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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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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福建民国名媛的情感走向与人生抉择为线，采写、重读了20多位民国闽都传奇女性，展示了她们真实、感性的一面，亦体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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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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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描写近代福州优秀女性的随笔集。记述中国现代史上福州一批女性，从一个侧面反映福州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一个策源地的文化积淀，反映福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这些名媛在政、学、艺术界的家事国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的内心挣扎、自我觉醒、社会参与、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运，多少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诡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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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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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长乐籍福州人。《海峡姐妹》编辑部主任。曾获福建省新闻奖一二三等奖数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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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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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民国年间的非常女人
林宗素：民国年间的非常女人
方君瑛：铁枝铜杆木棉花
方君璧：残红片片写拈花
第二辑大时代的小爱情
庐隐：母亲的故事
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程俊英：诗葩上的英之华
王世瑛：大时代的小爱情
陈懋恒：女历史学家的奇情人生
林徽因：林家长女的密码
第三辑乱世情怀
游寿：归于沉潜的梅
林北丽：林庚白的丽白传奇
郑秀：曹禺给予的爱情领悟
李小瑛:郁达夫的浮世露恋
沈峻：不要眼泪不要悲伤
第四辑在水一方的世家女
吴咏香：“鸥波馆”里的海伦
严倬云：辜振甫的贤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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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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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君瑛：铁枝铜杆木棉花
一同盟会女杰
《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周，即1901年9月17日，清廷颁布命令，提出“造就人才，实系当务之急”，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对学有成效者，给予奖励。地处沿海的福州大户方芷亭（方家湜）是一位“有远识，教育子女得风气先”的开明商人，育有4男7女。1901年，二女方君瑛（1884～1923，字润如）偕同寡嫂曾醒、弟声涛等，在伯父方雨亭（方家澍）的鼓励和资助下，东渡日本。方君瑛有极好的中英文基础，顺利地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方君瑛“约莫在十七八岁之间，在明艳中眉宇还现出英爽气概”“天真中有老成，刚健中有婀娜”。
在东京，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方氏家族中姐弟妯娌同辈有6人先后加入，被称为“举族赴义”。此时汪精卫也得到官费旅日游学，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兼机关报《民报》主笔，与方君瑛姐弟等人相识。
1905年，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立愿“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于是身怀炸弹，在北京正阳门东站炸伤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此后，暗杀活动成为一时风气。同盟会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孙中山并同志们以方君瑛“能以德感人，以言动人，而又勇于轻身犯难”“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推其为部长，其下属主要成员是她的嫂子曾醒、秋瑾、陈撷英、吴木兰、林宗素、唐群英、蔡惠，时称同盟会“八女杰”或“巾帼八杰”，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等血性男子加入。此时，黄兴在日本横滨设立一个秘密制造炸药的机关，聘请俄国人为教授，以擅长化学的喻培伦为主，进行炸药研制。方君瑛与秋瑾、陈撷英、林宗素等女革命党人皆加入学习，并组织学习格斗等技能。这些女党人同时也是中国早期的女权运动先锋人物。方君瑛此时在留学生刊物《江苏》上发表了《兴女学以复女权说》，指出“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百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唯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即人格之不完，尚何权利之足……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即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提出兴女学、恢复女子独立人格、“还女性以人权”的主张。
1909年冬，暗杀团开始行动。目标是谋炸摄政王载沣等。方君瑛向主动请缨的汪精卫赠诗一首：“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此去需珍重，无忘旧日欢，殷勤为汝祝，努力更加餐。”次年春天，方君瑛、曾醒以及热爱汪精卫的17岁马来富家女陈璧君，各把炸药缝在棉背心内由日本带到北京。不料事败，汪精卫、黄复生等被捕，被判永远监禁，解往法部监狱关押。方君瑛与曾醒负责筹集经费、购买与运送炸药，幸未受到牵连。
1911年初春，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一触即发。同盟会福建支部会员林觉民、方君瑛、曾醒、陈与燊、陈更新等商定：从马尾港乘坐大轮，将百枚炸弹装进棺木，由方君瑛扮成“孀妇”，扶“柩”上船。三月二十六到达香港，买通了珠江上的巡检，当天下半夜将这一百枚可以爆破城墙的炸弹运到了广州小东营五号。到了广州后，她和方声洞、曾醒同照了相片，寄给家人留念。姑嫂随即再返港，和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位女同志，留以掩护胡汉民等若干重要骨干，决定最后一天再进入广州。三月二十九（4月27日），得到举义消息，他们立即动身，但抵岸广州时，见城门紧闭。才闻知起义失败，不得不连夜乘船返回。
二赴法求学
黄花岗起义，方君瑛“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她的胞弟方声洞却壮烈牺牲。声洞之妻王颖当时仍在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且有身孕，还带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儿子。为照应王颖，方君瑛从香港赶往日本，陪送王颖母子回国，到汉口家中。
方君瑛在同盟会的威信很高，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均对其十分尊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邀方君瑛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她力辞不就：“革命无成，不想做官。”后来，方君瑛勉强同意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曾醒为监学（教导主任）。当年的9月，清廷一是害怕革命的声势，二是为了笼络人心，释放了汪精卫。方君瑛、曾醒带了十一妹君璧从汉口到上海，相庆生聚。接着她们又赴粤，参加了广州公祭七十二烈士和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谈到国事已定，这些热血青年就有了同赴法留学的动议。8月，汪氏夫妇带了陈璧君弟弟陈昌祖，曾醒带了弟弟曾仲鸣、儿子方贤俶，君瑛带了妹妹方君璧一同赴法。船抵马赛，李石曾、张静江等迎接。
“黄叶飘零怨暮秋，碧天如海月如舟。数年慈父倚闾倦，愿借冰轮返故州。”远在异域，方君瑛仍十分关注祖国政局变化，并深切思念着父亲。1915年，袁世凯将要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全国政局动荡更剧。深感忧虑的汪精卫、方君瑛等人奉命返国讨袁。但是当方君瑛到达上海时，中日不平等条约业已签订。此时正遇上父亲去世，她匆匆回家却没有赶上亲殓，只有抚棺痛哭。把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庶母又去世。庶母临终前将七岁的小女儿君琦（十四妹）托付给君瑛。料理完后事，方君瑛又带着君琦及曾仲鸣的九兄伯良再赴法国。当时政府以方、曾两家有功于革命，给予他们官费。
但不久后，福建省政府因经费困难，将几个学生的官费取消，方君瑛经济也大受影响。1920年秋，方声洞夫人王颖也将儿子方贤旭送到法国，交与方君瑛抚养。身边的孩子这么多，家里的一切杂务，都得由她课余亲自操持，生活十分艰苦，但她还是安排得妥妥贴贴。她自己也于1921年秋，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修完数学课程，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女性在法国得此学位的第一人。但此时，她已心力交疲，形容憔悴了。有一天，她曾遇到一起车祸，汽车碰伤头部。医生告诉她，头部伤虽已治愈，但怕以后会影响神经。
三女革命家之死
1921年，为了纪念国民党元勋朱执信，汪精卫等正在广州筹办执信学校，邀方君瑛前往主持。1922年冬，方君瑛回国。因陈炯明叛变，广东局势混乱，方君瑛无法前往任职，遂停留上海。车祸已过一年，她常觉脑力不胜，自觉得难负执信学校建设之重责；同时陈嘉庚的厦门集美学校此时也欲高薪聘她做教授，君瑛很想接受集美学校的聘约，使经济有着落，每月可筹款若干还给六嫂。六嫂郑萌，方声涛妻，一笔款项原来寄在方君瑛处，备孩子方贤卓留学之用，却经方君瑛之手被一个福州留法学生骗借不还。汪精卫夫妇则坚持要她主持执信学校。
方君瑛有过一段婚姻。她在留学日本之前，曾与福州人王学文定婚。王学文也曾加入同盟会，受过革命洗礼，但内心里惧怕革命行动的危险，怕落到“诛九族”凶祸，由担心而不满。秋瑾在浙江举义失败被杀，他更吓破了胆，认为方君瑛参加革命，一定会惹火上身。因王学文催婚多次，结婚当日（在东京），竟然对方君瑛的贞操起了疑心——方家曾被强盗抢劫过，造谣的说强盗还曾侮辱过妇女——在新婚之夜，粗言相问。君瑛一怒之下披衣而去，誓不相见，并告双方家长要离婚。后与曾醒同赴天津，谋刺庆王奕劻、摄政王载沣……福州光复后，君瑛担任女子师范校长时，王学文仍不允离婚，并时常于夜间在女校门口张望。其意或只想见见面而已，可是男人常来找女校长麻烦，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自爱的君瑛怕有闲话，才有了其后的辞职，赴法留学等事。
此时君瑛与曾醒回国，曾醒立即去福州看顾母亲，陈璧君于当年4月去美国，为执信学校筹集款项，一直未归，汪精卫也被孙中山委派为驻沪办理和平统一的全权代表，马不停蹄奔走于北京、奉天、广州、杭州之间，很少在上海停留。她孤身在上海，却不料执拗的王学文依然屡次写信、打电报要求重修旧好，如附骨之疽的纠缠让她十分痛苦。
而最痛苦的是，她在法国驻留10年，过的是十分简单的学生生活，对于国内的复杂及腐败情形没有接触，猝然回家，举目国事日非，社会腐败，十分愤怒伤痛。尤其是见一帮从前之革命同志，包括弟弟方声涛，或因意志沮丧染上鸦片，或因地位、享受问题，大部分变了气节，甚至已与革命前的满清官僚之腐败无大分别……许多同志及弟弟方声洞为革命流血，岂不都白流了？自己几年的努力也岂不白费了？以为革命成功，可拯人民出水火，哪知民国已成立10年，而人民的痛苦反而加剧。一想起这些，她的心痛绝望，无以复加。
6月8日汪精卫曾路过上海探视君瑛和岳母（方君瑛与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一起住）。送他出门时，方君瑛送至门口，站了许久，挥泪而入，家中佣人以为是伤别，没有留意。绝命前数日，她对卫老太太说：“我今无牵挂，随时可死。”卫以为她是随便说说，便说：“爱你之人如何？”她答道：“渠等哭数日就无事。”
1923年6月12日，她吞服大量麻醉品，经抢救无效于14日逝世。她在遗书中写道：“为国事累卵，民苦倒悬，而同志犹多泄沓弗振，社会尤腐败之极，自恨不能力济，只有死耳。”“社会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能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可见她对社会现状已心灰意冷。
四木棉开尽
汪精卫在广州得到噩耗之后，16日转道香港乘船赶往上海，并于6月18日致曾醒、曾仲鸣、方君璧等人的信中这样说道：“……以七姊（指方君瑛）平日之明决，遇此等事不难立断，何致为此自戕？故以七姊去岁被汽车撞伤及近来精神异状推测之，七姊自杀之原因，当为神经衰弱所致，此医生及蔡孑民（蔡元培）张溥泉（张继）诸先生所推定以为必然者也。呜呼，自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兄昨岁不招三、七姊回国，七姊可以不死，七姊回国后在兄寓时多，兄苟善于调护，七姊亦可以不死，今则七姊竟死矣！兄非惟无以对七姊，且无以对诸弟妹，神明痛苦莫可言喻。诸弟妹以此责兄，兄固无词，即以此绝兄，兄亦无怨……”
1917年，汪精卫应孙中山之召唤回国参加建立军政府工作，分别时曾赠给方君瑛一首诗：“十年相约共灯光，一夜西风断雁行；片语临歧君记取，愿将刚胆压柔肠。”方君瑛之死，引起汪精卫的强烈自责。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奋斗，一起学习，甚至一起相依为命过。他认为自己没有尽到为兄长的责任，写下挽联：“红颜知己，旷代难逢，可怜魔劫重重，万古和流新血泪；白日盟心，他年有约，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旧精魂。”时人以为“深情若姐弟”。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过鸦加尔松故居》的诗与词句中都“悲不自胜”，如“草径全荒，松围尽长，只有青山无恙。临风怅惘，尽马策挝门，尘封蛛网。落叶萧萧，乱蝉空自响”。又如“又向天涯剩此身，飞来明月果何因。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年年此泪真无用，路远难回墓草春”。
汪精卫本来有理想，甚至有超人的毅力、令人沸腾的牺牲精神，有个人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革命事业，他也有崇高的地位，也曾迎迓着无数崇拜景仰的目光，但他最终竟做出毁灭性的选择——卖国，这不仅导致个人生命、政治、人格的破产，而且从社会的各个层面给当时中国、中华民族带来来自自己精英的反手一击。这一击造成的的民族灾难使他永被唾弃。
“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木棉零落，依然红艳。
......王世瑛：大时代的小爱情
1919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大街的“福建会馆”门口，两辆人力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了6位女生。她们是北京女高师的福建女儿庐隐、王世瑛、程俊英、钱丞、陈璧如、刘婉姿，来参加北京学界的福建同乡会的成立大会。参与这次活动的福建学子中走出了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师级人物，如郑振铎、高士其等。这次会议还是两位福州才女的恋情的发端。一对是庐隐与郭梦良，一对是王世瑛与郑振铎。她们的结局都是“爱别离”：庐郭虽结婚，但不久就阴阳两隔；王郑却因为家庭等原因，有缘无分，怅然分手，王世瑛成了郑振铎一生的女神……
一白富美女生
王世瑛（1899～1945）家世显赫。祖父王仁堪是大清状元，名列循吏良臣的楷模人物。王世瑛出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城内东街妙巷的状元王仁堪故居内。1910年，就读于祖姑婆王眉寿创办的福州师范学校。她在一班同学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憨嬉活泼。在这所学校里，她的同学有程俊英、冰心。冰心笔下，这样写着1912秋年的王世瑛：“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国文专修科（1919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部），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与程俊英、庐隐、陈定秀等同学。因四人情投意合，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少”。同班的苏雪林这样赋诗赞她们：“子昂翩翩号佳人，眼光点漆相貌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天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准搏长风（黄英君自号亚洲侠少）。横渠（张雪聪）肃静伊川（程俊英）少，晦庵（朱学静）从容阳明（王世瑛）峭，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五四运动期间，王世瑛、陶玄两位学生会主席带领女高师的同学砸开学校的后门，冲出去与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和示威游行。
亚洲四少曾有一张合影，可见王世瑛清隽明丽，身材高挑。眉眼都是青春的气息。王世瑛的父亲王孝缉时任教育部主事，她是真正的白富美。
二无果的恋情
1919年北京福建同乡会成立和召开的背景是声援福州的“台江事件”。五四学生运动中，中国人处处抵制日货，日本政府便策划以福州为“发难点”制造事端，以挽回政治、外交与经济上的损失。在当年的秋天，日本当局令驻闽领事馆组织“敢死队”，殴打平民、学生，制造流血事端。同时，为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及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作试探，日本政府派出“嵯峨”“桔丸”“樱丸”号三艘军舰，于23日开抵闽江口。28日，日本水兵登岸在福州示威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福州惨案”“闽案”，也称“台江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海、天津、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声援“闽案”斗争。
声援会后，北京女高师的六位女生一面遗憾于培华女校、贝满女校等女校没有来人，一面对从闭塞的女高师里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感到新鲜与兴奋。她们议论着会上那些醒目的男生、出众的发言，议论着参与家国大事的见解……她们不知道自己好奇地看着风景时，她们也成了男生们眼里一道道绚丽的景致。
第二天傍晚，石附马大街的女高师红楼外来了一位男生。看门的老伯伯向着教室高声喊：“王世瑛小姐，快下楼来，有位姓郑的来找你。”女生们看见，一个男生从第一道门一直冲进第四道门的过道上，便停下来，凝视壁上挂的一座大钟。他那套蓝布衫、蓝布鞋，戴眼镜高鼻子的形象，成了王世瑛她们共同的记忆。他就是日后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1898～1958）。
在学生运动中，因为都是学生领袖人物，世瑛与振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正是青春期的“亚洲四少”也正在探索“爱情”这个命题。一天，庐隐、定秀、俊英三人靠在会客室门外，偷听振铎和世瑛谈心。他俩却站着相对凝神。不久，振铎张口说话。但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天气严寒，院子里刮着飕飕大风，她们仨只得回到教室烤火。一会儿，世瑛也回教室，女生们争着问：“郑对你说什么？”她吞吞吐吐地说：“他向我……求爱，要求我……表示态度。”“你怎么回答呢？”“他对我的诚恳、真挚，确实令人感动；但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我当时只将这个意思告诉他。”
1920年夏天，“亚洲四少”合请了位私教在西城砖塔胡同的王世瑛家补习外语。四位女生住在世瑛房内，横摆一张大床，窗前有书桌、书架。她们常摆四个方凳于书桌前谈天。王世瑛告诉闺蜜们她的心事——双亲听说振铎的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实在太穷了，因此不同意亲事。她转述妈妈的话：“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恒产，代代为官作宦，你父亲是教育部主事，你自己又是个大学生，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
郑振铎的家世很坎坷：他是福州长乐人。祖父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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