗与军政府改组330
七 无结果的南北和会335
八 北方段派势力的倾覆与南方军政府的瓦解340
第十三章 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的混战346
一 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347
二 联治运动中的援鄂战争351
三 联治运动中北方的奉直斗争354
四 联治运动中南方陈炯明的叛孙360
五 所谓“法统”的恢复与联治运动的合流366
六 中山重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373
七 曹锟实行篡位的演进377
第十四章 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洋军阀的末路384
一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384
二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389
三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405
四 曹吴的倾倒412
五 临时执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设施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417
六 北方各军阀的大混战与执政政府的消灭423
七 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前内部整理的工作432
八 北洋军阀的末路438
罗荣渠自述（代前言）
序言
上篇现代化新论
第一编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
第一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
一、“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应先正名
二、“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
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
第二章西方的现代化思潮与现代化研究
一、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思潮
二、20世纪60年代——“发展”与“现代化热”
三、20世纪70年代——批判与反思
四、20世纪80年代——理论的修正与自我变革
五、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启示
第三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是一元单线，还是一元多线
二、单因素论还是多因素论
三、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架构的设想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个阶段
二、围绕现代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基本任务：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
第二编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
第五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
一、社会变迁的几种形式
二、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
三、“原初现代化”——大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
四、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
五、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
六、现代化几种基本类型和发展模式
第六章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初探
一、何谓“第三世界”
二、第三世界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条件
三、第三世界现代化浪潮推进的大趋势
四、国家在现代变革中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五、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趋势
六、论“迟发展效应”
七、展望21世纪
第七章东亚崛起的新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世界面临东亚的巨大挑战
三、对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新探索：三个重新估价
四、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互动关系的变化
第三编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1949年以前）
第八章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1860年代—1940年代）
一、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运动形式
三、近世世界发展大趋势与中国选择时机的自误
四、清王朝的盛极而衰与鸦片战争的悲剧性
五、“中国中心”观的时代性错误：阻碍现代化的思想因素
六、自强运动——现代化延误的制度分析
七、向制度性变革转换的失败
八、共和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向与挫折
九、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经济的依附性增长趋势
十、跨世纪的沉思
第九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一、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
——从“御夷图强”到“中体西用”
二、现代化意识的明确显示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三、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从“中国本位”、“全盘西化”到“现代化”
四、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
——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的争论
五、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反思
下篇现代化新论补编
第四编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的崛起
第十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
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二、从“西化”到“现代化”
三、“现代”——新时代的历史定位
四、现代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十一章跨世纪的大变革与21世纪现代化前瞻
一、20世纪的三大特征
二、当代世界变革的主旋律
三、21世纪：现代化的第三世纪
四、戒骄戒躁，探索走向新世纪之路
第十二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一、对东亚历史转型期应进行再认识
二、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形式
三、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
四、战后东亚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五、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重要功能
六、东亚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七、东亚发展的前景
第五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第十三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一、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四重奏”
三、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脉络：三次模式大转换
四、关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趋向问题
第十四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年）
一、大折腾式的经济突进
二、“发展病”的政治历史根源
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第十五章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一、方法论问题
二、中国历史传统的基本特色
三、东亚应付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四、“中体西用”——现代化启动的东亚方式
五、转型期传统因素的转化
六、面向21世纪：会通中西，创新传统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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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前内部整理的工作
在北方各军阀的混战期中，国民党努力进行内部的整理工作；及至执政政府消灭时，整理的工作已告完成了。兹将其经过情形分别略述如下：
（一）两广根据地的肃清自从中山离粤北上，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想恢复广东的全地盘，及闻中山病重，更加暗喜；一面联络广州近郊的滇、桂军作内应，一面派人到北京，勾结曾毓隽一班人要求段祺瑞援助他消灭赤化的广州政府；因此在民国1925年1、2月间，便有陈军反攻广州的事件。此时广州形势颇觉严重，但自黄埔教导团成立，第一期毕业及第二期在学的已有一千一百人，入伍生已有一团，原来的粤军也整顿了一番；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便分兵三路东征：黄埔教导团及粤军任右路攻淡水，桂军任中路攻惠州，滇军任左路攻河源。黄埔教导团于2月1日出发，以次克复东莞、石龙、淡水等地，一直向前；到3月19日，占领了五华、兴宁，粤军也把梅县、大埔占领，到达蕉岭了。但是中、左两路的滇、桂军始终作壁上观，未曾发动，原来他们早与陈炯明私通；幸喜右路的军队行动迅速，不满两个月，便把陈军驱逐于潮汕以外，这是第一次东征的成功。东征军克复兴宁时，在林虎军司令部内，发现滇军杨希闵等与林虎等陈军私通的密电；此外又发觉了刘震寰亲往云南，约唐继尧派军队由广西来进攻广东；杨希闵驻在香港，一面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一面唆使商民电请段执政派他做广东督理。因此，驻在潮汕的军事领袖和广州方面的领袖都决意铲除滇、桂军。湘军谭延闿、滇军朱培德都派代表到汕头去和蒋中正、许崇智会议，廖仲恺、汪精卫也到会，大家一致决定讨伐杨、刘。于5月下旬发动，到6月13日在广州近郊，以不满六小时的工夫把杨、刘所统的滇、桂军两万余人完全缴械，于是广州内部的大敌铲除。杨、刘打倒后，内部还有些零星部队对于革命政府不大忠顺的，如梁士锋、梁鸿楷部及许崇智部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也在8、9月之间很迅速地解决了（许崇智亦因郑润琦、莫雄等的关系，被逼离去广州）。但在东江方面还有陈炯明一个最坚固的壁垒——惠州。潮汕方面，陈军乘东江防军空虚之时，又由刘志陆发动侵入；到9月20日以后便决计作第二次的东征。在第二次东征出发前，发现驻粤川军熊克武有通敌的形迹，因把熊氏扣留，其所部川军也全部被解决了（熊克武本来也挂名于国民党，并为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其所部川军入湘，被湘人逼迫，来粤就食）。于是东征军于10月1日陆续出发，8日以前在增城、石龙、茶山一带集中完竣。按照作战计划，首攻惠州城，12日晚合围，14日午后便攻下；到11月初旬，潮、梅一带也肃清了，于是东江方面的敌人全行铲除。当第二次东征进行的时候，陈炯明为牵制东征军计，令粤南邓本殷部向广州进攻；一时，阳江、罗定、云浮等六七县相继失守；初由陈铭枢所部第十师独力抵抗，后把东征军抽回一大部分，加入援助，将所失各县次第恢复。到12月后旬，粤南的高、雷、廉、钦各州县也全行收复了（只有对海琼崖，至1926年春间始收复）。于是，广东内部完全肃清。
广西方面，自中山回粤重建大元帅政府以来，因为广东内部的情势十分险恶，当然不暇西顾；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想乘机恢复广西的地盘，又复潜入桂林；1924年1月30日，曹锟便任命陆氏为广西军务督办。但是陆氏的旧部已经四分五裂，在广西内部的零星桂军都想割据自立，没有几个人肯听陆氏的指挥了。此时在广西内部比较有点实力的军队首领，一派为沈鸿英，一派为李宗仁、黄绍雄。李、黄与中山接近，沈则早为中山的敌人（后又向中山投降），但都不愿意陆荣廷再来宰制广西。北政府为扶植陆荣廷计，想把沈鸿英拉拢，于1924年5月中，又任命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但是沈鸿英要独霸广西，不受北政府的调和，围攻桂林；陆氏势蹙，马济由湖南借助湘军，以叶琪（叶本广西人）所部的军队入桂援陆，于6月16日占领全州，旋即进至桂林附近。李宗仁、黄绍雄当沈鸿英与陆相持于桂林时，奉中山命令，进攻桂省的首府南宁，于6月26日占领。沈、陆闻南宁为李、黄所侵，相率媾和停战，但已无救于南宁之失；李宗仁于7月16日在南宁通电请陆荣廷下野，自称“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到8月初甸，李宗仁军北进，占领柳州，沈鸿英见李、黄势力雄厚，便与结合，共同进攻桂林，驱逐陆荣廷，于8月24日将桂林占领。陆氏败退全州，旋即下野，湘军亦由全州退出，于是陆荣廷恢复广西地盘的幻梦全破。10月22日，李宗仁、黄绍雄、沈鸿英三首领在浔州开广西善后会议，两派势力相持，很不容易解决。中山于11月初旬任命驻粤桂军首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率所部军队回桂（这是想使刘震寰向桂省去争食，免得他在广东把持一切的办法）。沈、李等看见又来了一个争地盘的了，便于11日推定李宗仁为广西善后督办，黄绍雄为会办兼省长，邓瑞征为会办兼善后处长，拒绝刘震寰回桂。11月后旬，黄绍雄应广州大元帅政府之召，赴广州；胡汉民（时中山已离粤北上）与黄商定，设“广西全省绥靖处”，以李宗仁为绥靖处督办，黄绍雄为会办；沈鸿英前此联合李、黄驱逐陆荣廷，本来是想独霸广西，现在李、黄却倚广东的援助，把握广西的全权，便与李、黄破裂，到1925年1月底两方就开战了。李、黄得粤军李济琛（李本广西人）的援助，在2月中将沈鸿英军攻破（残部退入湘、粤边境），于是广西全部由李、黄统一。但是沈鸿英方被解决时，又来了一个大敌人，便是云南的唐继尧。唐氏做了多年大云南主义的梦，向川、滇发展失败，便想向两广发展；现在因为中山在北京病重，广东内部有杨希闵、刘震寰作内应，便派兵侵入广西；乘李宗仁等在桂林方面与沈鸿英决战时，向南宁猛进，于2月23日将南宁占领；分兵一路向梧州，一路向粤南钦廉方面进攻。在1924年秋间，中山将出师北伐时，唐氏也表示赞助，中山为广播声援计，曾任唐氏为副元帅，唐并未就职；是年3月12日，中山在北京逝世，唐氏得到了消息，于17日便在云南声言就副元帅职，公然想做西南王了。于是，广州政府一面通电讨唐，一面调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赴梧州，协同李宗仁、黄绍雄等往击唐军；经李、黄、范极力奋斗，才把唐军阻住。在5月12日，唐氏曾公然以副元帅名义，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刘氏也公然想回广西去就任；及至6月中，刘震寰的军队在广州被解决，南宁方面的唐军也渐次失势；7月初旬，唐军由南宁败退龙州，回滇，至此广西全部才真正统一。到1926年春初，前面所述粤南各州县收复时，两广的根据地都完全肃清了。
（二）成立国民政府及两广军政财政的统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经在大会里面提出一种“组织国民政府案”，拟将大元帅政府变为国民政府，当由大会议决。但是经过一年有半，到1925年7月1日才能实行。其所以不能从速实行的缘故，第一就是因为在广东的一班骄兵悍将，如杨希闵、刘震寰之徒尚未除去。以中山居在大元帅的地位上，或者尚可勉强震慑；若把大元帅的名义撤销，改组为合议制的国民政府，杨、刘辈势必列入国民政府的重要位置，徒然增重他们的把持势力，于政务改革的实际无补（观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虽加杨希闵，而于政务改革的实行无补可知）。所以国民党改组后，仍旧保留中山的大元帅政府；中山离粤北上，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及至1925年3月中山在北京逝世，改组国民政府的时机迫切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1926年1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席上的报告）说：
……自去年（指1925年）1月26日总理入协和医院以后，在北京开过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家意思都是主张在总理逝世以后要实行委员制的，和在广东的政治委员的意思都是一样。因为总理在时，在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在本国有这个元首；总理逝世以后，再无人可继了。而且在本党总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说明是“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并不是说设总理一人的。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本党总章草案原没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为总统决心改组本党的意思，实在要把党的责任交付给全体同志。但大会各代表都请求总理加入第四章，就是关于总理的那一章。因为总理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逝世之后，本党不复有总理了；推之“以党治国”的理论，则国家亦不复有元首了。而且就现世界来说，也推委员制为比较好些。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则委员制适为适应时势的要求。可是决议以后，为什么许久还不实行呢?就是因为其时杨、刘还盘踞广东，如果即时实行，他们一定有份列入委员，岂不是把我们彻底改造的计划通盘弄坏……
故在中山方逝世时，广东方面的领袖曾经开过几次会议，想把大元帅的职位名义撤销，免得那些野心家如唐继尧之类假借名义来捣乱，但究未实行。到6月初，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欲整顿中国，必先从整顿广东入手；而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党的政治训练。这件决议案就是准备铲除杨、刘，消灭改组国民政府的障碍。6月13日，杨、刘势力铲除后，便于25日发表改组国民政府的宣言。到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采委员合议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主持政务，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交通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3日，广东省政府也依照国民政府所颁“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设军事、民政、财政、建设、商务、教育、农工七厅，以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分任厅长，推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为委员长。于是，在广州的政府机关组织一新。
其次，便是实行军事的统一。统一的方法，就是由中央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把各种地方军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起初分为五军：黄埔新练的党军加入一部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改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改为第三军；江西方面的粤军改为第四军；李福林所部的福军改为第五军（程潜所部的攻鄂军此时尚未成为一军，第二次东征后始改为第六军。广西方面的桂军，两广统一后始改编为第七军）。8月1日，许崇智通电解除粤军总司令职，将军权交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皆发表同样的通电，于是，军事统一的计划完成。
再次，便是关于财政、民政的统一。以前财政、民政的不统一，完全由于各地方军的把持；现在杨、刘既已铲除，军事既已统一，财政、民政统一的障碍物已经除去，自然迎刃而解了。
前面所述的还只是关于广东一省以内的工作，到1926年2月下旬，国民政府设立一个两广统一委员会，计划两广军事、政治、财政的统一办法。3月15日，由政治委员会将两广统一委员会所提出的统一案通过。该案的内容共分三项：1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6月1日，广西依照此项统一案，始正式组织省政府，一切皆以国民政府所颁定的“省政府组织法”为根据，推黄绍雄为主席（李宗仁为第七军军长）。于是，两广的政治统一工作全部完成。
（三）党内纠纷的调处到了1926年春间，两广既已完全统一，差不多可以出师北伐了。那年1月，蒋中正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席上作军事报告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前改善；又有各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这并不是夸大的话。不过党内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已经发生了很激烈的暗斗，惹起许多纠纷，还要经一番调处整理，方能向外出兵。原来国民党改组时，许多老党员对于容纳共产党员的一点已经怀疑。改组后不久（1924年6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便已提过一次弹劾共产党员的案，揭举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阴谋。当时中山尚在，可以镇制各派，中山逝世后，非共产派的恐惧心则日增，到1925年8月发生廖仲恺被刺的事件。廖被刺之主要原因，似为反动军人之失势者所为，然亦有反共产派的关系，胡汉民因此被嫌，逼令赴俄。两派的倾轧暗斗遂日趋激烈，所谓右派的重要分子多失势离去广州。11月，右派的中央执行委员集于北京，便在西山孙中山的灵前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开除共产分子的国民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广州方面以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其议决无效，因在广州另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于1926年元旦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期，大会议决，将参与西山会议各员分别加以惩戒。自此，西山会议派便在上海别成一种组织，但是没有实力。
自西山会议分立后，广州方面的暗斗仍是不息，因为不满于共产派行动的人，不仅是参与西山会议的那些老党员，便是青年的党员也有一大部分不以为然的，因是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产生。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是谋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对抗的；在黄埔军校中也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形成与孙文主义学会对抗的形势。到1926年3月20日，便发生有名的“中山舰案”（“中山舰案”的真相至今未明白宣布，一说谓共产派与接近共产派的人见蒋中正在军队势力日重，想用中山舰劫走蒋中正。但蒋不肯将案情内幕宣布，声言非等到他死不能宣布。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处置，连汪精卫亦未与闻，汪因是称病去职，外间因此疑汪与是案有关系）。蒋中正以非常迅速的手段，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拘捕，解除第一军内各级共产派党代表的职务，并将军事机关中许多苏俄顾问解职，送回俄国。“容共联俄”的政策在此时几有破裂之势，但因为两方都认定此时尚未到可以破裂的时候；蒋中正于执行非常处置后，又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并解散，并且对于右派的人也加以相当的抑制，才把两派的破绽弥缝下来。到5月15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四件，其第一决议案列举整理党务的要点说：1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2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3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威权；4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意义。
为实现此基点，解除党内纠纷计，特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其组织大纲另定之（此案于调处两派当时的纠纷情形，固为应时的救济办法，但“容共”的政策却从此变为“联共”了，是宜注意的）。第二、第三及第四决议案也大概都是根于第一案所举的要点为详密的规定，此处不必悉叙。自此，党务整理案成立后，党内的纠纷一时暂告平息，于是，可以实行出师北伐了。
八 北洋军阀的末路
当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时，北方各军阀的形势大略如下：1直系嫡派的吴佩孚失败再起后，与奉系结合打败国民军，据有湖北、河南两省（湖北督军原为萧耀南，1926年2月，萧氏暴死，由吴佩孚委陈嘉谟继任，受吴节制。河南自国民军败去后，靳云鹗、寇英杰皆有宰制豫省之野心，由吴佩孚调和，任寇为豫军总司令，靳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豫省长）及直隶之保定、大名一带，京汉线的全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2直系后起的巨头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地，宰制苏、浙、闽、皖、赣五省，对于吴佩孚虽表示尊崇，但已不欲居其下风，其实力亦在吴之上，自取得五省地盘后，颇想做三国时代的孙吴。3奉系军阀自将国民军赶出北京后，在关内据有京奉线及津浦线的北段，李景林为张作霖所恶，被迫失势，直督的位置由张氏授诸张宗昌的部属褚玉璞，山东仍属之张宗昌。孙传芳表示不北犯，两张亦表示不南侵，已有放弃旧怨言归于好之势。此为北方的三大势力，与国民党绝对不能相容的。4冯玉祥的国民军困守西北，冯玉祥已赴俄国，其军队由部下张之江等主持，东面扼守南口与奉、直军相持，南面死争西安与刘镇华相持。在广东出师北伐以前，虽已为国民党的友军，尚未正式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进行北伐时，冯氏也知道独力难以自存，决计正式加入国民党了（李鸣钟于1926年8月抵广州，报告冯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广州政府即任冯为国民政府委员）。5还有一个据守山西多年的阎锡山，论他的气味，本与段祺瑞相接近，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附庸。但自北洋军阀分裂以来，采用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使自己的地位永不动摇，山西不受兵祸，省内的人民也非常感激他。当国民党出师北伐时，奉、直两军方在南口与国民军作殊死战，阎氏也在晋北与奉、直军遥相应和，以困国民军；既不为国民军之友，也当然不能为广东国民革命军之友，不过阎氏随风转舵的政策，奉、直军也不能长久靠他罢了。
上面是北方军阀的大概形势，此外还有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湖南，以前是揭举“联省自治”的旗帜以图自保的，实际上常为吴佩孚所支配。到1926年春间，赵恒惕被迫去职，由唐生智继任湖南省长。唐氏前此宰割湖南，已与广东发生秘密关系，继任省长后，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削夺省内其他各武人的势力；于是，叶开鑫依靠吴佩孚，引直系军入湘；唐不能支，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求加入国民党，所部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受其请，将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派桂军先行入湘援助，于是，构成由广东出师北伐的绝好机会。
1926年6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于7月9日就职，举行极盛大的授旗典礼，即日下动员令；27日，蒋从广州出发。其作战大方针初为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吴佩孚方在北方指挥攻打南口的战争；等到8月中旬南口攻下时（南口于8月14日攻下），国民革命军已深入湘境，岳州、平江一带已将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吴佩孚匆促南下，亲临前线作战，节节败退；到8月底，国民革命军已迫近武昌。武昌省城虽然到10月10日才攻下，汉阳、汉口则先已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吴佩孚初退至孝感，不久复退出武胜关，湖北便为国民革命军所有。此时，吴佩孚虽未全倒，已到了将要全倒的时期。国民革命军对于孙传芳已不必要妥协了；孙氏也知道妥协是靠不住的空话了。国民革命军一面由赣西，一面由闽南，向孙氏所割据的地盘取大包围的进攻形势，在南昌附近经过很猛烈的战争，于11月初旬把南昌攻下，孙氏由武穴退回南京。到1927年3月后旬，国民革命军的大包围圈将要逼近南京，孙氏再由南京退往江北，南京便为国民革命军占领，于是，长江以南全归入国民革命军势力范围。直系军阀的两派大势力都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因为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裂痕，成为宁、汉分立之局，吴佩孚、孙传芳复得苟延残喘，与奉系军阀打成一片，做最后的支撑。但在宁、汉分立期内，宁、汉两方仍向北进攻，西北的国民军也由潼关出来了，阎锡山也变为国民革命军的朋友了（阎锡山于4月初旬令所部军队服从三民主义）。吴佩孚率领几个残兵便由江西亡命，让奉军来领受国民革命军的教训。到6月初旬，奉军大败，河南遂为汉方的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宁方也占领了徐州，孙传芳的地盘全失，成为奉系的附属品。到8月初旬，宁、汉进行复合的时候，蒋中正宣告下野，孙传芳想乘机挽回已失的地盘，与奉军结合向南京猛进，但于8月将尽的几天，在龙潭方面被国民革命军打得横尸遍野，率领残兵仍旧退回江北，继复退入山东。1928年春初，蒋中正再出，领导国民革命军于3、4月顷继续进行北伐，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也从正太、京汉线出动（奉军与山西军已于1926年冬间在晋北直东激战）。到4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济南，孙传芳从此也做了亡命客了。张作霖于6月3日也由北京退回奉天，次日在皇姑屯——京奉、南满两路的相交处，遇炸，数日后即死。北洋军阀嫡系的两大势力完全消灭，奉系军阀的继承者张学良不久也归化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12月29日宣言易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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