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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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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游王世襄先生三十余年，亲炙其深厚学养和大家风范。所记皆为第一手材料，文字流畅易读，京腔韵味浓郁，人物刻画灵动，幽默笔触中浸出深厚情意。书中所载三十余年来王世襄夫妇雍容达观的处世境界，以及生活点滴中所流露之美学趣味和独到见解，格调品味与修养，都让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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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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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青，男，1953年出生。多年潜心于古典家具研究，是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其学术著作《清代家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中、英文版）是此领域的开创和重磅之作。田氏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自1996年以来，开创了视家具为艺术品的创作实践，设计制作具有当今时代风格的传统家具，出版有《明韵――田家青设计家具作品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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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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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怀
拜识登堂入室业余的专业研究者
亦师亦友学术研究相知期望
教诲
激励
劳心累神编辑《则例》执著的著述
无奈的合约恼人的粗劣印刷苦尽甜来
提掖
制新
鉴赏
品位
本色
安居
天意
逸事
说山一说山二说山三
“猴儿精猴儿精的”不冤不乐当断不断
“这要我们如何是好”“他不懂还瞎说”
“这儿就挺好的”有事儿不怕事儿
“你站住”“没给他切了轴”再说板儿爷
八月十五一个人一块钱，一个烧饼分两半
“吃会”与会吃我不是收藏家
惜时如金动物都属“猪”？
看足球—你又跑这儿玩来啦
永诀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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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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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国内真正能高水准掌握英语的人并不多见。王先生的英语好，讲英语的口音略带特殊的北京味儿，在来京外国人的交际圈中口碑颇佳，这在与他同时期的文博专家中极为罕见。也正因如此，他有着更为宽阔高瞻的眼界和远超一般学者的知识，而他所做出的成就，便具有了世界意义。
认识王先生的时候，我仅稍有一点英语基础。与他的接触，使我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那时，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中文新文献和新资料几乎为零，而西方学界则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研究，其学术成果遥遥领先，因此新进的研究资料都是英文的。当时王先生收集的英文书刊资料，在别处根本看不到，仅一览封面，已让我艳羡不止。再者，当年重要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大都在海外，因此掌握英语是战略性的。
我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英语。
所谓“啃英文”，不是指学学日常生活用语，而是学习理解专业论著所用的学术性英文。那时没有英语学习环境，基本上碰不到外国人，也缺乏英语交流的渠道，唯一能做的是狠下死功夫，“啃字典”，“啃语法”，同时，阅读从王先生那里借来的同时期的英文刊物。经过大概
三年多的时间，我掌握的单词量已成倍于当年外语学院对英文本科生所要求掌握的词汇量。
我对古玩较为熟悉，阅读相关的书籍不算很吃力，这也对促进英文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帮助。当时，王先生是极少数可以按时获得海外专业刊物的大陆学者。每次从他那里借阅回来当月的新刊物，我总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待归还刊物时，我能把心得感悟告诉他，起初是用中文讲，后来慢慢地可以夹杂着部分英文，几年后我已可以完全以英文表达。随着阅读理解的进步，再有新刊物，不必借走，在王先生那里浏览个把钟头，便可以告诉他内容梗概。几年下来，英语水平提高，鉴赏力也有了质的飞跃，扩大了眼界，因而能从较高端的视角领略世间珍品。我慢慢尝试着按照国外学者的论文文体用英文写文章。开始真费劲。我曾在Orientations等海外介绍中国文物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过四篇文章。第一篇，关于明式家具的鉴赏，由中文稿简化后翻译成英文，邮寄回来的原稿，几乎被英国的编辑批改成通篇红色了。即使这样，依然很兴奋，自比二战时盟军诺曼底登陆，伤痕累累，但好歹上了岸。认真分析这篇涂满红批的改稿，我找到了主要原因：稿子是由中文译成英文，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语句结构的先天不足。英文学术论文，最好按英语习惯直接用英文书写，而不是翻译。咬咬牙，我又开始尝试纯用英文写作。
这算得上“啃英文”所拼的最后一口气了。待第四篇文章的原稿寄回来时，除了几个单词之外，几乎没有改动（见右图）。其后，《清代宫廷家具》和《圆明园家具的特征》两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且已不觉得比写中文更难了。十年后，文物出版社在出版论文集时，收入了这两篇论文，反是从英文稿翻译回来的。从九十年代起，我已经能用英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了。屈指算来，攻克英文过程大概用了十年时间。
回想当年，在没有语言环境，没有教授辅导，能以干“啃”的方式攻克英文，与我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太想拿出过人的成绩不无关系。随着英语的过关，阅读了越来越多的英文图书和资料，人的眼界开阔了，涉猎的领域拓展了，思考方式会有本质的提高。这些，王先生都了然于心。对于学习英语，记得前些年有个报道，有艺术学科的教师抱怨我国高考入学和教学制度，使有艺术天分的学生因英语不过关而不能进大学或不能毕业。当时，王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特意对我说：“不管干什么行业，即使是艺术类的学生，掌握英语也是必需的。现在英语的环境又这么好，如果连这点儿毅力都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成事儿。这样的人再有天分，我也看不上。”言下之意，似乎在肯定我为学习英语而付出的辛劳。
到了九十年代，王先生认为我已有能力，更应该走出去提高眼力和眼界，他建议我循着他一九四八年去美国考察的路线也走一圈，并写了以下的这封推荐信。
田家青一九九三年元月在Orientations所发的文章。
英语过了关，王世襄力促我去海外参观考察。这是他在一九九四年初给我写的推荐信。
通过这封推荐信，我感觉到，在王先生看来，我已一步一步从土造玩主儿的角色中走了出来，有了与国际上一流的学者专家比肩对话的能力。
我在他心目中这一角色的转变，可从很多小事上体现出来，而小事往往反映大情况。例如，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偶然说起在地摊上看到的一件瓷器的款识形式，我念款识（shí）。他突然打断我，郑重告诫：“哦，记住，以后这个字在这里别再念‘shí’了，应该念‘zhì’。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发音，意思完全不同。”我看着他一脸严肃认真的态度，觉得很奇怪，“款识”这个词是古玩中极常用的术语，在当时我接触的古玩圈里人，不论比我老的还是和我同一辈的，都把这个字念‘shí’。而且，自打我认识王先生这几年来我在他面前也这么念过，他从来没有纠正过。我就说：“大家都这么念啊。”他说：“不对，不是大家都念错！以前我没纠正你，你也用不着纠正他们，往后当着他们就别念这个‘识’字，直接说‘款儿’就行了，犯不上跟谁都较这个真儿。但在真正的学者面前和正式场合里，一定不能念错，这一个字儿并不简单。”
的确，后来我发现，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们，老一代著名藏家，包括国外各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馆馆长们，没有一位是念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老先生，是郭沫若和老舍文集的责任编辑，语言文字专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两年前，我曾跟他说，现在各种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的小料，都被俗商车成珠子做了手串儿，实在暴殄天物。我打算用我们做大家具剩下的下脚料设计制作一些小型木器艺术品，希望能请他题些款识刻在上面。他一听就说：“哎哟，你知道‘识’字该这么念！我告诉你吧，有好多专家在电视上都念这个大白字，听着真别扭，还跟人在那儿瞎白话，真丢人！”
这个“识”字，不光电视上那些专家，我发现与我同时期认识王先生的人里，至今还没有一位读音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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