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园与得名
东莞可园与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十二石斋梁园合称广东清代四大名园。
东莞可园坐落莞城博厦,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特点是面积小,设计精巧,把住宅、客厅、别墅、庭院、花圃、书斋,艺术地揉合在一起。主体建在33亩2204平方米土地上,亭台楼阁、山水桥榭、厅堂轩院,一并俱全。它虽是木石青砖结构,但建筑十分讲究,窗雕、栏杆、美人靠,甚至地板亦各具风格。它布局高低错落,处处相通,曲折回环,扑朔迷离。基调是空处有景,疏处不虚,小中见大,密而不迫,静中有趣,幽而有芳。
可园创建人张敬修以军功升至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他金石书画、琴棋诗赋,样样精通；花鸟虫鱼,般般爱好。他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一体,把可园的住宅、客厅、别墅、庭院、花圃、书斋,以长廊艺术地衔接在一起；又广邀文人逸士,为可园吟诗颂赋、作画刻印；并听取艺术家的意见,摆设清新文雅,占水栽花,把可园装点得“十万买邻多占水；一分起屋半栽花”, 极富南方特点，成为广东建筑、园林的珍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传说张敬修本来拟将该园取名为意园,即满意、合心意的意思。修筑竣工后,张敬修广邀文人逸士,大排筵席,庆贺一番,让人们品评、鉴赏。张敬修引这班骚人墨客游览全园后,在大门口征集人们意见。不知是被酒醺醉了头脑,还是这个园确实太好了吧？客人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赞美,又不好先表态,就都应答说：“可以!可以!”
“可以”两字。虽是泛泛空言的应付、推托之词,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敬修见大家一致认为“可以”,而“可以”之“以”，与“意”音近,“可”在“意”以前,“可”就比“意”优先。便改名为“可园”。所以,可园的命名,是“可以的园子”的意思,是张敬修自谦的称呼。张敬修定名后,还亲自以一笔一字,题刻了石匾。
居巢是张敬修的幕宾,跟随张敬修多年,也客居可园多年。他在可园作画,每有自己以为得意的佳作,也多盖上“可以”一印,这印就是可园命名的实物凭证。
“可”有可人心意、合人心意之解。可园这名称,当然有可人心意的意思。古人“花能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句中,可人就是合人心意的意思。1981年7月,广东省园林学会与原东莞县建筑学会在可园举办了可园建筑的学术研讨会,都称它是广东省难得的古园林,为广东近代名园之冠。省园林学会秘书长杨和明同志,就即兴书写以“可园”两字作鹤顶格的诗句，而第一句就以“可人”两字赞曰：“可人景色今犹在,园里春秋几往还。”
1981年11月,笔者陪诗人刘逸生游可园时,诗人亦以“可人”为中心意思,作《东莞可园诗》七绝赞道：“当年桃李作时芳,劫外依然古画梁。况是官城红树影,半江瑟瑟半斜阳。”“百年风雨纵横后,重见承平万姓熙。三亩已收亭阁趣,可园今是可人时。”
张敬修是由于自己被李文茂起义军三次打败,三次被撤职回乡,才修筑此园的。他自己安慰自己说：“昔陈臬粤西,督治戎行,深以弗克迅扫寇氛,负惭重任。圣恩宽大,赋闲家居,忝荷慈荫,获亲色笑,奚廊园圃,奉太恭人以板舆游宴之娱。阁既成,谨识以平安两字。春晖日永,寸草心长,载展乌私,敬寓祝延之意云尔。”意思是自己吃了败仗,皇帝没有重罪,只是将自己撤职。使自己能筑可园,与家人平平安安地欢聚,尽尽人子的孝意。
因此,比张敬修年少六年的侄子张嘉谟,在《可轩跋》里记载：可园的命名,有无可无不可、模棱两可的意思。说张敬修在宦海中,曾三起三落,“再仕再已,坎止流行,纯任自然,无所濡滞。其于乐天知命之学,深造有得”，以图教育子孙后代在宦途上可行则行,应止则止,乐天知命。
统而言之,可园的命名,有“可以”、“可人”、“无可无不可”三层意思。
现在江苏省苏州医学院,亦有一座可园,此园又名近山林、乐园,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晚清梁章钜重修,名为可园，比东莞可园,早八十多年。张敬修建筑时,是否知道？不得而知。另,北京、天津、台湾亦有可园。
可园的前身,应为冒氏宅,但冒氏其名、其人、其事,都不可考。广西诗人郑献甫因战乱,曾客居可园,作诗献张敬修,诗题为《九日饮冒氏宅即东莞张氏园》。诗云：
江声浩浩海茫茫,秋老方看作嫩凉。
三水三山分百粤,九月九日作重阳。
登高难比无为子,张宴聊为有美堂。
残菊末逢残客聚,风前相与傲寒霜。
龙穴开时龙水分,江枫无处似乡枌。
西风三径少黄叶,南国四乡多白云。
未敢题糕如梦得,不妨吹帽学参军。
萸囊菊枕俱闲玩,冒雨归来正夕曛。
可惜诗中亦未提到可园的前身——冒氏宅,不能猜想冒氏宅原有的规模和张敬修改建的情况。
原载《东莞文艺》1998年第三期
却金亭
却金亭在莞城区光明路与教场街交界处,明清演武场旁。此处原有东莞古河道与码头。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东莞知县蔡存微建却金亭,请时任文林郎巡按、广东监察御使的莆田泽山人姚虞宗舜撰《却金亭碑记》。另有却金坊碑,嘉靖二十年1541年,东莞知县李楣请时任征仕郎、两京刑科给事中的东莞人王希文撰文。却金亭碑以红砂岩石为底座,青石为碑。碑高184厘米,宽102厘米。红砂岩方形底座,长143厘米,宽30厘米,距地面高20厘米。
明初,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市舶司管理外国入贡、贸易等事务。洪武三年1370,朝廷设广东市舶提举司于广州,管理朝贡事宜。被允许朝贡的国家有真腊、苏门答腊、锡兰、暹罗、占城、渤泥、古里、古麻刺、爪哇、柯文、满刺加等国。朝贡国使者上京,大多经广州。贡品外的其余货物,就在市舶司所在地互市出卖。永乐元年1403起,市舶司都由朝廷内臣主管,并设市泊所。到广州必经东莞。东莞则设河泊所。河泊所在莞城所前街。因税收利益,县衙直接插手。河泊所大权失落。所在地成了大荒园,今称大芳园。明末,东莞官兵疏于演武,军训不足。演武场地沦为出租的商业用地。
明中叶以前,禁止外商来华贸易,只准许以朝贡形式的官方贸易。但对贡期、贡道、船数、人数及贡品都有具体的限制。郑和下西洋后,外国贡使争先朝贡,许多外国船只更借“朝贡”之名,附带大批货物来华贸易。“宝货充溢于库”,朝廷允许民间承领出卖。稍后又改为对外国货船抽税,允许所有外货自由出卖,民间贸易因而频繁。明中叶起,市舶司对“番商私货”开始实行“抽分制”,按货物比例征收实物形式的进口关税。却金碑附近,因地处码头,更加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和集散地。
本来,外国商船入港后,先由地方官吏加以封仓,以避免走私漏税,然后对货物逐一检验并抽分。手续全部完成后,才能进行正常交易,是正当的。但是,地方官吏视对外贸易为一肥缺,常借抽分、盘验番舶之机,以拉差、劳役之名,向外商敲诈勒索。官吏借权勒索外商,若有不从,则妄自增税。外商到中国,人生路不熟,所作之役,如何受得了？只好贿赂。官吏中饱私囊。就是建却金亭的蔡存微,崇祯《东莞县志贪酷传》载：“晋江人,嘉靖二十二年来知邑事,赃贪贿赂,惨极非刑,吮民膏血,民不聊生。母死匿丧,事发拿问究赃,连夜遁去。”贪污腐化之风严重，既损害国家声誉,又影响正常贸易,明王朝不得不采取“易官互诘”的办法,“遣知县有廉干者往舶抽盘”,以互相监督制约。李恺因“廉干有才名”,故于嘉靖十七年1538被委以全权,主持东莞抽分番舶事。
李恺为杜绝各级官员借封仓清货之机勒索外商,改革验货课税制度,并试图解决动用大量人力逐一查验而“费浩获微”的问题,立定对外商“不封堵、不抽盘,责令自报其数而验之。无额采,严禁人役,毋得骚扰”的政策,宣布“敢有诈匿者,抵法则常”。这种由外商自行报税而抽查的办法,缩短了外国商船在码头停泊的时间,减少外商的额外负担,便利了自由贸易。王希文在碑记上说,李恺此举“遵复制典,一举而五善集焉。故不拒其来,以示广也；令其自核,以导忠也；不再稽疑,以怀信也；却而不肖,以示威也；惠之不费,治之以不治也”。
暹罗今泰国商人奈治鸦看带着本国国王的文书引信、货物来到东莞港,要求进行通商贸易。亲受其利,为表谢意,奈治鸦看邀集外商,筹得一百两银,奉送李恺。李恺再三拒受。外国商人越发感动,“相率壮其事于十竹王子”,到广州后,禀请巡按王十竹批准,将赠予的款项用于树坊挂匾,筑亭立碑,以表彰李恺却金廉政之美德。考虑外商集资后,都已离境,无法送回资金。王十竹同意将所集资金,在原址建却金坊、立却金匾。后来还筑了却金亭、却金桥。
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十二传载：“李恺,字克谐,号抑斋,惠安人。宋文肃公邴之后。嘉靖戊子1528乡荐第二,壬辰1532进士,授番禺令。……恺治番禺,廉干有才名,上官委掣东莞夷税,如额不染,夷首欢呼,奉千金为寿,恺却之。”李恺后来迁尚书郎，入为礼部稽勋司主事,调兵部车驾司郎,转武选出为湖广按察副使。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恺因见朝政日非,邪佞当道,遂解缓退归。
却金碑不仅表彰了李恺的廉政,也记载了我国对外开放、贸易、交往的历史事实。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教育意义和研究价值。却金碑具有历史座标和地理座标的双重意义,保持原址不变,成为历史的见证。《却金碑记》拓片,见证中泰两国友谊,二次作为国宝,赠送泰国国王及代表。
另有“却金坊记”碑,现由东莞市博物馆收藏。却金坊是用红砂岩方石所砌山门,正门宽约4米,高5米,两侧门宽约2米,高4米。新中国成立初,红石柱门间,用泥砖封住,曾作临时房子。屋顶塌了,有人用以养鸡。五十年代后期,充作民房。却金坊记碑长157米,宽074米,大理石质,弧首方座,四周刻云海纹,碑额有篆书“却金坊记”四字。碑文为楷体,字体工整,镌刻精致。原有却金坊，新中国成立初时被拆,却金桥距亭西百米左右因涌被填平,也已消失。其景只剩却金亭碑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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