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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已走过30多年风雨历程。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变迁，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方面，“形有波动”；另一方面，“势仍看好”。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节点，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在目前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口，中国经济该向何处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经济基础是否牢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要作出回答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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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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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直面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挑战，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目标、基调、抓手、动力、支撑、愿景等方面，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回答了当下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与困惑，既彰显了习近平引领未来三十年的经济思想，也是对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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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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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保持增强战略定力 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001
第一章
“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与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011
二、新常态是优化升级的经济 019
三、新常态需要新的思维理念 027
四、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选择 033
第二章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一、“十三五”国际环境的机遇 040
二、“十三五”国际环境的挑战 042
三、“十三五”国内环境的机遇 044
四、“十三五”国内环境的挑战 048
第三章
“十三五”时期的主题与目标
一、“十三五”时期的主题 054
二、“十三五”时期的主线 057
三、“十三五”时期的目标 060
四、“十三五”时期的指标 064
第四章
经济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发展是“十三五”的主基调 070
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072
三、以增加有效公共投资稳增长 075
四、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稳增长 078
第五章
改革攻坚：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
一、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082
二、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 085
三、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089
四、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091
第六章
创新驱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一、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096
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 098
三、造就宏大的科技工作队伍 100
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102
第七章
破解“三农”：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一、积极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 108
二、完善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11
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实际收入 113
四、扎实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117
第八章
产业转型：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提升中国产业核心竞争力 122
二、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 124
三、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 129
四、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133
第九章
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一、大力优化服务业发展结构 140
二、科学调整服务业发展布局 142
三、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产业 144
四、加快推进服务领域改革 146
第十章
区域发展：奋力打造“三个支撑带”
一、推进“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150
二、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154
三、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157
四、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161
第十一章
城乡一体：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166
二、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172
三、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178
四、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184
第十二章
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190
二、建立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 192
三、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 194
四、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 197
第十三章
绿色发展：加快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 202
二、着力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205
三、不断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207
四、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208
第十四章
文化传承：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
一、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214
二、推进文化科技制度创新 217
三、建立居民文化消费机制 219
四、强化文化宏观管理制度 221
第十五章
改善民生：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一、继续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226
二、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229
三、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33
四、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235
结语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238
参考资料 243
后记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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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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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与新常态
经过三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随着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进入到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谋划“十三五”经济大布局，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机遇，以改革创新精神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各项战略任务，为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十二五”时期，面对十分严峻而又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科学决策、稳扎稳进，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地应对了各种风险和挑战。可以说，我国已经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十二五”规划设定的各项目标和战略任务。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速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收敛”。谋划和布局“十三五”时期的中国经济，要以更高境界、更大格局、更宽视野把握中国经济的战略方向，在变化中把握机遇，在机遇中寻求突破，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台阶，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同时为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也要看到，“十三五”期间将面临传统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关键五年。
（一）已成为经济大国，站在迈向经济强国的新起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常态”经济是一种大国经济。据统计，1978年，我国GDP只有1 482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2014年我国GDP初步核算为63.65万亿元，合计超过10.4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达13%。从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发达省市看，某些省市的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世界上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较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15万亿元，预计到“十二五”末，我们的经济总量将超过68万亿元，经济规模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到2013年底，我国粗钢、煤、水泥、棉布等两百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见表1-1）。通过经济总量、部分省市人均GDP、制造业产值等综合指标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我们还可用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服务业产值占比、城市化率等综合指标来分析中国目前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从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看，根据IMF的统计，2013年，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2.7%、6.6%、4.9%，其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为12.4%，已经具备了迈入经济强国总量的门槛条件。从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看，2013年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为第12位。从服务业产值占比看，2014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在80%左右，中国的服务业产值占比为48.2%。从城市化率看，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4.7%。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超过70%，我国的城市化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综合以上所述，我国已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
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规模大并不代表国际竞争力强。从历史上看，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我国的GDP总量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居世界首位。而这一年英国的GDP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5%，但产业结构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此时英国的钢铁产量不断增加，机器制造迅猛发展，英国开始向西欧各个国家输出蒸汽机及各种技术设备，而中国的GDP总量则主要来自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直到1840年，英国用产业革命带来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沦为积弱积贫的国家。因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醒我们：站在经济大国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应当更加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强国的伟大目标。
（二）“刘易斯转折点”加速到来，要素资源约束加剧。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相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农业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即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部门，这个临界点就叫作“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即威廉·阿瑟·刘易斯，因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于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刘易斯转折点”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由于生产成本和国内劳动力工资低，全球制造业企业纷纷将产业环节转移到中国。但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比较优势正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衰减。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 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19 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2013年16岁～59岁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了244万人。中国传统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直接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从而推高资金要素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现象。这三大后果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从2010年开始，按照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即考虑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因素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量,已经逐年接近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量，劳动力市场已经在逐步对此做出反应。一方面表现为全国范围不断出现“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而按照定义,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从本质上讲，“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就意味着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当然，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当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资本存量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加快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大国。
此外，要素资源的供给约束日益加剧，这也显示中国经济已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石油、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进口压力不断增大。可以说，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见表1-2）。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由于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攀升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模式和方法，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下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当前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挑战，努力实现“新常态”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表１-2 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
低收入国家 低于975美元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976～3 855美元之间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3 855～11 905美元之间
高收入国家 高于11 906美元
第一，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导致投入产出效率低下”是一些经济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基本特征。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偏低，产业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当说，近些年来，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成效显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但是原创性的发明、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还与世界经济强国有不少差距。我国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健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不多，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还不强，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较弱。2015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联合发布《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的前5位依次是：瑞士、英国、瑞典、芬兰和荷兰，而中国排在第29位。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经济过度依赖外需，导致经济无法平稳发展”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特征之一。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看，我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的有力政策支持下，已经有了重大调整。但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研究表明，从2000～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率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而投资率始终处于高位。从整体上看，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此外，尽管近些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不断推进，但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仍然突出。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将进一步暴露，而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同样亟待解决。
第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有待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这一数值已高于国际上常用的以0.4作为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也易导致社会利益的固化，降低社会的流动性，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和社会的矛盾。
（四）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容易改的问题基本都改了，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比如，财税体制弊端凸显，税制不合理，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等等，诸如此类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疑，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到了攻坚期、深水区。
第一，重要改革依然滞后。尽管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很多地方还不到位。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配套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此外，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大分量。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职能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需要理顺体制机制，实现行政流程再造。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把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再减少13的任务已提前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下放或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含金量还有待提高，“放、管、服”如何协调还有待探索。
第二，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就必定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在改革起步阶段，由于改革带有“普惠式”，改革普遍受益，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往往不会凸显出来，改革阻力较小，改革共识较为容易达成。而新一轮改革已经越过了“帕累托改进”阶段，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矛盾和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而成为绕不过去的“拦路虎”。今天，这些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躲不开也绕不过。换句话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纵深性在不断加强。同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一方面各地区、各部门的法规条例纵横林立，亟需打破“部门立法”遗留的各种弊端，集中对一些法律条例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另一方面改革的法治化进程在加速，改革和法治两个车轮需要一起转，这就迫切需要加快建立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法治保障改革的成果。
第三，形成合力难度加大。伴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一些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往往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要推动改革，就必定需要付出代价，而作为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的各个部门、区域等，自身也就成了改革的对象。自己改革自己，甚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大幅度放弃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改革就很难进一步推进。比如，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三网融合”问题等，就涉及“条条框框”的各方利益，使得改革难以纵深推进。
（五）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已经渡过了两次探底。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全球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世界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发达国家集体陷入“日本病”，主要表现为：一是进入流动性陷阱。美国、欧洲和日本普遍利率水平非常低，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各国纷纷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日本央行扩大购买债券等。二是深陷债务危机。欧洲国家刚从欧债危机中挣脱出来，经济仍需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动力。日本、美国的总体负债率甚至比欧洲债务危机更高。居高不下的政府债务水平，使得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大大减弱。三是人口老龄化。日本、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大部分已经退休，未来的老龄化压力也将趋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全球的需求萎缩，削弱中国的外部需求。新兴经济体集体进入调整期。一些国家出现了资金外流、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现象。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表现随着经济自主性的不同而出现分化。俄罗斯、巴西等过度依赖资源能源价格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降。印度尽管受国际贸易影响幅度较小，但其脆弱的金融体系在国际资金外逃情况下受到严重冲击。从整体上看，这可能会使全球竞争更加激烈，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我国外贸的增长形成新的压力。
而从全球治理体系看，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在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通过协商合作，遏制危机蔓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一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缓解，各国之间、特别是G20内部各种矛盾分歧日益显现。而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在加快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纷纷试图抢占经济制高点和全球话语权。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为代表的“两洋战略”区域合作谈判，对我国对外开放提出高标准，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新制约。
二、新常态是优化升级的经济
“新常态”最早见于国外金融机构对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描述。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最早使用“新常态”来观察和刻画经济运行状况的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新常态的“一元特征”，主要是基于对经济增速的关注，即“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这里提出了新常态的“三元特征”，即增速转换、结构优化和驱动转变。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新常态”做了更加深入的论述，提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新常态的“四元特征”，即增长速度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力转换。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特征，即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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