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有如此多的预科教员用英语授课并且布置大量的外文阅读作业,那么有人为此而气恼也就不足奇了。正如叶文心所述,一些评论家尖锐地指出,由于高等院校中学生的年度预算大多用于购买进口书籍,“以至于这些费用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向西方‘朝贡’的一种形式”。而且,学生们也一定会对外语授课感到力不从心。1915年考人大学预科的杨亮功回忆说,一个英国人在教他们西方历史和演讲术时,要求他们不仅要记住整篇演讲稿而且在演讲过程中要配合以恰当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另一名学生陈顾远讲过自己与洋人老师打交道的困难。然而,有时候学生更希望老师讲英语:茅盾回忆说,他们在学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劫后英雄传》(Ivanhoe)时,外籍老师坚持用蹩脚的北京话来讲,结果同学们都听不懂,只得要求老师再用英语讲一遍。
杨亮功抱怨他的课程很难,但同时也表示正是大学预科期间的严格教育为他的本科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预科学长徐崇钦以其高标准的要求而自豪。他自己出钱买金牌来奖励最品学兼优的学生(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是傅斯年)。徐氏也是第一个鼓励学生参与以学术为导向的课余活动的学校行政人员之一。比如说他支持群乐会、新剧团和演讲团,还有在他的督导下,学生们(以傅斯年为首)创办了《劝学季刊》,刊名由严复题写。《劝学》的大多数文章是用外文所写。据陶希圣说,那个年代的预科生看见本科同学是那样的自由散漫,不知不觉地看不起本科,而以预科的严格自傲。有的(大学)学生水烟袋不离嘴,逛妓院跑断了腿,给小报写写他们最喜欢的名角儿;而年轻的(预科)学生们则沉浸在那些有西学背景的改革家们所倡导的更富有纪律精神的学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