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波特1946～2002，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特拉斯特WellcomeTrust医学史中心医学社会史荣休教授，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200多本书和众多文章的作者，其中包括《社会医生：托马斯·贝多斯与启蒙运动晚期英国的疾病生意》DoctorofSociety：ThomasBeddoes and the Sick Trade in Late EnlightenmentEngland，1991；《伦敦：社会史》London：A SociafHistory，1994；《“人类的最大利益”：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AMedical History ofHumanity，1997以及《身体政治：英国的疾病、死亡与医生1650～1900》BodiesPolitic:Disease，Death and Docto inBritain，1650-1900，2001。合著《贝特莱姆皇家医院史》The History ofBethlem，1997。 玛丽乔奈，是俄勒冈州科瓦利斯（Corvallis）的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历史学与人文学教授，科学史学会前任会长。因其在化学史研究中的杰出成就，在1999年她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的德克斯特奖（Dexter Award）。 西奥多·M．波特，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科学史教授。他的著作有：《统计思想的兴起（1820～1900）》（TheRise ofStatistical Thinkin9，1820-l900，1986），《相信数字：追求科学和公众生活中的客观性》
《剑桥科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的第五卷，主要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这段时期的历史，在这段时期，数学家和科学家们抱有一种乐观态度，目标是为了获得一种理性的、严格的科学理解（它是准确的、可靠的和普适的），而确立概念基础和经验知识。这些科学家们批评、扩充并改造了他们已掌握的知识，他们期望其后继者们也能够如此。现在大部分数学家和科学家仍然坚持这些传统目标和期望，以及现代科学所认同的这种乐观态度。
【2】科学史学家们通过在学科、方法、主题和解释方面极大地扩展他们的研究工具，从而着手解决这些20世纪晚期的问题。大部分科学史学家开始相信，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基于有关科学的“逻辑”或“方法”之假定的科学史。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不再有关于科学的宏大叙事（“那种科学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存在的余地，甚至不再有单一科学学科（如“化学史”）的历史。结果，科学史方面的大量近期论著突出关注的，是关于科学实践、科学争论和在非常局域的时间与空间中的科学学科的历史。
此外，一些宏大叙事也在坚持，例如像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非常成功的诺顿科学史丛书（每本都是一位作者），包括《诺顿化学史》（The Norton History of Chemistry）和《诺顿环境科学史》（The Norton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其他一些综合性历史的例子，包括对于20世纪物理学的研究，像黑尔格克拉格的20世纪物理学史和约瑟夫S．弗吕东关于化学和生物学相互影响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历史。
《剑桥科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第五卷各章说明了多种研究和解释策略，这些策略在整体上表明了在科学史与对于来自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研究的解释和洞察力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之间富于成果的的互补性。
像戴维M．奈特在他的关于科学家及其公众的论文中一样，格雷戈里描述了一个19世纪的欧洲世界，【4】在这个世界中宗教与科学在日益世俗化面前被认为是相互协调的。在科学知识分子当中，威廉惠威尔几乎独自站在宗教立场上反对世界多重性（the plurality of worlds）的假设。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威廉汤姆森和詹姆斯汤姆森兄弟、路易巴斯德和马克斯普朗克都发现，一旦科学唯物主义的极端叙述被消除了，科学与宗教就是相互支持的。格雷戈里注意到一个似乎矛盾的论点，即科学家与神学家都相信自然现象背后都存在着基础性原理，但在如何适当说明这些原理方面又总是无法一致。
罗西特提到的一些女性科学家也出现在奈特对科学普及化的讨论当中，这并不是因为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演讲，例如英国皇家学院（the Royal Institution）的星期五之夜讲堂，而是因为她们正在写作越来越多受到读者广泛喜爱并取得商业成功的书籍，例如简马尔塞的《化学的对话》（Conversations on Chemistry，1807）和玛丽萨默维尔的《物理科学的联系》（Connex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1834）。
学科建设的核心不仅仅是学科的场地和空间，而且是一系列的工具和交流方式，【6】从而定义并划分出一种知识领域。罗伯特W．史密斯对天文仪器的分析，注意到了在种类和规模方面的惊人变化，它们在天文学史中留下了标记，从朱塞佩皮亚齐使用地平经纬仪于1801年发现一颗小行星开始，一直到1990年哈勃太空望远镜问世。史密斯明确指出，光学和射电望远镜的改进通常是出于自身的目标，而不是作为解决理论问题的方法。在19世纪，天文学对历史学家所描述的精密测量的迷念（obsession with precision measurement）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与20世纪其他科学学科一样，天文学的花费与赞助在二战后变得力度更大。像核物理学家一样，天文学家发现他们在新型的组织中工作，例如国际大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nsortium），他们与工程师、机械师、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一起合作。像小型组织一样，在大型组织之中，科学家的交流模式对学科认同和差别以及原初工作的实现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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