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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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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政治哲学是对时代发展主旋律---内部危机（自由主义的式微）和外部危机（极权主义的猖獗）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反映了波普尔的政治兴趣与政治局势变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学界公认的关于波普尔思想的一般发展轨迹：“科学哲学→政治哲学→本体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两部著作的出现主要归功于战争期间的奥地利政治，它们不仅是对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灾难性的一个回应，而且也深刻反映了当法西斯主义在奥地利和德国逐渐泛滥时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失望和沮丧。本书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主要有如下内容：考察方法论的困境；透析波普尔功利主义思想的困境；考察波普尔对两种社会工程论证的悖谬与偏失；对开放社会理论的批判。本书力图突破目前国内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研究仅仅限于《历史主义决定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猜想与反驳》的“狭隘读解”或“范围限定”，试图把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尤其是把波普尔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剖析波普尔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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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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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主要有如下内容：考察方法论的困境；透析波普尔功利主义思想的困境；考察波普尔对两种社会工程论证的悖谬与偏失；对开放社会理论的批判。本书力图突破目前国内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研究仅仅限于《历史主义决定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猜想与反驳》的“狭隘读解”或“范围限定”，试图把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尤其是把波普尔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剖析波普尔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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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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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英，女，苗族，1981年9月14日出生，贵州省黄平县人，哲学硕士，法学博士。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主持省部级课题。现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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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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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题的缘起
（二）政治哲学的时间限定
（三）被误解的政治哲学
二、研究文献的梳理
（一）西方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三、研究理路与方法
（一）研究理路
（二）研究方法
第一章方法论的困境：想象力的贫困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形而上学性
（一）对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
（二）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判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限度
二、论证思维：界限意识的模糊性
（一）科学认识和方法的误用
（二）二元对立和制衡的思维模式
三、“波普尔悖论群”：逻辑的自悖
（一）“国家计划悖论”和“民主悖论”
（二）“宽容悖论”和“自由悖论”
第二章消极功利主义的困境：“最小痛苦原则”的限度
一、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论证模式和基本原则
（一）对“自然主义”论证模式的批判
（二）对“最大幸福原则”的批判
二、“最小痛苦原则”：理论的自我否定
（一）痛苦难以达成共识
（二）和平等主义的矛盾性
（三）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
三、消极功利主义：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
（一）“最小痛苦原则”与功利主义
（二）“最小痛苦原则”的四大问题
第三章两种社会工程的困境：正反皆悖论
一、反乌托邦社会工程：片面的缝合和论证的悖谬
（一）历史主义、整体主义与乌托邦社会工程
（二）暴力、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工程
（三）科学验证与乌托邦社会工程
二、渐进社会工程：合理性和科学论证的偏失
（一）关于合理性的质疑
（二）关于科学检验的质疑
三、两种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理想社会的失落
（一）反乌托邦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
（二）渐进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
四、走出悖论：两种社会工程的再思考
（一）社会工程的现实化问题
（二）两种社会工程的共存问题
第四章开放社会的困境：潜在的缺陷与脆弱
一、开放社会的封闭性：价值的自我禁闭
（一）自由和平等
（二）民主和宽容
二、开放社会的权威性：权威主义的重塑
（一）对权威主义的批判
（二）权威主义的重塑
三、开放社会的空想性：乌托邦主义的再现
（一）理性讨论的可能性
（二）世界主义的幻象
（三）暴力手段的缺位
（四）波普尔的“乌托邦主义”
第五章走出困境：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再思考
一、走出困境：政治哲学的重建
二、两个困境的再思考：思想特征和政治归属
（一）对思想特征困境的再思考
（二）对政治归属困境的再思考
三、政治哲学困境的效应：促进知识的增长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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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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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是改革开放之后，被引进的第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纵观国内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文献较多且较为深入和理性[1]。然而，由于本土学者或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或是认识偏见的缘故，相对于国外的论著和国内波普尔科学哲学研究而言，其学术著作不仅比较薄弱，而且至今尚未出版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专著。这似乎可以印证卡尔文·海耶斯的那句话，“波普尔政治哲学是其哲学体系中被讨论得最少和最为薄弱的部分”[2]。即使是已有的波普尔政治哲学研究文献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1）从内容上看，缺乏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但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世界主义以及历史地位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绝大部分研究文献都涉及波普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而对波普尔与柏拉图、黑格尔之间的批判与反批判关注较少。此外，在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阐释和评析中，往往忽视了波普尔政治哲学得以孕育的历史文化语境，诸如缺乏从密尔、康德等思想家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影响视角进行探讨，从而易流于疏浅粗陋。
（2）从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时间限定来看，大多研究文献都局限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著作中，忽视或漏读了波普尔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从而导致在一些重要思想元素的解读上有所欠缺。
（3）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研究文献采用“标签法”（把波普尔纳入自由主义思想流派进行研究）、“截面法”（把政治哲学从哲学体系中分割出来单独解读） 、“聚焦法”（考察民主、渐进社会工程、开放社会之类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较少运用“比较法”。
这些问题和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瓶颈，阻碍了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和理念的“走近”。
台湾的朱宏源先生曾说过，任何理论不仅有其适应的时代，也有其不适的可能。[3]因此，无法否认波普尔政治哲学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对波普尔“悖谬性”命运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促使波普尔确立了一个对任何理论都应进行批判地考察而不能教条地接受的信念。这里，笔者也本着相同于波普尔的“科学的态度即批判的态度”[4],试图进一步对波普尔政治哲学加以解读，从而接受和批判波普尔政治哲学。在这篇论文里，笔者不过是冒险挑战一下现有的认识，对波普尔政治哲学作进一步的挖掘，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解读能够免遭学界的驳斥，同时又能加深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笔者一方面无意对波普尔政治哲学做全面的回顾和论述：首先这是一件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事；其次，这并不是这篇论文的主题；再次这种剖析尤为精细，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因此也就无法做出简约地描述，只得从略。鉴于这种理解，笔者在于考察波普尔政治哲学之困境，故而对波普尔的其他思想基本未加详细地涉猎。借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的话说，这样做虽然有点粗枝大叶，但总比无所作为好，因而它仍然具有价值---事实上，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全方位研究在学术界仍然是相当薄弱的[5]。另一方面，笔者也无意为他作合理的辩护，而是以批判为第一要务，力图在关于波普尔政治哲学困境等相关问题上表达一孔之见。正如卡尔曼海姆指出的，“只有当我们彻底意识到每一种观点的范围的局限时，我们才算走在寻觅整体理解的路上”[6]，才能不断地走近真理，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因而，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分析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具体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价值以及西方政治界有何影响，以及走出这些困境有无必要和可能性？并通过对困境的剖析，进一步透析其政治哲学的思想特征、政治归属以及困境效应，并得出一些相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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