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时代背景：经济社会转型
“转型”源于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早也是*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宋林飞，2002）。中国经济转型实质上是经济体制市场化、国家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化三重目标的叠加，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包括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换的过程（包心鉴，1997）。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从量变到质变，呈现出阶段性的过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将经历以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为主体的3个阶段，到21世纪中叶总体进入现代型社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双重制度变迁”特征，实现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社会形态由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型，经济开放度由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型（洪银兴，2008a）。根据世界银行对人均GDP水平的定义，中国自2003年起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世界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陈佳贵等，2006）。中国内地1995~2004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并有向橄榄形结构演变的趋势（任保平等，2008）。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城乡隔离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城乡自主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和城乡关系调整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李全胜，2007）。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乡转型路径强调将城市化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这种城乡转型发展路径错误地放任城、乡在割裂状态下各自“变迁”（Mcgee，2008）。面临着城乡差距扩大、分散城镇化以及村庄无序建设和空心化等结构性、空间性问题，保障食物安全和保障发展的压力不断加大，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刘彦随等，2009）。当前，中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茆志英等，2007）。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农村的全面反哺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通过工（业）农（业）之间，城（市）乡（村）之间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洪银兴，2008b）。到2020年，中国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将进入较为剧烈、各类矛盾较为突出的关键时期。
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导下的城乡空间整合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区域发展面对的现实课题，探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空间整合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陈晓华，2008；Long et al.，2011）。调控好21世纪的城乡转型发展，必须重视空间属性，传统的城乡二元法必须转换为更加综合与协调的规划策略——以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策略统筹考虑城市和乡村的各类活动（Cohen，2004）。从国外相关经验来看，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转型，中东欧地区一些乡村聚落逐渐衰退，而另外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乡村聚落则逐渐成长并扮演着中心村的功能（Rey and Bachvarov，1998）。“农业革命”是英国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强调政策的综合性和注重乡村发展的长远性、可持续性始终是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的主题（龙花楼等，2010），特别是发展复合型（多功能）农业在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的潜在作用（Marsden and Sonnino，2008）。欧洲联盟把“研究示范项目”（复合型、多功能农业项目）作为促进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高寒地区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Magnani and Struffi，200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过完善乡村发展政策纲领、规划体系和行动计划，实现了传统乡村和农业向现代化和生态化的转变（孟广文和Hans，201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关联系和作用驱动着乡村耕地和宅基地的转型（Liu et al.，2009；Long and Li，2012）。与此同时，中国北方边境、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是宅基地）出现废弃和闲置，形成空心化村庄（杨忍等，2012；王介勇等，2013）。西部欠发达丘陵地区，在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散、乱、小”的本底条件下，人均、户均用地超标和浪费现象依然严重。
1.1.2发展要求：城乡统筹发展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城乡人口格局、土地利用格局以及人地关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食物安全、资源利用、农民经济收益三大挑战（高向军等，2011）。随着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生计策略非农化的不断深入，农业收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越来越有限，农户兼业导致弃耕、撂荒现象较为严重。与此同时，中国乡村人口转移并没有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缩减相挂钩，农村居民点建设“贪大求洋”（鞠正山等，2003），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成为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首要难题。从当前中国城乡关系、现实情境、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实现来看，城乡统筹发展是突破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汪光焘，2012）。由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空间重构和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富刚等，2009）。中国政府将农村土地整治作为破解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需求、城镇建设用地短缺与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等多重矛盾的重要平台，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契机（曲衍波等，2013），基于土地发展权转移（陈佳骊等，2010），创新地票等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方面的体制机制（杨庆媛和鲁春阳，2011），为促进耕地保护和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维护农民权益（王卫星，2011），搭建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新平台（徐绍史，2009）。在实践操作方面，中国政府于2007年批准成渝两地（重庆、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展地票指标交易试验，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为全国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经验及借鉴。
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国土管理部门正在大力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往往偏重于建设用地指标的城镇化，而忽略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虽然重视城乡体系规划和新村建设规划，但更多的只是注重居民新村的建筑风貌、安置规模与区位条件的研究。农业部门开展的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土地流转工作，工作重心为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和农地规模经营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总而言之，各部门的乡村规划建设工作，缺乏对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布局、功能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将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过程根植于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从理论上理清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及其效应，在实践中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合理调控和可持续发展。
1.1.3现实需求：土地高效利用
在省市层面上，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滞后于农村人口城镇化步伐。本书通过对重庆市1997~2009年农村人口、**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变化比较，分析农村人口、经济和居民点用地面积之间的相对变化，判断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重庆市城镇化率从1997年的31.0%增长至2009年的51.59%），农村人口变化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和**产业变化的协调性。通过对**产业增加值占重庆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比例在时间序列上的对比，得出三者随时间变化的强度（K）分别为：-0.0098、-0.0177、-0.0133。从上述各时间序列函数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在时间序列上变化剧烈程度存在着人口因子用地面积因子经济因子。1997~2009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的速度较慢，年变化率为0.14%，而同期农村人口年减少率为2.58%。农村人口年均减少的速度是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速度的18.43倍，且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的速度，说明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居民点用地面积的减少具有非同步性（表1-1）。
在县域层面上，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较大，土地浪费普遍。2010年重庆市农村居民点平均用地为266.86m2人，原双桥区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高达843.69m2人。农村居民点闲置、废弃率较高。对重庆开县农村居民点调研显示，2008年全县废弃居民点用地约为1908.88hm2，占居民点用地总面积的8.92%；闲置居民点用地约为321.00 hm2，占居民点用地总面积的1.50%。本书对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和嘉平镇2010年376户居民点用地利用状况调查显示，农户居民点废弃比例占53.72%，闲置比例占4.79%，两者合计达220户，占调查总户数的58.51%，而永兴镇废弃和闲置率高达72.25%（表1-2）。
在农户层面上，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低。受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居民点建设普遍简单，住房大多为当地农民自行修建的一层土木结构房屋，院坝和林盘占地面积较大，导致居民点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普遍偏低。以2010年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和嘉平镇376户居民点利用状况调查为例，其中单家独院（1户1院）的占调查总数的15%；3户以下（含3户）的独立小院占65%；10户以上的“大院子”仅为调查总数的8%。院子的规模随地貌类型的不同差异明显，农村居民点散落在相对平缓的低丘。
因此，保持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的协同发展，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是今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及管理的努力方向。本书通过对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效益及其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重构，不但可以节约大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同时，规范农村人口集中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1.1.4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村居民点作为人类居住、生活、休憩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核心。农村居民点的区位、规模、分布、结构、形态和功能等的地域分异与格局演变往往能揭示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人地关系互动的足迹。围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探讨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科学问题（吴传钧，1992）。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及其效应研究是当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宋长青等，2005）。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特征的变化以及可持续乡村景观的重构已成为当前国际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蔡运龙等，2004）。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服务地方决策需求，加强转型期乡村聚落及其用地演变过程、格局、机制与资源环境效应及其调控研究，是我国乡村地理学亟须解决的科学命题之一（龙花楼等，2005；刘彦随等，2011）。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布局、景观格局、生态环境等方面，其研究内容和视角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分布特征扩展至空间演变规律与影响机制，从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成的生态机制出发，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生态建设的关键问题。但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全球环境变化下的丘陵山区城镇化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过程的时空（多尺度）特征、驱动和调控机制等方面仍界定不清（陈雯等，2011），由于我国丘陵山区面积（含高原）较大，约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70%，人口较多，约占全国的13，且丘陵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而缓慢增长，对不同地域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及其效应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全面、系统地揭示转型时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趋势-过程-机制-效应-调控”的交互关系，在实践上尚未真正解决农村居民点用地资源环境变化的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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