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薄伽丘诞辰700周年国际研讨会”特辑
Commenoration for the 7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Boccaccio
欧洲语言文化研究
今日的薄伽丘
今日的薄伽丘
［意］罗伯特·安托内利
（罗马大学）
提要：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树立了一种文学体例，它不仅关注语言价值，而且富含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认识价值观。为更好地理解薄伽丘的伟大之处，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一是对于文学创作及欣赏作为认知性享受的再度探索，从这个角度出发，由于他将各式各样的故事和人物设定在了一个大的叙述框架中，这样将这些短篇故事紧密组织在一本书里就显得很关键了，同时把每个故事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独阅读也很重要。二是通过短篇故事对个体的人进行了探索并给予重视，这些短篇都关注于一些很重要的主题。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只是指男性：薄伽丘明确指出他写作是为了女性，也是关于女性的。也正是这些自由自主的个体成为许多短篇故事的叙述主体。基于薄伽丘对现实有着自由而清醒的观察与认识，他成功地在上述两个问题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并借鉴传统文学对其进行润色，使其与人文世界相适应。在此联系中，“我”接近于一个内心自主自立且有主见有创见的主体。
关键词：《十日谈》；感受欲；爱；文体；教规
Boccaccio Today
Roberto ANTONELLI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Abstract：The extraordinary success of The Decameron in the world is also due to its attention to love and sensuality Sensuality, style and literary depth however form a unitary and complex system and are not separable Reading the statements of the same Boccaccio in the Proemio an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IV giornata, the attempt is to identify those connections as well as to show its competitive relations to Dante and Petrarca
Keywords：Decameron；sensuality；love；literary;style;canon
引言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受喜爱的意大利作品之一。它一直以来就是评论、翻译及电视电影改编的焦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作品。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十日谈》如此大的成功呢？
最简单或许也是最真实的原因就是，这部作品明确提及爱与性，这两个话题总是能够使作品快速获得成功。但是，在评论领域，会把《十日谈》贬低到色情书籍的层次么？它只是为更快捷地得到成功而用极其放荡的故事来吸引读者的么？当然不是。《十日谈》不仅不是一本内容放荡的书，而且可以让其作者从艺术的角度为所有文学作品树立典范。它的艺术不仅关注语言的运用，同时也富有现世社会所必需的情感和认知价值。因此这种艺术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也正是其对语言及风格的极端关注，使作品的句法结构过于繁复，而产生了理解方面的局限性。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薄伽丘的伟大之处，就要知道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个问题：
1）对于文学创作及欣赏作为认知性享受的再度探索。这种从世俗角度对自身及世界的探索是不同于以但丁的《神曲》和彼特拉克的《歌集》为代表的革命性巨作的。因此这种“艺术”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它能沁人心脾。从这个角度出发，由于他将各式各样的故事和人物设定在了一个大的叙述框架中，这样将这些短篇故事紧密组织在一本书里就显得很关键了，同时把每个故事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独阅读也很重要。
（2）通过短篇故事对个体的人进行了探索并给予重视，这些短篇都关注一些很重要的主题，如爱（被认为是对封建和神权桎梏的突破）、冒险、恶作剧、语言的艺术及自由。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里个体的人已不再只是指男性。
我们来进一步深化第一点——将文学作为一种享受的再度探索。
正如作品的题目告诉我们的那样：“《十日谈》一书（又称《加列奥托王子》）由此开始，共收故事100篇，由七位女士和三位先生分十天讲述。”《十日谈》有硬套圣·安布罗吉奥（SAmbrogio，教廷最主要的教士之一）的《六日谈》（Exameron）题目的意味，同时副标题《加列奥托王子》也从大框架上确定了反讽的基调。关于《加列奥托王子》，但丁在讲述弗朗西斯卡·达·里米尼和保罗由爱产生罪孽时，即在《地狱篇》第五歌第137—138行也明确提到，“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加列奥托：那一天，我们再也读不下去了。”这也为薄伽丘在书中描写刻画女性形象提供了借鉴，甚至可以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事实上，在序言中，薄伽丘也表明这部作品的问世是为了安抚那些曾为爱牵肠挂肚的人们，同时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段难以承受的痛苦时期。他得到了某位朋友的开导和安慰，让他感到心情愉悦，使得他能够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直到忧虑消除，只剩下欢愉（“时间的推移使它逐渐淡漠了，在我心灵里留下的仅有欢愉的回忆。对那些在茫茫情海中航行又不愿冒过多危险的人，爱神赏赐的礼物往往就是这种愉快的回忆”）。因此，他想回馈他所得到的恩惠。在这些叙述背后，我们看到他所处的位置和他的前辈们，特别是和他的偶像但丁，是完全不同的。在受爱情折磨时，他进行了能让他愉悦的思虑过程，而不是像但丁式或彼特拉克式（参见《歌集》第一首十四行诗及序言中“我徒劳地哭泣，思绪缠绵”）的那样令人悲怜，催人泪下。相反，从他用大篇幅的意大利语抒情和叙述中，我们看出这样的思虑给予他愉悦，同时也抚平了他生活中的不快，阻止了“我”为情所困而欲离开人世。
爱情并不像但丁的《神曲》及彼特拉克的《歌集》中的那样被视为一种要为之感到羞愧并要为之受责罚的罪孽。还记得，但丁《地狱篇》第116—117行写道：“佛兰切斯卡，你的不幸遭遇令我伤心怜惜，泪流如注”，以及贝阿特丽切（Beatrice）斥责但丁自己因爱而产生的罪孽时，说道：“走上一条不正的道路，追逐着。”《炼狱篇》第三十歌第131行及第91—108行，第三十一歌第19—20行“我就在这重大的罪状下爆裂，像山洪一样向外喷涌出热泪和哀叹”，再往后一些，第34行“我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说道……”，还有第43—46行等。关于彼特拉克，参见他的第一首诗第8行以及第11—12行“我希望得到理解，而不是仅仅为我惋惜。……在心灵深处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难言，徒劳的追求得到的只是难堪，它使我悔恨，也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世俗的欲念之乐只是稍纵即逝的梦魇”。
薄伽丘为爱饱受煎熬，但他没有背弃爱情，也没有为之感到羞愧：那份爱，尽管会让人痛苦，但它仍能带给人欢愉以及甜蜜的回忆，让他觉得他是“自由”的：经历之后，他不再为之烦恼，而是凭回忆把它写下来，给那些需要的人带去慰藉，因此它是有存在价值的——“只有这样，本书才会显得有益、可贵”。
薄伽丘并没有像但丁那样，把自己看成预言诗人，而是更为谦卑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怜悯之情。他的文学作品并不曲高和寡，而更倾向于提出“有益”而实用的建议。他非常尊重且钦佩但丁，但他同时又说，他和他的作品所选择的是另一条新的道路，他要找到文学作品的新“职能”，即让其更开放，更亲近大众。同时薄伽丘也很欣赏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既是诗人又是公认的道德哲学家，对薄伽丘来讲更是一位导师。但他自认为是文学家及诗人，所以他担负着不同于彼特拉克的特殊责任：愉快地教授“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因此他不是说教者，不是大诗人，也不是哲学家，他要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不经历痛苦折磨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恋爱会没有痛苦”），但同时他也要让我们体验到讲述和阅读的快乐。
这也是继奥维德（《女杰传》）或许还有但丁（《新生》）之后，第一次将女性作为参照物和切入点（此外，当时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他用女性的形象代替男性，或者是让他们并驾齐驱，把女性形象作为活跃的人物角色置于大“框架”和大部分的短篇故事中。文学不再只是以男性为中心：“谁能够否认，这本书更适合献给那些情丝绵绵的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们胆怯、害羞，将爱情的火焰隐藏在自己那娇柔的胸怀之中。这隐藏着的情火比那公开表示出来的爱情更加强烈，过来的人和处于热恋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另外，女人们还受到种种限制，诸如父母、兄长和丈夫的意愿、情趣或训导。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待在闺房那块小小天地里，呆坐着无所事事，自觉不自觉地要胡思乱想，脑海里涌现出来的不可能都是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假如这其中也有情思，闹得她们愁眉不展，就需要有新的排遣，否则情思的忧愁是无法消除的。”
相反，男人是可以享受许多空闲时间的，因此也就远离了薄伽丘的兴趣和品味范围，也远离了他的文学作品：“即使心里忧愁或思想沉闷，他有许多办法去排解。只要他愿意，可以出去走走，供他听听看看的东西很多；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经商。这些事不论哪一件，都能使他得到消遣，使他部分或全部摆脱愁闷，至少能使他暂时摆脱愁闷，然后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寻求安慰或减少痛苦。”
薄伽丘并没有将男性定义为粗鲁的人，而是更注重女性净化心灵、缓解压抑及治愈伤痛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故事及事实，他对自己的经历也看开了，用更为理智且人性化的方式将自己解脱了出来。然而男性，他们幸好可以或者说恰巧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空闲时间，所以他们可聊以自慰，但仅仅是潜意识而并非理智性的思维活动：这种慰藉让他们重新回归灵魂深处，但都归功于他们对搅扰他们的事物所产生的无意识的摒弃。因此这是不全面且很低级的，因为这只能归功于心理上的一种排压能力（专业术语“un termine sorprendentemente anticipatorio”，现在被用来定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类别），或者说是一种习惯性行为，并非一个“理性思虑”的过程。
因此他选中了女性这个群体，作为他写作和献书的对象。他赋予她们以可获得真正自由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也正是作者自身所具备的，以致他能够从爱以及现世生活带给他的痛苦中理性地解脱（爱在文学作品中是一种象征，爱带来的痛苦也就象征着现实生活带来的所有痛苦）。正如那群讲述者所做的，通过讲述，他们理性地从瘟疫所带来的苦痛中超脱出来。注意这种获得自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具备的，而是仅限于那些因不必为家庭家人奔波劳作，而可享受无尽闲逸的女人。这种情况和安德烈·卡贝拉诺（Andrea Cappellano）的作品《爱》（De Amore）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安德烈·卡贝拉诺是薄伽丘的一位密友，他将农民和工人从由爱所带来的文明进程中剔除出去，带有歧视意味。
从另一个角度讲，《十日谈》尽管带有一些令人不悦的阶级主义色彩，但是现在看来，它还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匆忙而又浮躁的社会背景下，留给阅读的只有零碎细微的时间。而空闲时间和文学本该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它能够把人们从痛苦带向精神自由，使其不再羞愧、内疚。从文学自身角度来讲，作为自主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它是不允许受到审查和指摘的。当第一批短篇故事出版后，它们因偏爱女性而受到指责（“贤惠的女士们，有人读了这些故事，说我不该太喜爱你们了，说我如此心甘情愿地安慰你们，讨你们欢心，实在不成体统；有人说得更糟，责怪我不该如此赞美你们。另有一些人装得心平气和的样子，指责我这把年纪了，不该纵谈风月之事，迎合妇人家的心思。”），薄伽丘从一个讲述者的角度用他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就是在第四天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讲述了精彩的小母鹅的故事，强有力地重申自己的选择，同时提出无法抑制的本能的巨大作用力：“年轻的小姐们，他们指责我不该想方设法讨你们喜欢，指责我不该过分喜欢你们。我坦率地承认，他们说得对，我喜欢你们，也讨你们喜欢。我倒要反问他们，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温柔的小姐们，且不说那甜蜜的亲吻、热情的拥抱和令人销魂的交合，仅仅看到你们那优雅的举止、美丽的容貌、绰约的姿态，亦即你们冰清玉洁的骨风，谁能不产生爱慕之情呢？”
若薄伽丘没有设定一个大的叙述“框架”，并把他令人愉悦的思辨以一种脱俗的方式，像但丁和彼特拉克那样阐述出来，其作品在当时看来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景可言。
事实上，与彼特拉克相同，薄伽丘很显然也研究了但丁的伟大著作《神曲》，其最主要意义在于但丁将自身与写作的个人经历也融入了这部结构协调的作品。但是薄伽丘的写作目的，与伟大先驱者但丁以及同时代的典范、友人彼特拉克的写作意图完全不同。薄伽丘深知自己所选文风所包含的价值与象征意义，这从其结构上就能看出，在序言中，薄伽丘通过隐喻的方式（100则故事对应《神曲》的100首诗；在闲适别墅中进行的人间旅行对应但丁在炼狱与地狱的旅行）多次对但丁与彼特拉克的作品进行暗指与引用（如V布兰卡所解读，R梅尔库里也做出过分析性更强的阐释），旨在阐明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有时截然相反的视角观点。
《神曲》是一部连贯紧凑的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在死后世界以及在人类历史中进行的一次忏悔之旅，目的在于使作者——主人公——洗清自己的罪过，尤其是作为爱情诗人的罪过，以便能够以凯旋者的姿态重返佛罗伦萨这个将他流放的地方。
彼特拉克的《歌集》也讲述了一次忏悔之旅，然而地点是在主人公也即歌唱并书写下抒情诗歌的“我”的内心世界。彼特拉克描述对劳拉这位女性的爱，仅仅是为了将“我”的故事作为可信事例，并借由书中对人生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完整描述表现出来。
《十日谈》也是一部统一连贯的作品，它以一连串“小说，或者童话，或者寓言，或是史实”（或是截至当时所创作出的所有现代叙事抒情诗的集合）的形式记述了一次范例性的经历，而不再是单个独立的故事。因此，联系各个故事的“框架”在理解《十日谈》与薄伽丘中就起着关键作用，即使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十日谈》的一位中文译者方平在一篇文学评论中
该文学评论写于1982年（后经多次修改，收录在论文集《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中，《外国文学》，1987年，第328—336页）。也支持此种观点，他准确地提出，在众多不同的结构形式中，“框架”与中国小说的传统结构有着本质区别，这种“框架”结构孕育着一些现代小说结构形式的雏形。此外，我想补充的是，《十日谈》实际上也可算是一种“教育小说”（romanzo di formazione）：通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准则，以及对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或者是所有代表了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事件进行讨论所积累的知识，完成对这七位女性与三位年轻男子（以及所有读者）的教育。这个框架表现出了同时代的文化危机（对黑死病的描述），并提出文学应该成为传播文明的途径。
与但丁相同，框架的主人公——叙述者——也完成了一次旅行，但并不是在死后的世界，而是在环境宜人的地方，他们用生命与文学，与1348年在欧洲与佛罗伦萨蔓延的黑死病的死亡威胁做斗争。他们的生活可以被称作文学人生，因为是由主人公以及他们的作者薄伽丘所讲述的故事所构成，并与从古代到中世纪文学中最关键、最典型的地点紧密联系：别墅、花园、活水、鲜花，总之是许多古典诗歌与抒情歌曲经常采用为背景并以之为开端的“宜人之境”（locus amoenus）。在《神曲》旁——正是薄伽丘第一次将“神圣”一词加在了但丁原为《喜剧》的作品名中——并列了一部“人曲”：之所以也称为喜剧，是因为《十日谈》与《神曲》相同，也在开端充满痛苦与悲伤，但最后则以愉悦、饱含希望与快乐结尾，因而与《神曲》一样具有益处，但不同的是，《十日谈》关注读者，特别是与女性读者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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