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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作家冯骥才与著名文学研究者周立民对谈录的全新修订版；
2.新增五篇附录与丰富的插图，更全面介绍了冯骥才先生在传统文化保护、文学创作方面的言行志业；
3.新版序言与后记，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一个具有文化责任感的作家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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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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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文学研究者周立民对著名作家冯骥才的访谈记录。在深入的对谈中，两人就文学、文化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碰撞出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火花，不仅有对冯骥才先生投身民间文化保护的实际行动的回顾与对其精神的张扬，更表达了对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遭到冲击的忧思，对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应如何走出自我而有所作为的期望。本书呈现这些精彩的智慧花果，对大众读者尤其是文学爱好者亦有独特的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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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作家、画家，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代表作有《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等，另有《冯骥才分类文集》16卷。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近年投身民间文化和传统村落抢救等工作，著有相关理论、随笔，并主编大型文献丛书多种。
周立民
辽宁庄河人，1973年出生。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现为巴金故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有《另一个巴金》《巴金手册》《巴金画传》《巴金评传》《巴金论稿》《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翻阅时光》《五味子》《简边絮语》《文人》《槐香入梦》等，编有各类文献资料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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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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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责任感[代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困境
——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文化环境
１.现在文化问题跟“五四”时候已经不大一样了
２.金庸、武打片及自己的商业文化
３.人类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偏瘫的大脑
４.文化全球化的工具
５.媒体的两道主菜：名人和时尚
６.知识分子的特性：前瞻性、逆向思维、独立立场
７.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世俗化
８.使自己心态独立
９.黑屋中的一条缝，打开可能就是一扇门
二、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
——关于城市文化保护
１.中国人是缺乏历史精神的
２.文化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３.不能将文化围墙拆掉
４.咧开大嘴地破坏文化
５.中国正在进行“新造城运动”
６.以健康的心态跟政府打交道
三、还中国文化的全貌
——关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
１.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中的民间文化
２.规模浩大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
３.用行动唤起人们的意识
四、需要思辨的鲁迅及“五四”传统
——关于鲁迅及其他
１.鲁迅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今天还可以拿来思辨
２.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是来回调的
３.“五四”传统的延续以及这个传统的另一面
五、文与画的两全其美
——关于文学与绘画
１.作家抓住了生活的脉搏
２.出不了大作品，是因为没有真正写“文革”
３.艺术家的心灵可以转换，从而进入永恒
４.作家还应当是民族语言和形式的创造者
５.为什么不接受后现代艺术
６.该是总结新时期文学的时候了
７.画里话外的人生
结语:为什么总是在质疑
附录
卫护民族的自尊
——关于传统文化、城市建设及其他
《随想录》、知识分子精神及其他
大地的野花
——漫记冯骥才
寻找彼岸
——冯骥才文化思想与行动浅疏
树后边是太阳
——冯骥才小说阅读札记
旧版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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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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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在文化问题跟“五四”时候已经不大一样了
周：谈到全球化，前些年中国人还以为是遥远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而自从中国“入世”之后，全球化又好像是冲到家门口的大水，门一开就奔流而来，谈什么都躲不开它。这容易给我们一个错觉，似乎全球化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是靠某一个条约签过来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早已开始了，并且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偏僻的农村，也能够买到可口可乐；方兴未艾的网络也将我们带入了更为广阔和便捷的与世界同步的境遇中，美国人昨天推出的新版本电子游戏，中国今天就有人玩上了……当大家在争论什么是“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早已不知不觉地陷入全球化之中了。
冯：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这几乎是全人类的一个话题。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全球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遇上这个命运性的大问题。从最近的刊物和报纸上的一些讨论看，我们的脑袋也开始关心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了。前些年，世纪之交，中国要加入WTO的时候，人们还在热衷于讨论文化怎样与世界接轨，而现在相反的意见已经出来。有人认为接轨是经济上的事，文化上谈不到接轨，甚至认为文化不能接轨。还有人认为经济是全球化的，政治应是多极化的，而文化应当是多样化的。可是当讨论一深入，一脚又陷入从晚清到“五四”时所争执不休的问题中。又在民族文化的开放和自守，哪个“为体”，哪个“为用”上边转不出来了。其实现在早不是这些问题了，就是说中外文化早已不是“五四”时的那种关系了。在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都是一种各自封闭的状态。不仅我们对西方文化很无知，西方对我们同样一无所知。中西文化是明显的、相异的两个世界。可是现在世界的文化都在全球化。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的文化就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却毫无准备、毫无先见之明、毫不前卫。我们的前卫似乎是看谁更接近西方，谁先靠上西方谁前卫。当我们把“地球村”当作一种时髦的词汇而津津乐道，闹着“走向世界”，呼叫着“接轨”或者正在自作聪明地说什么“文化也要入世”的时候，文化就全球化了，而且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二十年过去，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冲散，却依然昏昏然不明不白。这真令人感到无奈又悲哀，因为文化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逆的。
周：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沉浸在某一种表象中，对这一趋势没有清醒的把握和认识，只是随口说一些新的名词而已。
冯：进一步说，现在的文化问题跟“五四”时期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五四”时期讨论中西文化该如何交流、融合、相互借鉴，以至以何为本、何为用的问题——那是一种纯文化的讨论。看上去，改革开放的初期跟这种状况有些相似。“文革”时闭关锁国，改革一来，大门突然打开，大家都希望西方文化进来，希望打开思想禁锢，解放人性本身。这情况似乎很像“五四”时期，其实完全不同。因为此时的外部世界已经是现代化的、全球化的世界。于是，潮水一般涌进来的是全球性的文化。“五四”时期进来的文化首先是精英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的精英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一次，外来文化是夹裹在舶来的商品中一涌而入，商业性的流行文化首当其冲。我刚才说“本质的不同”，意思是：“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今天则是全球性流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问题。这一次要猛烈得多、迅疾得多，而且无法选择，也别无选择。
周：谈到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两次文化冲击的接受主体也不一样了，“五四”的一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还没有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冯：谈到接受主体，我想应该分两个层面说。一是整个文化的状况，一是知识分子的状况。“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都是学贯中西的。他们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开开门，把客人迎进来。他们知道客人坐在哪里，自己坐在哪里。当代知识分子是在“不断革命”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是在传统文脉中断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本来就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外，他们能把客人引到哪里？弄不好，反客为主。以我们这样的“文化主体”来面对全球化，问题自然就很大。想想看，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状况，怎样去解决如此巨大、复杂、全新的问题？再说，全球化不是对文化而言的。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物质的，但最终影响最深刻的却是文化的、精神的。
周：过去说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经济包围文化。文化人如果没有强烈的主体感，他在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就会迷失方向。
冯：我们再谈接受主体的整个文化状况时，更叫人忧虑重重。记得前年全国的政协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叫《要警惕中国文化正在走向粗鄙化》。当时，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粗鄙化做了描述。我说，电视里乾隆皇帝和唐伯虎都挎刀背剑上房了。报纸上全是“很体育”和“非常文化”这类语言。只要到旅游景点上转一转，再到佛罗伦萨或巴黎那些文化旅游胜地上看一看，就会知道我们当今的文化多么粗鄙、多么低劣、多么糟糕。
周：你认为这种文化的境遇是对外开放带来的一种必然与无奈吗？
冯：不能简单地认为粗鄙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不是的。从我们文化的自身分析，这个粗鄙化经历了三百年的过程，一步步走到今天。
周：我同意你这种看法。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的演变恐怕是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冯：首先是清军入关。他们把浅陋的积淀有限的马背文化带了进来。我们过去有个错误的观点，认为汉文化强大，同化了满文化。其实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汉文化在所谓的同化满文化的同时，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被冲淡了。这从两个很小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来：一是家具。明代的家具，大气、简约、高贵、醇厚，一条小小而轻微变化的曲线，就意味无穷。文化愈深厚，讲究之处就愈精微，这是汉唐以来一两千年的文明史养育出来的。可是到了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家具的用材很贵重，紫檀木、鸡翅木、黄花梨木，雕刻很细，无处不雕，但奢华而外露，变得庸俗了。待到了清代中晚期，国力衰败，经济萎缩，此时的家具之粗糙已经“惨不忍睹”。再一个例子是民间崇拜的妈祖。在清初被赐封为天后时，妈祖还只是护佑渔工水师行船出海的安全，可是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妈祖的职能就渐变得“大而空”。从生儿育女、升官发财，到去病消灾，无所不能。妈祖庙里的神像随意添加，增加了治眼疾的“眼光娘娘”、治耳患的“耳光娘娘”、治天花与水痘的“斑疹娘娘”，连民间崇拜也日益粗陋。这里边应该探讨的问题很多。我举这两个小例子是想说，清代的三百年经历了一个文化粗鄙化的过程。
周：这种粗鄙化已经是进入到很具体的层面了。
冯：跟着，这样的日益变得粗糙的文化就进入了“五四”时代。尽管“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精于传统，但时代思潮与他们的精神倾向却在“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的一边。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社会外患与内乱不绝，文化一直处在各种激荡之中，得不到平心静气的自我思考。而从1950年代开始，文化又成为革命的对象；进入1960年代，干脆成了“横扫”的对象；到了1970年代只剩下“批红楼”“批水浒”“批克己复礼”了，只是政治斗争中一种可怜巴巴的由头，我们的文化成为一个空架子。当然，文化本身还是那个样子，不会因为大批判而真的荡涤一空。关键是它在人们的精神中被抽空了，这才真正是一种劫难。
周：这个时期，文化在被粗暴对待的同时，也被简化被任意利用。这样，文化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魅力，成了一个简单甚至妖魔化的东西，人们与它的最直接的感情中断了，仅有的一点文化遗传也不存在了。我甚至觉得，这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要远远大于“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激烈地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以新的方法重新认识和梳理传统文化。还有一点，如果讲影响、破坏力，“五四”时的影响基本上没有跳出精英圈，而“文革”时期真是秋风扫落叶。自上而下，完全渗透到民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的根基彻底动摇了。
冯：随后，改革开放，大门打开，我们就拿着这个空架子和世界相撞。人们最真实的感受便是那句歌词“外边的世界真精彩”！一时我们连文化自尊心也被撞没了。
周：因为头脑空空，所以看什么都新鲜。这一次是我们投怀送抱，一边倒过去，以无比的热情来拥抱进来的文化。
冯：这还不算完。我们的文化还要进入市场，被卖方挑选卖点，它最终不是成了一片“文明的碎片”？这样的一种文化主体，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必然溃不成军、凌乱不堪。这是我们在当下都能感受到的。
周：这可能正是商家所需要的氛围。商家不需要清醒的主体主动地选择，而是需要你被牵着鼻子走，被动地接受。“消费者”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它的指向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那就意味着个性的、独立的标准在这个大工业制造时代中被吞没了。
冯：全球化对文化的冲击，主要来自全球性文化，全球化的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它以商品为载体，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在消费时代，这种流行文化就必然势不可挡了。
周：美国大片就是一个典型。
冯：是的，美国大片所向披靡。不仅打垮了中国电影，我去过开罗的埃及电影制片厂、台北的电影制片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全都奄奄一息了。有一点需要明确，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美国。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他们的流行文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主角。这一点美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最近《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署名施奈德的文章，他说“总统的主要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要求好莱坞的精英们帮助美国的国际公关活动”。他还说“文化是现成的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工具。有人或许说，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世界。这是事实——也是关键。政府应该鼓励通过有策略地利用美国流行文化来开展外交”。他还建议美国政府“把美国艺术和文化传播给我们最值得俘虏的受众——外国媒体”。“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美国人多么明白他们的流行文化的“非文化的意义”！即使从单纯的文化层面上说，他们的流行文化也是进攻性的、反多元的，或者是泯灭多元的。他们的流行文化竟然与他们国家的全球政治是一致的。因此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美国化，进一步讲就是精神美国化。对这一点我们是必须保持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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