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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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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三部曲，东欧的时空旅行、不合时宜的阅读和变革札记。从女性学者金雁的真实见闻，东欧的社会现象、领导者、文学作品和各国经济政策等方面介绍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转轨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是一本立足学术高度、用生动的语言记录东欧历史时刻的经典作品，金雁始终以中国问题为坐标考察东欧各国，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分析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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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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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题为金雁老师早期经典作品《火凤凰与猫头鹰》《新饿乡纪程》合集，记录了一位历史学者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观察与评论。内容包括作者对东欧转轨的研究评述，多篇东欧政坛人物的评价以及东欧相关作品的解读等。正如作者所写，东欧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乐观者宣布“火凤凰已经在灰烬中新生并起飞了”。而悲观者则声称“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会飞”。到底是凤凰还是猫头鹰，作者通过长时段深入而细致观察，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但并非一个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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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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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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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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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上篇 东欧的时空旅行
脱亚入欧——走向“饿乡”（一）
苏波初历——走向“饿乡”（二）
“洋插队”开始了
竞争时代与田园风情
古老的斯摩棱斯克——苏联纪行之一
动荡的莫斯科——苏联纪行之二
列宁格勒巡礼——苏联纪行之三
消费品变奏曲
五一纪闻
肖邦故乡行
乌卡舍维奇如是说（一）
乌卡舍维奇如是说（二）
转轨时期的波兰老人
格莱里赫老太太
博览会咏叹调
签证趣闻
圣域采飞——波兰、俄罗斯宗教掠影
亡灵节奥斯威辛自由女神——波兰人心中的“二战”
宗教狂热与宗教宽容——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一
不怕流血怕流汗——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二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三
“第二思潮”——东欧异见运动的冬天
中篇 不合时宜的阅读
读不懂的高尔基
“只有一次，等于没有”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再谈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
重新发现恰亚诺夫
俄国革命之谜与“神人创造”的“新时代”
发人深省的“白”与“黑”
“否定的自由”：高调还是低调？
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
剖析游民文化
理解世界，理解现代化
是大师，而不是圣人
下篇 炼狱之门——前苏联和东欧经济、政治变革札记
众说纷纭话“休克”——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一
从“稳定”到“改造”——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二
东欧私有化：“没想到”的开始与“没想到”的结局——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三
东欧：私有化的万花筒——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四
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进程再评述
捷克模式：公平与效率的协奏曲
当今世界的极端主义：“左”与“右”的大混合
明日俄罗斯：又一个魏玛共和国？
这“暗礁”绕得过去吗？
战后五十年与变后五年——波兰小农的坎坷路程
俄国农业何时重振雄风
平民总统热列夫
捷克“休克疗法”的“主治大夫”——克劳斯
低调而务实的波兰总统亚克瓦希涅夫斯基
“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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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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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俄罗斯：又一个魏玛共和国？
再版“魏玛共和国”？
这样的心态当然可以在所谓“传统”中找到依据，然而更重要的是现实条件。历史证明：许多“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的民族在一定条件下都会产生这种心态，这就是所谓的魏玛化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列强”——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这两个日耳曼人支配下的国家，都是专制的多民族大国。它们在1918年的失败虽是大战的结果，但直接原因也是内部发生了革命。革命与战败导致帝国解体，废墟上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而这些国家大都与战胜国结成了以巩固凡尔赛体系为目的的“小协约国”之类的同盟，把德、奥团团围住。德、奥革命后都在协约国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影响下改帝制为共和，实行议会民主，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变革不顺利，又时逢20年代末大萧条，魏玛体制在内外交困中动荡不已，迟迟上不了轨道，而凡尔赛体系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又给苦于魏玛混乱的日耳曼人提供了归咎的对象。于是民主制基础渐被淘空，怀旧心理、“逃避自由”的心理、复仇情绪与极端主义情绪不断滋长，最后第三帝国取代了魏玛民主体制，并以向西方报复为志。后来的历史是人所共知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俄罗斯与当年的魏玛共和国确有几分类似。在冷战中失败的苏联及其东欧“大家庭”解体了，“新生”的国家大都争相靠拢“协约国”——欧盟、北约，形成了地缘政治压力，而俄罗斯的体制更新又迟迟上不了轨道，阵痛延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文化传统”如何，社会产生呼唤铁腕、怀念帝国的心理是难以避免的。
从表面上看，过去两年里东欧与俄罗斯都存在着“左派复兴”趋势，似乎应当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目前中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并未放慢，而它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距离却拉开了，即使“左派”东山再起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所有前东欧各国，除新南斯拉夫外，都在过去一年里努力西靠，并对俄罗斯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东欧与前苏联在1991年前后曾经十分类似，现在则区别日甚：虽然都在转轨，但东欧经济已普遍回升，而俄罗斯仍在下降；虽然都有“左派复兴”，但东欧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并无起色，俄罗斯却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独享复兴之果，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无起色；相反地，东欧各国右翼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退潮，而自由主义仍然强大，俄罗斯却是右翼民族主义与“左派”一起复兴，而自由派却一再受挫。这也许正是目前北约东扩问题上“外交矛盾”背后的政治经济内涵。如果东欧稳定地建立了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格局，而俄罗斯却出现右翼保守主义与俄共这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左右”格局，那末双方的距离就会更大。
因此，不能排除未来欧洲可能出现类似“凡尔赛体系，，以后的那种进程：“协约国”（欧盟）新增加一批小兄弟，而“魏玛俄罗斯”则在不稳定状态中走向“全能国家”。目前俄罗斯的衰落状态可能会使许多人对这样的前景感到不可思议，但我们且不论当前俄罗斯、的“贫弱”状态其实往往被论者（包括俄国人自己）夸大了，我们只须指出这一点：一战后的德国不“贫弱”吗？“全能国家”不可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经济效率），但却有极大的集中资源、动员经济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非“魏玛化”发展的可能
人们都盯着1996年6月份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并纷纷议论谁可能上台。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笔者不认为它是问题的关键。值得指出的是，俄共作为一个知识化程度很高而且历史上以中心城市为根基的党，又经过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几十年市民文化的嬗变，其内在的“温和化机制”本是很足的。这些年来这一机制所造就的“温和明星”层出不穷。最早抗议“非共化”的麦德维杰夫是一个，上届杜马主席雷布金也是一个。身兼劳社党、俄共与农业党三党活动家的雷布金，1993年取代反共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而司俄议会之铎时，许多人都断言他会比哈斯布拉托夫更难对付。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他深谙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与政府、与包括民主派在内的各种势力打交道时，要比哈斯布拉托夫理性得多，由他司铎的杜马也基本上保持了只争政见而不争规则的正常游戏秩序，比旧议会更像个议会。虽然他因此受到把他推上台的左派的日益不满以至憎恶，乃至认为他被叶利钦所招安而将其革除教门。但继他之后的久加诺夫（新杜马俄共议员团领袖）与谢烈兹尼奥夫（俄共推出的议长）又如何呢？从前者曾在上届杜马末期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俄共议员团是反对该案的），而后者上台后多次声明要努力与总统、政府合作，作为议会主席不会只站在左派立场行事等语看来，他们两位也有可能“雷布金化”（事实上至少久加诺夫已经为此在俄共和左派内部受到指责），当然也就可能像雷布金那样，被目前已处在“农村包围城市”（以农业区与相对不发达地区为基地的俄共面对民主化的中心城市）格局之下的左派激进势力抛弃。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俄罗斯的走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全赖总统选举这一锤定音，事实上俄共与俄罗斯一样，本身也是被某种“过程”推着走的。“过程”比人强。如果俄罗斯的“魏玛化”进程恶性发展，那么即使是民主派当选总统，他也会（正如民主派出身的叶利钦现在那样）身不由己地走向国家主义，乃至全能国家主义（当然可能会在不同于俄共的另一套语言符号之下）。而如果久加诺夫当选，在这种进程中他也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人物，而像在他之前的那些“温和明星”一样被目前已经在抨击他的更激进的“左派”（如安皮洛夫式的人物）所取代。相反，如果俄罗斯的转轨能走上“非魏玛化”的道路，那么即使久加诺夫当选，在一个逐渐有序化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和一部规则既定的政治机器里，他也不会比雷布金“出格”到哪里去。
那么俄罗斯转轨的“非魏玛化”发展可能性有多大呢？应当说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如今的世界毕竟已不同于20年代，那时不论左的还是右的国家主义都处在一个全球性发展时期，而现在则相反，是国家主义在整体上衰落的时代。仅就俄罗斯而言，它的转轨若自盖达尔开始施行“休克疗法”算起，至今不过四年，虽然其痛苦更甚于东欧各国，但1995年俄罗斯的经济滑坡已基本止住，宏观经济平衡也明显好转。一般都预计，如1996年俄不出现动乱的话，经济将恢复增长。像魏玛德国那样在1918—1933年间几乎都处在危机中（只有1925~1928年稍好）的情况，俄罗斯是有可能避免的。而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即便是在俄共当选总统的情况下复苏——则是防止魏玛化的最有利因素。倘若1996年6月后的总统是久加诺夫，那么他是走上“雷布金道路”还是被“安皮洛夫们”取代，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此。若当选总统的是叶利钦或别的什么人，那就更是这样了。
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北约东扩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对俄罗斯“魏玛化”的担心，然而北约东扩本身又会进一步刺激俄国“魏玛化”，向“全能国家”发展，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目前西方实行的推迟北约东扩的行动，应当说是有利于阻止这种循环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关系上，事实上，几年来西方对东欧转轨所做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怪戾举动还不是令东欧人牢骚不断的“援助诺言不兑现”，而是十分自私的贸易歧视政策。传统经互会市场与前苏联统一经济空间的崩溃所造成的后果，由于西方对转轨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政策而大大地严峻化，使得东欧与前苏联在一般意义上的体制转轨阵痛之外又经受着严重的经济空间重构的困难。西方对“民主俄罗斯”的贸易歧视目前实际上要比对社会主义中国还甚，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至今未给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资本家损人利己之恶习比俄国左派的反对更能构成在俄国实行资本主义的障碍。正如捷克总理克劳斯所说：“东欧不需要援助，但需要市场。”西方今后在经济上能否更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对俄罗斯能否克服“魏玛化危机”也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俄罗斯这几年已经发生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逆转，也是估量其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实行半年就被迫中止（至少在以紧缩求稳定的意义上是如此），因此在俄罗斯与其说休克疗法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流产了。它并没有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然而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受到投机因素的干扰而产生一系列弊病，但进展仍十分可观，目前已超过一些起步更早的东欧国家而仅次于波、匈、捷三国。这一进程目前虽然并非不可逆转（几年来东欧转轨的进程已经表明，“国有化”要比私有化容易搞），但要逆转它除须具有巨大的权力外，还须拥有很高的道义凝聚力，即要使社会相信发动一场剥夺数千万私有者的财产再分配运动是出于公心，而不是“再度分赃”。然而，目前俄共的道义力量还很小，它不仅只有22%的支持率，而且许多人投它的票只是出于对政府的抗议，而不是出于对它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共而言是“破”易“立”难，它可以相对容易地反对某种政策，但却难以推行某种政策。俄共主要领袖的个人支持率均低于党的支持率，一个缺乏魅力的党如何能够实行“魅力治国”的体制，的确是个问题。叶利钦在“8.19”之后一度拥有70%以上的支持率尚且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百分之十几支持率的其他人显然就更为困难。至于要重建苏联，那就比在俄境内重搞“国有化”更难了。可以想见，俄罗斯的危机如果不能早日缓解，会有更多的人寄希望于“救世主”。问题在于，谁能使人相信自己是“救世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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