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涵，1930年生人，历任台湾大学政治系和政治研究所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等。其研究之专长在于中国近代史、中国外交史、美国外交史以及东南亚华人史。在新任教期间，曾担任新加坡职工总会刊物编辑顾问多年。1976年至1978年曾受委担任新加坡教育部中学历史课程委员会顾问。通晓中文、英文、日文和法文，一生致力于教学与学术研究，著作等身。著有《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曾纪泽的外交》、《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文集》、《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等数十种，并曾以中英文发表有关论文、通论、译作及书评等百多篇。他对新马华人参与辛亥革命有深入的研究，曾发表多篇论文，并于1982年将颜清湟的名著《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译成中文。
第廿三章 结论（论东南亚的华人文化与各国华人政治的现在与未来）
从以上各章专题性对东南亚不同地区华人社区的发展与华人社会不同问题原委的探索，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与“群岛东南亚”的官方接触，至少可推溯至2，100多年前的汉武帝（140—87B. C.）时代（至于中国与“半岛东南亚”的接触，由于“半岛东南亚”一部分的北越与中越，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即为中国所统有，作为中国版图的南部边疆，其公私往来当然更早于此）。确定地经阿拉伯地理家马南狄（Masudi，Elmasudi）于公元943年之记述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巴邻旁（旧港，Palembang）所见到的永久性广东人移民聚落，至今也已1，000多年了。此后明初1405年郑和第一次远航西洋时在苏门答腊岛之同一区域所发现的粤人陈祖义的移民（海盗）集团，至今也有约600年之久了。即使从19世纪中叶（1840年代至 1859—1860年）后华人劳工（苦力）为欧美人大规模雇用南移东南亚各地区至今，也已经约略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了。从这些不同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型态，诚如本书在第一章“总论”中所指出：
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华人移民东南亚的重要特征：第一，他们都是基本上个别性、自发性（除少数被非法绑架拐卖外移的“猪仔”苦力移民外）、和平性的移民，无任何政治性、集体性本身的组织，也与中国清朝政府无任何关系（有些个别移民甚至是反政府的太平军或反清会党暴动的余党）。第二，19世纪中叶后，华人移民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较好的经济生活，以改善自己与其家族经济情况的下层社会人士。他们最初完全依靠自己强健的体魄，胼手胝足，在热带的炎热气候与狂风暴雨的侵袭下，在毒蛇猛兽与热带瘟疫的极大威胁下，一镐一锄地铲平了浓密灌木的热带原始森林，使其成为可居可耕的农产之地；然后在修筑了基本的居住房舍与交通道路之后，种植下稻米与胡椒、甘密等热带经济作物，以为生活与养家的基本。其后在欧、美殖民统治者的主导组织下，一波波华工移民来到东南亚各殖民地（包括唯一保持住独立主权地位的泰国）开发种种矿产、修筑好近代式的道路、港口，甚至兴建了铁路与修起联贯性的运河等等，以为进一步为各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发展，奠定基础。
所以，深研东南亚华人问题的第一代权威学者英人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他也是曾任英属马来亚主管华人教育与华人行政事务的殖民官员多年，对于华人劳工只凭神圣的双手与简单的锄、锨、铲、簸箕等简单工具，就能在马来亚雪兰峨州Sungai Besi老锡矿区掘好了长3，000英尺、宽1，200英尺、深125英尺等于移动了1，600万立方码体积的泥土而建成的露天锡矿区，即大为惊佩。而更令他感到惊服的是，华人劳工竟更在原矿区附近的Hong Fatt矿区另挖了一个长宽与前述矿坑相似、但深度则达原矿坑两倍之310英尺、移动了约合3，000万立方码土方之多的新矿坑。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83.可见华人劳力在开发马来亚锡矿方面的贡献。此外，对华人劳工在马来亚开辟山林以栽种橡胶树、开辟各原始森林橡胶园丘方面的贡献，他也是印象深刻的。虽然橡胶园丘开辟好后，所雇用的印度劳工在数量上较多，但一处新园丘之最重要而最繁重的清整土地与栽种胶苗等工作，则非华工莫办。男华工也被雇用为割胶工，女华工则被雇用为除草工。他们较之印度工更为勤劳。Ibid.，p.284. 此外，英属马来亚的中小企业绝大部分为华人所经营。以1930年代的凤梨（黄梨）业为例，更全为华人所拥有，1938年只凤梨罐头的出口即占马来亚出口总额的1.2％。当时华人在新加坡、吉隆坡、巴生港（Klang）、怡保及其他各地所创设的榨油（豆油、花生油）厂、饼干厂、制鞋与制轮胎的橡胶厂、铸铁工厂、锯木厂与酱油厂，占满了消费市场。华人也拥有联系各岛的航运公司，并设有机械修理站；而各地供应各族人民日用品的零售业也均为华人所拥有。英人赫斯教授（Raymond Hirth）曾就马来人提供鲜鱼于市场、华人则控有可以运往远处、保存较久的干咸鱼市场的事实为例，认为华人之中介商地位为不可或缺；因为不只是干咸鱼如此，其他可供大量出口的货物亦然；一者由于做生意必须有他处的生意联系户，此外，由于需要投入较长期的资本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以使其资本报酬回笼；马来人与爪哇人虽然也懂得这类做生意的重要步骤，但只有华人才最善于利用时机而为之。Ibid.，pp.285～286.所以，华人劳工只要能克服鸦片、赌博、饮酒、嫖妓等恶习，他们凭着个人的勤劳与节俭、苦干与毅力，即可于数年间由劳工（“苦力”变自由劳工）集资提升为小商贩；再由小商贩集资而成为资本较大的零售商。如果他的头脑真正精明干练，又有胆识毅力，善于经营，他便可逐渐晋级到经理中小企业如上述企业厂矿的所有人之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代的新、马华侨领袖陈嘉庚便是这类较大厂矿业主的佼佼者。不过，此时华人家族很少有经营大企业的，因为大企业多为欧、美股份公司型的企业所垄断，像荷兰东印度三宝垄（Semerang）华人黄仲涵所经营的建源公司，已算华人企业中的凤毛麟角了。
所以，战前华人社会虽说以商人与劳工为主，实际华人提供了一整套拓垦任何东南亚雨林处女地的社会运作系统，附带具有商、工、农之外一切中介服务的有机性的社会功能。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p.129.所以，1891年英属北婆罗洲第一任总督德累赤尔（W.H.Treacher）即坚认引进华人移民实是开发北婆罗洲最关键性的一件要事：
从过去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半岛与砂朥越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能够促使这些马来亚地区财力迅速发展的人群，实为能够勤劳工作又善于追求财富的华人；而本洲的一些发展公司（如沙巴华人开垦公司Chinese Sabah Land Farming Company、Yaen Yew北婆罗洲开垦贸易公司），实应全力吸引华人前来开垦。如果能成功地吸引他们自动来北婆罗洲垦殖，我想这些发展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定可有所保障而无疑。Ibid.，p.375.
英驻马来亚总督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并曾明确发言：“大家都应清楚了解，由于华人的劳力与勤奋〔经营〕，才会有马来亚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进步（evolution）。”Ibid.，p.123，引Frank Swettenham，British Malaya（London，1907），pp. 231～233.研究泰国经济社会发展、撰有专书行世的英国学者兰敦（Dr. K. P. Landon）也呼应此说：“瑞天咸氏所记述华人对马来亚进步的种种贡献，几乎每行每句每字都可移用之于描述华人对泰国经济的贡献。如无华人移民，泰国当无经济之进步可言。”Ibid.，p.123，引K.P.Landon，Chinese in Thailand（London，1941），p.44.精研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巴素博士，甚至提醒大家，不可认为东南亚各地区的财富好像保管得良好的一袋子钱币一样，俯拾即得，如华人在马来亚之开采锡矿，虽然尚可认为是取去了这些钱袋中的一些钱币，但东南亚其他富源的存在，则绝非如此。巴素博士以泰国的富源开发为例，自被认为是富源产品的生产与制造，以至于收集、加工、运输与大规模的售卖等一系列需要劳力与劳心的计划执行的必要步骤，无一项非因华人做出主要心力之贡献不为功。他也明显地指出其他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英属马来亚与北婆罗洲）开发富源的过程，也全与泰国（暹罗）相类似。Ibid.，p.123.所以，一般印象虽然认为东南亚各国（地区）华人的主流系为商人，实际则在移民早期绝大多数华人为劳工与农人；他们凭借着体力、脑力与心力服务整个殖民地社会，也靠着滴滴血汗的牺牲，始将森林莽原变为绿洲，才能在东南亚立足。宋明顺，《东南亚华人及其前途——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击》，见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页80。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欧美种族主义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主导下，由于东南亚各地区除硕果仅存的独立国泰国外，均已长期沦为不同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华人移民既无法在种族上认同于欧、美殖民统治者（少数峇峇或土著华人虽然在文化上认同于殖民统治者，实际他们是立足于弱势被统治者的地位，而为欧美人视之为辅助其殖民统治的奴仆棋子而已），乃仍在种族与政治上认同中国，既对中国之历史认同，也对中国文化（语言、文字、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认同；并视自身为短期寄身海外东南亚的华侨，仍然希望将来或自己晚年落叶归根、回归埋骨于自己华南的原乡。参阅Wang Gungwu，“Study of Chinese ldentites in Southeast Asia”，in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Ⅱ（HongKong：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88），pp.2～10.而且，在20世纪之初东南亚华人社会普遍兴办起认同中国文化的华文教育之先，华人社会并无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中最重要和最具领导地位的“士”的阶级。各地华校系统发展成型后，“士”的阶级的地位，也甚低落，与中国原乡社会中传统性或近代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居有的崇高清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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