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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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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印迹》是四川大学两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三十年研究成果的合集，从中国古代的元曲到中国当代文学里“十七年文学”的梳理探讨，精彩呈现了两位在不同时段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兴趣，折射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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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思广，1964年生，新疆库尔勒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86）、西北大学（1994）、武汉大学（2003）。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及作家作品研究。在重要学术期刊与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著有《战争本体的艺术转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创作论》、《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话》等。
丁淑梅，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史与戏曲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近百篇，著有《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清代禁毁戏曲史料编年》、《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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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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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戏曲
神的色彩人的世界
——元道教题材剧人物形象摭谈
从《汉宫秋》的有我之境看元杂剧的意境创造
川剧展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文述的张力与演述的阈度
——小说《尘埃落定》与谭愫版改编川剧的一种对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灯戏的保护
——以川北灯戏为例
写意的癫与传神的痴
——新版昆剧《玉簪记?问病》的情生造化
傩戏的面具与非物质之“道”
散曲与时曲
论元散曲的否古之词与谬史之音
愤世?遁世?乐世
——论隐逸散曲的情感维度
《新镌出像点板怡春锦曲?新词清赏书集》收录散曲研究
啸声秋韵中的生之呐喊
——论元散曲文学的生命情态
以曲论曲以曲赏生
——萧自熙散曲创作与研究论
古诗与新诗
试论阮籍咏怀诗的内在心象
北宋初文人词境例说
太阳和土地的雕像
——新边塞诗象征艺术研究之一
思潮与风格
身份的印迹
——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从中心到边缘
——“英雄人物”批评话语的源流及考量
共和国文学的历史分期
新时期“幽默四大家”风格简论
凝眸清馨世界写照晶莹人间
——新时期优美文学风格论片
小说与小品
“三言”爱情题材人物形象蠡测
剥夺与对抗自救与他赎
——潘金莲形象的文化检视
情系大西北梦绕创业人
——读李若冰《塔里木书简》
创造审美化
——对李若冰散文情致的一种考察
着力透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纪程
──评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
钟情于她那些姐妹们
——贺抒玉小说印象
欲望书写与情感支点
——谈贺享雍长篇小说《土地神》的情感选择
文论与书论
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与文学鉴赏“知音”论
中国古代曲论中的叙事结构论
从活动史到心态史的图景转换
——赵山林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评译
《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评绎
杜鹏程研究的新硕果
——赵俊贤《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评介
欣慰的纪念重要的收获
——《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评介
扎实而具有突破与创新意义的新文学研究力作
——评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打通一条理解历史的道路
——评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附录：
“天?地?人”假说
——《吉尔伽美什》主题之我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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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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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色彩人的世界
——元道教题材剧人物形象摭谈
元杂剧的题材丰富详备，尤以历史和宗教题材为多，道教题材剧即所谓“神仙道化”剧更蔚为大宗。它以度脱升仙、归隐向道的模式，融宗教意识于艺术构思之中，塑造了寓意深邃而有独特个性的角色，为元杂剧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形象。在《元曲选》及《外编》162种中，据笔者统计，“神仙道化”剧就有37种，占23%。在度脱与归隐的表象背后，这些剧目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归宿往往表现着神向人和人向神的逆反变幻：天神仙真们常具人的七情六欲，而世俗之人又常走着一条摆脱尘世、散淡逍遥的成仙之路。其角色、其类型、其风韵格致，或是充溢着质朴自然的生活气息，或是寄托着士子沦落的种种心态，或是倾泻着底层的不平之鸣，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元杂剧开始的古典文学人物形象由神仙化、传奇化向人间化、世俗化的转变；这种基于底层的觉醒和文学观念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物形象的主体构成和本质内涵的嬗变，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很值得探究。
一、自然?人?仙
在《岳阳楼》《城南柳》《升仙梦》等剧中，常可见到仙真度脱花木、精怪成仙的模式：即观其土木形骸有仙缘之分，数百年后点化成精怪，再经反省托生为人，*后修行罹难而得道成仙。这种度脱模式看起来似乎千篇一律、乏味无趣，但其中所寓含的人物形象的递变却很耐人寻味。
《岳阳楼》中那株千年老柳和一株白梅，在岳阳楼、杜康庙的灵气中孕聚精华，久而久之化成柳精、梅怪；作为精怪又专与人作对，在游人醉客中恣意行乐；经吕洞宾点化，转而托生为卖茶酒的小店主郭马儿和浑家贺腊梅，从此便沉溺于粗茶淡饭、自足自乐的小康生活，几经波折而屡屡不肯道化，仙真无奈，只得先剑斩贺氏，才了却这段仙缘。《城南柳》亦有一株城南老柳，化育于自然精气而成柳精，被幻化为卖酒的老杨之子，因与仙桃转世的李小桃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凡心难收，更因留恋小生意的红火而不肯撒手人寰，*后哑妻李氏被迫离去才促其成仙。《升仙梦》中梁园馆前那一株翠柳和一株娇桃，也托生为柳氏门中柳春员外和妻陶氏，一味沉醉于儿女情长的温柔之乡，不知梦里功名身是客，做财主却又想求官封爵，*后在遭劫遇难、为官不能的绝望中回头向道。
这种从土木形骸到精怪、从有情有欲的凡人到奉道成仙的形象的幻变，表层所显示的是日月星辰、人兽草木禀气而生、依道而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教多神观念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但如果我们对这一形象逆变的过程作一层分析，它的社会历史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桃、柳作为自然物所具有的美丽妖娆、飘逸空蒙首先表露的是人对大自然美好情性、永恒魅力的向往；它所构建的人与自然、仙界三位一体的情性相生、灵犀相通的世界，流露了人对无情社会、丑恶现实的憎恶、厌弃。而它所框比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世态炎凉和人间沧桑，却更多地寄寓着处在封建社会滑坡时期的元代人民，他们内心在乱世动荡中逐渐积郁的忧生慨世、伤时恨己的末世情绪和在异族统治的重重黑暗中蒙耻惧祸、噤若寒蝉的沉重心理。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托生为人的形象，它们在人世的化身无一不执着于凡夫俗子的世俗欲念——或卖酒卖茶，或为官为盗，或店主员外，身份普通，形色不同。“三度”“三醉”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朴素而真实、美满而和乐的现实生活的迷恋，对世俗真情、适意人生的向往。这道化与反道化的斗争，人对仙的抵抗，隐隐地透露的是底层普通人的个性意识的萌动。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说：“此剧指《岳阳楼》度脱的是无情的草木，所以是神仙道化剧中的异味，兴味深长，在‘超世’的里面，富有‘世间’的人情味，柳树的性格也在从无情的草木逐次转化为妖精、人类、神仙的时候，呈现一种复杂的趣味。”这种复杂的趣味即在于作者寄情于草木、托兴于精怪，极文情之变，将自然物象贯注了人的主观情感，进行了写意性的抒写和对自在之物极富情趣的个性褒贬，在物我关系的把握中使形象的递变铺染了浓重的世情色彩和鲜亮的个性精神。而自生自灭的自然物被框入成仙得道的殊途，却久久驻足于人间，陶醉于世俗的欢乐，流连于真醇的人情和琐屑的世故。不愿成仙，而宁愿做人，做执著于人情物理的世俗凡人，这种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生命欲望的满足，对普通人性的弘扬，才是自然、人、仙的形象递变的深层归宿和本质内涵。
二、文士?隐士?仙真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知识分子一直是个特殊的阶层，向儒向道，出处穷达，几乎是他们**关心的问题。驯顺见用于科举，桀骜遭厄于权术，任人驱遣的不尴不尬的境遇造成了他们特殊的心态和人格。而元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没能逃脱这种悲剧命运，反而遭受了更多的磨难和不平。与开元盛世的文化自由相比，他们屡被践踏和歧视。与宋代重文轻武、礼遇文人的优惠宽和相比，他们非但无由仕进，而是备受禁缚，沉寂下僚。人格的扭曲在弥漫全社会的全真教氛围中得到某种调整，现实中种种屈辱借助艺术的驰骋得以宣泄。由一介书生王喆创始、素谙儒学之士追随的全真教，以及它成仙证真的信仰，全真全性的境界，洽应了蒙元统治下横受蹂躏、压抑无奈与自我消弭的社会普遍心态，更使知识分子特别是汉族士人失意彷徨、屈辱不堪的心境获得解脱。“神仙道化”剧除了度脱，即是归隐，不是走向终南捷径，隐居山林，而是忘情于云游人间，或快意于市井生涯，成为混迹于民间的真隐。
《蓝采和》里蓝采和作为八仙之一，击着简板、敲着渔鼓，走村串巷，乐足于箪食瓢饮的游艺生涯；《黄粱梦》中同样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变成了有父有妻、有功有罪、怜小眷亲、卖阵求荣的高太尉，在酒色财气里混了十八年，鸳梦难醒、名利难销；《铁拐李》里的岳寿也是八仙之一，在借尸还魂前却是个瞒心昧己、扭曲作直、贪贿成性、造孽极多的贪官污吏；《竹叶舟》中的陈季卿，在屡试不第、困顿流落中被仙人指路，却也久久不能忘却亲情，情极成梦，乘一叶竹舟飞回故乡与亲人团聚。这些度化故事，无一不在展示被度化者对现实生活的执着，其塑造的形象栩栩如生，反而度化者的形象显得苍白无力。而《误入桃源》中刘晨、阮肇的潜形林壑，《范张鸡黍》中范巨卿的弃官祭友，《贬夜郎》中李白的傲世独立，《贬黄州》中苏轼的放达洒脱，以及《陈抟高卧》中陈抟的出而又隐，《圯桥进履》中张良的功成身退等等，又寄托了作者基于对世道昏暗、豺狼当道的不满而引发出来的洁身自好、浪迹山林，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理想。
这后一类历史剧又称作“林泉丘壑”剧。剧本借助传说中的隐士和历史上的名士，更多地映现了文士精神丰美高尚光洁的一面。高蹈出世作为他们精神世界的积极倾向，使他们朴实地生活，无拘束地歌吟。他们奉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信条，在“人间千古事，松下一盘棋”的逸兴中，始终瞩目着人世的苦难，在“百年光阴随手过，梦里功名一场空”的遁世心理深处隐藏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以修炼完善的人格抗衡污浊的现实。虽然这人格的坚守“似一场雪练样狐裘赤紧地遇着那热”——显得“行货儿背时”《范张鸡黍》曲辞，不识时务，但他们宁愿衣褐怀玉、绝不同流合污的意识也十分坚决。
然而说到底，度脱归隐只不过是文臣武将﹑才人志士向命运抗争的一种幻想式胜利。事实上，苏轼的贬黄、李白的谪远、王粲的登楼、张镐的撞碑，昭示着元代士人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文人、隐士、仙真的形象推移，是作者为他的同命人开出的一剂安慰药方，是他们寄托情思的一种艺术借代。但是，在度脱与归隐的主题下，文人学士由高蹈出世到留恋世情，由泯灭物我到注重个性，由避世远害到忧患不平的反道化心理，他们由山林返回人间的隐居生活的倾向性变更，在艺术与宗教的外壳下的个性追求和才华展露，在彻底地投身于底层、与普通人相濡以沫的交融中实现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的抉择，则不但显示了对吾道不行的黑暗现实的极大蔑视和知识阶层固有的传统价值观——举而仕宦的沦落，而且显示了人物主体中的知识阶层的觉醒和向民间的化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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