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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由著名的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编写，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层级，涉及文学、历史、艺术、科学、民俗等多个领域，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较少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对中国精神和中国风格有较为深切的感受。
丛书的作者均为国内知名专家，有的是学界泰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们的思想视野、学术底蕴和大家手笔，保证了丛书的学术品质和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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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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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应简单视为文化落后，而是二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在十八世纪已经无法比肩欧洲工业文明之生产效率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会政治纰漏丛生。由是而观当下之中国，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而从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固然有时代需求，未经理性拷问的传统文化无法随时代而重生。但“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也犯了“理性科学的傲慢”，他们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华，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而观，无视传统文化在代际之间促成了代与代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美国学者席尔思写了一部书《论传统》，他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传统，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取而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此言至矣！传统与现代不应仅在时间序列上划分，在文化传承上可理解为“传统”是江河之源，而“现代”则是江河之流。“现代”对“传统”的理性诠释，使“传统”在“现代”得以重生。由此，以“同情的敬意”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当下中国的应有之义，任何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都要彻底摒弃。从“五四”先行者到今天的一些名士，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却也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事实岂可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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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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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1930年5月生，祖籍湖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职。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曾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秦汉卷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已出版的著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中国哲学论集》、主编《易学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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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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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一、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先秦文化的发展与《周易》的形成
三、《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
——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
四、《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功能
——一个立足于和谐的操作系统
五、易学与中国政治文化
（一）《易》为拨乱反正之书
（二）论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
（三）论治乱兴衰的规律
六、易学与中国伦理思想
（一）《易》为性命之书
（二）易学与社会伦理规范
（三）易学与道德基本原则
（四）易学中的人性论
（五）易学中的义利、理欲之辨
（六）易学与道德修养
七、漫谈《周易》的智慧
八、《周易》的太和思想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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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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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经纬：易学今昔》：
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周易》的性质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便会选择什么样的解释角度。为了对《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说明，首先必须讨论一下这部书的性质问题。
应该承认，以上四种看法都能在《周易》的本文以及后人的论述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立一家之言。实际上，《周易》作为中外历史上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性质十分复杂，巫术、哲学、科学、史学这几个层面的性质全都具有，也全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影响。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按照历史演变的顺序把这些复杂的性质整合在一起，分清它们的主次本末，区别它们的正传与别传，从文化精神的生成角度来解释，而不是各执一端，以偏概全，那么我们就可以使以上四种彼此分歧的看法达成某种共识，从而较为全面地把握《周易》的性质，更好地来探索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了。
《周易》的复杂性质归根到底是由它的复杂的历史所造成的。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成书的过程是“人更三圣决策，采取正确的行动，做成一番事业。《系辞》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说：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神”，即“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意思，指阴阳变化神妙不测的客观规律。“几”即阴阳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先兆。《易传》认为，《周易》这部书，其根本之点在于“极深而研几”，教人深刻地掌握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用来指导主体的行为，使之达到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的神化境界。由于“极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由于“研几”，故能成天下之务。当人们有所行动，有所作为，面对着复杂变幻的客观形势而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际，只要向《周易》请教，就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指导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实质上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之书。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易》道，除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与整体和谐的价值理想以外，还有着用于决策管理的实用性的操作层面。如果我们忽视这个层面，是无从窥见一个完整的《易》道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易》道的实用性的操作层面是直接利用了《易经》的象数和筮法发展而来的。《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属于巫术文化范畴。卜筮巫术带有强烈的实用性、操作性。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人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于是把蓍草奉为神灵，企图通过一套操作程序，根据蓍草排列所显示的象数来预测吉凶，进行决策。因此，《易经》的象数和筮法实际上是一套巫术操作系统，其用在告人以休咎，而且着眼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对休咎有着极为精确的计算。据高亨先生研究，《周易》一书，所用表示休咎之字凡七：日利，日吉，日吝，日厉，日悔，日咎，日凶。利者，利益也；吉者，福祥也；吝者，艰难也；厉者，危险也；悔者，困厄也；咎者，灾患也；凶者，祸殃也。吉与利均表示其有好前途，好结果，属于“休”之范围，两字之含义不殊。吝、厉、悔、咎、凶均表示其有坏前途，坏结果，属于“咎”（广义）之范围，五字之含义有差异。具体说来，咎（狭义）比悔为重，比凶为轻。悔乃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是故蓍之德圆而神，较小之困厄，凶乃巨大之祸殃，咎则较轻之灾患。《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也没有否定象数和筮法，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因而巫术文化中的那种实用性的操作系统和功利性的思想倾向，是完全继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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