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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教士题材一直是近代历史图书中的热门。13年出版《寻找·苏慧廉》一书曾嫌弃一阵“传教士热”。本书主人公福益华也是这样一名来到中国默默奉献的传教士。与著名的传教士苏慧廉、司徒雷登、李提摩太等不同的是，福益华的在华经历是和*普通的穷苦大众联系在一起的。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在华传教士研究价值，而且记录了当时邵武及其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对于读者了解那段历史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2、本书系福益华之子小爱德华·布里斯所撰写，布里斯是美国著名记者和撰稿人，曾获保罗·怀特电子媒体记者终生成就奖，在纪实写作方面颇有建树。本书建立在大量书信、日记、谈话以及作者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情感充沛，文笔细腻，亲切动人，是一部将抒情与纪事、私人记录和公共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传记类佳作。
3、特邀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老师为本书撰写导读，高度评价本书的文学性和历史价值。
在本书中，优秀的记者小爱德华·布里斯，也就是本书主人公的儿子，讲述了他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无私地为他人服务的故事。书中的各种传奇和轶事，为我们勾画出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完整画像：从他在新伯里港幸福的童年开始，到他在耶鲁大学的生气勃勃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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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晚清以来，中国海禁重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在这片充满苦厄与动荡的土地上拓荒、布道。1892年，来自美国麻省的26岁青年爱德华·布里斯，即后来人们熟知的福益华医生，漂洋过海，开始了他前往中国的奇异之旅。在偏远贫困的山城邵武，他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疟疾、牛瘟、洪水战斗，开创了各种工作。
在那艰难动荡的岁月，他一个人就是一支和平队。他以一人之力，为该地20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他学习方言，抢救难产孕妇；创办学校，建造诊所；从美国引进名种家畜，建立奶牛场，与瘟疫斗争，成为“牛瘟免疫的一位先驱”……他是邵武人口中的“福先生”——福益华。
福益华在中国结婚生子，经历了远方亲友亡故的悲伤，见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忍，最终迫于时局离开中国。然而，直至生命结束，他仍梦想有一天能重返这片土地。邵武城外的山岭上耸立着几道石牌坊。福益华绕过半个地球，一次又一次，无数次地从这几道石牌坊下走过，前后历时四十年。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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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简介：
小爱德华·布里斯（Edward Bliss Jr.，1911—2002），福益华之子，1911年出生于中国福州。青年时代开始从事记者工作，曾任美国著名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爱德华·R.莫洛（即影片《晚安，好运》的主角）的撰稿人和制作人，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著名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编辑。1968年，在美国大学创办了广播记者新闻课程，并成为终身教授，直到1977年退休。1993，荣获保罗·怀特电子媒体记者终生成就奖。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市的家中病逝，享年90岁。
一位朋友为小爱德华·布里斯撰写小传时特别提到，他尤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自豪，所以极其珍视自己名字中的“小”字和后面的缩写号。
译者简介：
安雯，译作另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生死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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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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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跨越石牌门：新伯利港与邵武之间的人生
作者的话
来到朋友们中间
南平之后的激流险滩
往事难忘
我做过的最傻的一件事
教授那些已经死亡的语言，这样的生涯极其无聊
我想我一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在夜晚，我们蜷缩在洞穴中
能想象吗？
被人需要的感觉
去诊所路上遇见的一件怪事
非常的环境
疗养胜地
没有人能够请教，只有唯一的伟大医生
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我认识到，任何来信都可能带给我悲伤的消息
在这里盖一座房子需要极大的耐性
回家的感觉
终于到家了！
希望犹存
堕入爱河
四处漏风
我必须非常谨慎，才能避免闲言碎语
宣布女儿成婚
11月1日，在中国邵武的家中
是的，我吹过短号
三口之家很遗憾，我们没有建一所更适合中国人的房子
倍数效应
我认为她们都是文雅、有教养的修女
快来看云彩
为了我的工作，我更加强壮了
很多迹象都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
黑色星期一
马可·波罗到过这里
我满脑子想得都是牛
我们本来不应该做推销，但是．．．．．．
令人沮丧的时刻
我必须承认，我累了
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再留一段时间
又回家了
必须帮助他们自救
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需要之迫切，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这样漫长的旅程来说，它实在太年轻了
那天是圣诞节，我刚刚吃完我的布丁
那天早上，我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仅仅有未来的好处显然是不够的
他会觉得不虚此行
希望你们不要夸张地认为我有什么重要的贡献
建宁陷落
兵临城下
后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译后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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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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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石牌门：新伯利港与邵武之间的人生
李天纲
清末民初，欧美国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人数之多，现在想起来令人不可思议。据教会内部统计：“1889年有1296名新教传教士在华。”到190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经达到了3445名，其中有1432名男性、1038名传教士妻子、964名单身女性。1910年，新教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人数增加到5144名。还有一个数字，统计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1886年到1918年间他们派出了8140名传教士，其中有2524名到了中国。按那类“无利不起早”的物质主义思维方式，自私自利的西方社会怎么派得出这么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还带来了那么多钞票？既然难以想象，于是“精神鸦片”“文化侵略”“思想毒害”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就发明出来。
其实，倘若追究大量传教士来华的原因，主要动力是精神性的，那就是英、美民族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持续不断的道德主义运动—“灵性奋兴”（Evangelical Movement）。教会历史学家赖德烈说：19世纪，是一个灵性奋兴的时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初期，反而刺激了基督教的复兴。当时，基督教会动员出很多人来从事社会服务，他们不但服务本国，还愿意献身其他民族，当然是以上帝的名义。在高等教育并不普及的时代，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这等的宗教热忱，在20世纪后半叶的欧美社会忽然消失了。现在有余力向国外输出传教士（或曰“宗教渗透”）的民族，不是英、美、德、法、意等“西方国家”，而是有着充足信仰活力的韩国、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不可思议的现象是，现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较少白人，较多黄人和黑人。
有时候，信仰热忱确实是危险的。过于炽热，会灼伤传教对象，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回顾19、20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传教运动，我们并没有发现特别过分、需要严厉谴责的传教行为。传说中传教士“傲慢”“阴险”和“毒辣”，毁灭中华文化，多半是因为误会和无知，是在碰撞、冲突后形成的民族敌对情绪，是添油加醋的意识形态。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的中华学者，多半都认为传教运动是一场“中西文化交流”，基本面是健康的。别的不说，近年来经常进入“全国十佳医院”排行榜的上海瑞金医院（原天主教耶稣会广慈，1907年），仁济医院（原基督教伦敦会仁济，1844年），北京协和医院（原基督教平信徒洛克菲勒捐助，1919年），四川华西医院（原英美基督教仁济、存仁，1892年），都是当年传教运动留给我们的有用遗产，这个必须承认。
为什么说19、20世纪的中华传教运动会是一个积极的文化事业？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一看实践，二明学理。从学理上来说：当时各大基督教会都进入“现代性”（modernity），都在自己的传教学（Missiology）中加入了“世俗主义”（Secularism）；从实践中来看：来华传教士大量借助了文化工具，在神学知识之外，还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时候甚至不清楚他们的第一职业到底是传教士，还是医生、教授、科学家、出版家……这样的“学术传教士”太多了，近年来的华人学者们还原历史，做了大量研究，现在对这些人在中华近代文化事业中的积极贡献已经相当清楚了。比较知名的来华传教士有：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然而，这其中也包括在传教士群体中籍籍无名、却在自己的岗位为华人默默奉献的福益华（Edward Bliss, 1865—1960）。
爱德华·布里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福益华”，时刻提醒他“为什么在中国”，证明他来华的初衷是想造福异族、利益中华。一些人喜欢对所有的外国言行都做“阴谋论”的猜测，却故意忽视他们的“动机”。像“福益华”这样的人，都已经把自己的来华动机刻在名字上了，总应该考虑一下吧？一些批评家还会继续指责地说：不能只看动机，他们虚伪，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要看功效！然而，即使从“动机与功效的统一”来讲，福益华这样的医学传教士也没有任何针对中国人的恶言恶行，只是一视同仁地治病救人，活人无数，且默默无闻。传教史上有一些“布道英雄”的名字有人提及，但“福益华”这样的乡村医生却籍籍无名，一般的人名辞典上都查不到。普通志愿者成千上万，他们的事迹并不都来得及载入史册。但是，故意地漠视，甚至抹黑他们，还用曲解的方式来记录，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殊不公正。
《邵武四十年》是一部家族传记，儿子小爱德华·布里斯在自己的晚年，为他父亲的在华活动写了一部历史，讲述了一个动人故事。波士顿附近新伯利港的布里斯（Bliss）家族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信徒，这个不算有名的新英格兰家族中也出了不少人物，其中好几个是著名传教士。布里斯家族和人文思想家爱默生（Emerson）是沾亲带故的姻亲关系。爱默生上了哈佛，爱德华则选择了耶鲁，上医学院，立志出国，当传教医生。在地域隔绝的19世纪，欧美的某些偏僻小镇上却会有国际主义精神，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Johnson家Lee家，在教堂里谈论亚洲、非洲、印度、中国……全镇的人们跟着就眼界开阔、思想解放。新伯利镇上的人喜欢往外国跑，不是“通商”，就是“传教”。反过来看，明、清正统儒家缺乏“探求”（adventure）精神，顶多是以中华为“天下”，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戒律，除非做官，不离乡土。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最终是由各自的信仰和宗教决定的。19世纪的基督教确实比儒教更加“国际主义”，儒教却一步步地陷入了“民族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当时，欧美的青年基督徒们，很多人都志愿告别双亲，携妻带子，跨洲跨洋地加入“外方传教”（Foreign Mission），福益华是万千之畴中的普通一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向中国输出了大量的传教士。英语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大城市如伦敦、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都在急剧发展，社会动荡，矛盾突出，城市家庭和教会少有余力支持传教。相反，一些小城镇、小城市的古老、虔诚、富裕的家庭，却能够贡献出受过教育的优秀子弟，到海外传教。所以，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传教士来自欧美的小镇、小城，并不说明他们来自贫困乡村，只能像商人那样到东方来赚钱求发展。相反，福益华和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著名传教士一样，都是来自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在福益华的时代，只有1%的男子是大学毕业。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完全可以服务同胞，福益华却来到了中华。可见，“传教”与“通商”的动机完全不同，“信仰”和“牟利”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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