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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黄永年先生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作者为先生的友朋、学生、及当今学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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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黄永年,著名文史学家,室名树新义室。该书荟萃自先生去世以来回忆黄先生为学、为师高风亮节的文章,概述先生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成就、评价其著述的文章,记述先生论学要旨的文章,对弘扬先生为学为师的优秀品行、了解先生谨言笃实的学风、促进学术发展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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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编审,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任职古籍整理研究所,跟随黄永年先生学习并从事古文献学(古籍整理)研究多年。出版有《乐府雅词校点》、《唐才子传选译》、《我们的家园——陕西》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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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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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著名文史学家,室名树新义室。该书荟萃自先生去世以来回忆黄先生为学、为师高风亮节的文章,概述先生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成就、评价其著述的文章,记述先生论学要旨的文章,对弘扬先生为学为师的优秀品行、了解先生谨言笃实的学风、促进学术发展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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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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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我的老师(辛德勇)
老师黄永年先生要走,我有心理准备。去年夏天以后,先生已基本不再打电话来;往西安打电话去请益,先生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长时间侃侃漫谈,只是静静地听我说话,就连我为博取老人家一璨,特意讲到的一些胡说八道的放肆话,先生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开心哂笑。在内心深处,开始隐约感到一种伤痛,感到先生在向一个高远缥缈的地方慢慢离去。从二十四年前入门拜谒先生时起,我第一次清楚感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竟会拉开我和先生之间的距离。
这样和先生通过两次话后,让我回想起一九九二年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一次先生来北京讲学,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在和我长时间畅谈后,当我辞行时,突然有些伤感地说,你到北京来,以后想在一起说说话也不方便了。到了秋天,我想一定要去西安看望先生,和先生一起说说话。正好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学术会议,邀我参加,便在十一月初,回到母校。行前在北京感受到的那种内心的伤痛,见到先生后变得愈为深重。在两天的学术会议期间,有两个半天,我都是在先生的书斋里,和先生闲谈,并尽量讲一些轻松的话题,甚至还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讨先生欢喜,而心中却是从未有过的凝重。伤痛首先来自先生消瘦的脸庞,和变得矮小的身躯,感觉先生往昔充沛旺盛的精力彷佛已经耗散殆尽,人已经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已经完成了为升遐而去所做的蜕变。谈话还是像当年随从先生在校读书时一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连续两个下午,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感受到最大的伤痛,是清楚知晓先生的精魄正在升扬,在学术上,已经顾不上再对我加以点拨教诲了。近两年来,和先生通电话,汇报自己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想法,请教先生这些想法是否得当,先生总是催促我说,做学术研究,人一生具有相应的积累而状态又好的时候,只有很短一小段时间,要趁精力好,状态好,抓紧时间,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去年一年内,我写了两篇涉及比较重要学术问题的文章,一篇是关于明代所谓铜活字印本书籍的问题,一篇是关于汉代的州制问题。关于所谓明铜活字本问题,我提出通常所说的明代的铜活字印本,缺乏可靠依据,恐怕不能成立。去年春天的时候,在电话里向先生汇报过这一基本设想和主要论据,先生鼓励我说,你讲得很有道理,可以写出来。关于汉代州制,我提出顾颉刚先生当年撰著的《两汉州制考》一文,虽然早已被学术界视作定论,但是其基本视角,很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的歧误,变换视角,或许可以得出全新的认识。前年夏天,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已经基本成熟,曾打电话向先生请教,先生说,这是你的专业,这样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你可以先大胆写,当年顾颉刚先生就最喜欢学生辈的人提不同意见,等成文后再拿给我看。这次来见先生,本来想向先生仔细汇报这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请先生指教,却完全想不到,刚刚谈了没有几句话,先生即用很低沉的声音说道:“辛德勇,我的脑子不行了,你说的这些,我听起来太吃力,都听不懂了。你自己考虑成熟,就赶快发表吧。要赶快写文章,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好在谈起往事,先生依然思维清晰,话锋犀利。
先生非常喜欢猫,就在我去看望先生之前几个月,两只豢养多年的猫,都因高龄故去,其中最钟爱的一只猫,在先生身边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谈话中,先生很伤感地告诉我:“两只猫都没有了。”说这句话的同时,眼中情不自禁地闪出了泪花,透露着深沉的哀伤。先生性格刚毅,过去从未见这样流露情感;因为不愿意让我看到他这样的表情,先生很快转过头去,沉默了很长时间。此情此景,使得那种刺在我内心的伤痛,不由得又加深增重一层。我不喜欢猫,不知道先生究竟为什么那样喜欢猫。这可能很简单,只是一只宠物而已;也可能寓有先生很多情感,甚至带着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寄托。不过,仅仅就表象而言,在先生和猫之间,确是能够找到一些相通的品格特征。猫是一种高傲的动物,先生一生高傲自重,像猫一样睥睨学术界那些屑小之徒;猫是一种整洁的动物,先生一生衣着庄重整洁,书斋雅致整洁,书籍整洁如新,就连动笔写文章的时候,桌面上也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一切井然有序。这在学者中间,恐怕是很少见的。先生喜欢古本旧书,但旧书往往不尽清洁,到北京、上海等有旧书可买的地方出差时,行囊中都要带一把猪鬃刷子,在书店里买到喜欢的线装古籍,首先吩咐我或是身边的其他学生,到房间外面,用刷子仔细刷去书函、书衣、书口上的尘土,然后仔细平整摆放到书桌上,他才端坐下来欣赏。先生手很精巧,遇到古书有卷角、书口开裂、书衣破损、缝线松断这一类不太严重的毛病,都要自己动手,精心修补整齐,然后才能藏入书箱。人首先要有尊贵的灵魂,才能够有真正体面的仪表举止。先生的高傲与整洁,正互为表里。
我劝先生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平时多修养,精神好时,可以随手写一些题跋、随笔,或是找人来口述回忆录。先生则告诉我说,这一辈子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自己心满意足,不想再写什么了。谈这话时,先生的表情告诉我,他彷佛已经意识到,正在走向自己的归宿。关于这个必然的归宿,先生过去常和我提起。我很懦弱,从少年时起,对死亡即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先生则不然,曾反覆告诫我说,此乃事之常理,自然规律,惧之何益?近年来,学术界对先生的学术造诣和成就,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高的赞誉。先生的著述,绝大多数都已经出版,有的书还很快再版重印;有几种没有出版的书稿,也都已经确定出版社,等待印行。这些都给先生很大慰藉。对一生的学术追求,近年来先生已经讲过多次,自信已经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不会再有什么值得惆怅。前几年没有做“博士导师”就退休,先生也只是淡然一笑,说现在“博导”这么多,又不缺我一个。这样的事更不值一提。先生坦然走向生命的终点。
第二天谈话结束,离开先生家里时,我想到了,这很可能就是我和先生的诀别。先生坦然地走了。留在身后的这个世界,对于先生来说,早已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隔膜。先生似乎本应属于一个比他略早一些的时代。告别先生,也是在告别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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