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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摇晃的天目山》是作者张白怀以亲身经历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对浙江杭州地区八年抗战历史的回忆和记述。作者多年来收集到浙西各地的文史资料,书中对天目山和杭嘉湖敌后有许多翔实的记载。他希望可以借此文字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了解当年苏、浙、皖新四军的艰苦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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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张白怀的长篇纪实文学《摇晃的天目山》,记述了1937—1945年间,浙江天目山南北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该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为东南前哨的抗日战争史填补了一大空白,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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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白怀,1924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现江门市。从小随父母到上海读书。1941年17岁11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离开上海“孤岛”到天目山抗日地区,因从事写作被吸收进入《民族日报》任副刊编辑多年。1945年1月响应重庆“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投笔从戎正式入伍,抗战胜利后复员重返上海读书。1947年夏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到杭州,任《当代晚报》总编辑。在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直接领导下,进行隐蔽战线的宣传和对敌策反工作,密切配合迎接解放大军渡江。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任《浙江日报》编辑部组长、特派记者等职。1985年离休。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
2015年获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老兵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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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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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3月1日,杭州《东南日报》和吴兴县《湖州日报》,同一天在社会新闻版刊登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是:“郎玉麟监守自盗疑案省高等法院终审宣告无罪”。就在这天下午两点多钟,湖州轮船码头上人流涌动,聚集着众多的欢迎人群,大多是来自西乡、东乡的蚕桑合作社、蚕桑指导站,还有众多的乡村教师和学生,人人都在向靠岸的小轮船仰望,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了,眼看码头甲板上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穿一身中山装,女的身材苗条。男的是吴兴蚕桑合作联社带头人、吴兴潘店模范小学校长郎玉麟,女的是他的妻子小学教师陈文霞。郎玉麟27岁年纪,小个子,文绉绉的,满面笑容,不时向欢迎者挥手致意,与前面的人一一握手,周围掌声一片。郎玉麟平日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各方面人际关系都不错。今天他清清白白归来,人们对他的口碑就更好了。有几位地方头面人物把郎玉麟夫妇接到一个安静处所,安排晚上宴会为他压惊,留他在湖州城里宿一宵,明天再送他坐航班回西乡潘店家。而郎玉麟自己心里却很惭愧,悔恨自己怎么会糊涂到那种地步,俗话“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膻”,使自己翻了一个大筋斗,太愚蠢了!
郎玉麟这个人和他的这番官司是怎么一回事呢?郎玉麟家有7个兄弟。父亲手里有20多亩田,旧时算得上是富农之家,但兄弟分家后就成为自耕农了。郎玉麟排行老六,七兄弟中数他*聪明,高小毕业时得到老师赏识,老师敦促他父亲让儿子继续升学,他果然顺利考上了著名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创立的南京晓庄师范,三年考试成绩均为**名,按规定留母校任教一年后提升为母校农村部主任。郎玉麟心怀故乡,21岁时将农村部从外地搬到吴兴潘店,由此这个晓庄师范的农村部成为一所省办的重点小学,经费也由省里拨款,省里要求把潘店模范小学办成湖属6个县的辅导中心。此前郎玉麟已读到陶行知先生在《申报》副刊上连载的《古庙敲钟录》,故事讲一个小学教师怎样利用学校来改造农村改造社会,跟他在师范学校时认知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陶行知新教育思想是一致的,这更坚定了他的信仰。从1931年开始,他办的学校从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逐步发展为农村互助。
吴兴农村主要副业是蚕桑,过去的蚕种都是当地的土种,产量、质量都不高。郎玉麟欲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找到县里的蚕桑指导所,请蚕桑技术人员下乡,将养蚕技术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推广改良蚕种,用新法养蚕。过去只有春蚕、夏蚕,不养秋蚕,其实秋天的桑叶**。通过宣传推广,农民一年养蚕五六次,其中秋蚕就有二三次。开始时要农民改变养蚕习惯不容易,每张蚕种1元钱,郎玉麟向县里借500元买500张改良蚕种,农民怕养不好不愿买,郎玉麟决定把蚕种送到养蚕户手里,对他们说养好了给钱,养不好不收钱,同时在蚕桑指导所支持下,派技术员到养改良蚕种的农户家,帮助他们搞好蚕具消毒,又帮助他们办幼蚕共育,用这种方法,各户试养获得成功,蚕茧质量好,价格提升,农户得到实惠。经过宣传指导,农民养秋蚕后收入成倍增加,群众高兴了,养蚕新法得到全面推广。第二年成立蚕桑合作社,第三年潘店村周围蚕桑合作社发展到40多个,又组成了蚕桑合作联社,郎玉麟既是模范中心小学校长,又被推选为蚕桑联社的负责人。那时农村的高利贷很厉害,所谓“借五还六”,就是青黄不接时借5元,几个月或半年后就要还6元;有一种叫“青稻债”,稻子收割前挨饿者借债,借了一担要还一担五或两担,这个剥削是很厉害的。郎玉麟为了减轻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找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部,认识了农贷部主任严敬恒。严敬恒也是农村出身,对郎玉麟的工作能力很欣赏,潘店搞蚕桑合作社、办粮食储押仓库、发放低息贷款都是靠他的鼎力支持。当时银行办理贷款要有保人,这个保人难找,湖州中学校长周翔表示愿意担保,但当时有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做担保人,后来通过一位亲戚总算找到一个店主出面,担保问题才算解决。
郎玉麟根据晓庄师范农村部的办学要求,办儿童教育的同时,大办成人教育,大办蚕桑合作社,得到吴兴县长陈公侠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县长很注重乡村教育,在省教育厅视察官员前对郎玉麟的成绩和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郎玉麟因此得到省教育厅的嘉奖,潘店模范中心小学得到一笔奖金,随后又增设戚家村、塘口村两个分部。1936年暑假,省教育厅举办全省暑假小学教师集训班,邀请郎玉麟去讲“农村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这么一个专题。那时浙江11个学府,杭、嘉、湖下3府,温、台、宁、绍、金、衢、严、处上8府,每个学府都开办暑假训练班,请郎玉麟到每个学府讲4小时课,还发给他讲课费。这时的郎玉麟既是农村部主任、校长,又是蚕桑合作联社社长、小学教师联谊会会长,变成一个社会红人了。
自从20岁兄弟分家,他就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每月工资30元,后增加到50元,一个月的伙食费包月只要五六元。24岁结婚,妻子陈文霞是个25岁的小学教师,育有一个孩子,家庭开支绰绰有余。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信或不信,悉听尊便。不幸的是,这句俗谚在郎玉麟身上得到了应验。
事出有因。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情况下,郎玉麟意气风发,摊子越铺越大,经济管理上也失去控制,到1936年夏秋间,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极其窘迫的境地!怎么回事?他办了40多个蚕桑合作社,又组织了联合社,造了四五十间合作烘茧房,蚕种推广10万张,粮食储押贷款有七八万,结果是他手上掌管的财政收支失去控制,初步核算,亏损达8000多元之巨。亏损原因不是合作联社经营本身,而是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收支管理混乱。什么理事、监事、会计都有名无实。此时,郎玉麟事业顺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重名轻财,不计利害,认为只要不图私利,各部门几乎有求必应,因此办公费用大量超支,有的甚至有借无还,图章放在社长办公室不锁的抽屉里,哪个部门要钱就随意盖章。发现账面负债后,开始是拆东墙补西缺,还可以勉强度过,到*后这个债务集中到农民的蚕种预订金上。什么叫蚕种预订金?就是农民向合作社预付蚕种费八成,蚕种到时发给农民再收二成,合作联社必须用现金去县里买改良蚕种,但是一旦出现亏空就拿不出买蚕种的现金,无法向县里蚕种场买到蚕种,就无法向农民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郎玉麟急得昏了头,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法”:他想合作联社向保险公司买了财产保险,可以谎报土匪抢劫,谎称多少多少现金放在家里被抢走,让保险公司赔偿。*终,他用的是“掩耳盗铃”法:声称一个夜里,土匪破窗而人,室内的现金8000余元全部被抢走,他持枪追出去向土匪射击,土匪还击,他的肩部中弹受伤,土匪逃走了!报案后,县警察局侦缉队开始侦查,从他肩上的伤口看出破绽:伤口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侦察员同他对质,肯定是他本人自己开的枪。这个结论,使郎玉麟不但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反而被警察局侦辑队判定为“监守自盗”,因为他平日廉洁奉公,为人正派,从来没有嫖赌吃喝之事,蚕桑合作联社聘请律师为他辩护,派几位理监事代表到法庭证明合作联社亏损是经营管理不善的结果,郎玉麟**没有中饱私囊,要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他是无罪的。与此同时,40多个蚕桑合作社负责人共同筹款,填补了亏损的8000多元蚕农预付款。省高等法院根据调查结果,终于认定郎玉麟制造土匪抢劫案是一时糊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法庭上正式宣告郎玉麟无罪。
遗憾的是,在四个月的候审期间,原来的“乡村教育派”吴兴县县长陈公侠已经调离,时任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县教育局已宣布解除郎玉麟的潘店模范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这样,当他回到潘店村家中,一个名噪一时的陶行知先生“活教育”思想的践行者,已经变成一个乡村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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