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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现代孔夫子”段正元生前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王士珍、何应钦、顾祝同、何键等都是其拜门弟子。本书是段正元首部传记。
作者路石为段正元之女，写作本书时间达20多年，诚敬殷重，但立论客观、持之有据，兼以文字古雅，至诚感人。
本书整理和利用了大量稀见史料，还历史深处的明珠以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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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民国民间教育家“现代孔夫子”段正元首部传记。
段正元（1864—1940），被尊称为“段夫子”，四川威远人。天赋异禀，十五岁随龙元祖学道，得授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后下山讲学，先后于成都办人伦道德研究会，在北京、南京等地成立道德学社，阐扬孔子大道，发明儒学真义，提倡世界大同。拜门弟子有17万之众，著述达300种之多，以布衣而教王侯，对政商高层多有影响，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更深入民间，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真儒、名副其实的现代孔夫子”。
《段正元传》从细节处真实记述了一代儒学大家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真义以及种种过化存神的事迹，细腻梳理了段正元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通过段夫子的生平和修学历程以及人生境界，读者自可了悟中华学术的一脉心源，从而获得真实的启发和利益。本书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史料，通过记述一代儒学宗师的个人命运及其毕生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客观展现了清末民初乃至上世纪40年代的家国命运，以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如何地紧密相联。全书文字古雅，叙述客观，极具感染力。
《段正元传》的写作始于1990年，迄今已历二十余年。小修改无数，大修改五六次，据作者记载：“1992—1995年秋初稿于北京建设部大院陋室；2002年冬末改于天津开发区翠亨村；2003年秋再改于京中陋室；2004年夏三改于京中陋室；2009年仲秋四改于郑州邙山；2015年2月五改于天津开发区翠亨村；2015年4月增补于京中陋室。”战兢惕厉，诚敬殷重，堪称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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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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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出生。祖籍四川。系段正元夫子之女公子。当过兵，又当工人。上世纪70年代支援大三线，80年代从事业余文学创作，90年代得到一套儒家经典、段正元著《师道全书》六十卷，研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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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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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前 言
引子 家世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从龙元祖学道
第三章 遇干旱舍尽家财赈济邻里
第四章 寻师访友二十余年
第五章 第一次进京
第六章 成都立会
第七章 土精太极之发现
第八章 第二次进京
第九章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
第十章 各地道德学社之成立
第十一章 我意在政德合一，不在学社
第十二章 布衣教王侯，言必有中
第十三章 说大法惊天地动鬼神
第十四章 应吴佩孚之请赴洛阳
第十五章 周游讲道，仆仆风尘
第十六章 段夫子学说的归宿—实现世界大同
第十七章 大道不分种族、国界、教派
—外籍人士问道学道录
第十八章 齐大家，开女教，燮理阴阳
第十九章 如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人事尽净
第二十章 关于祈祷世界和平大会之经过
第二十一章 退隐声明及卢沟桥事变
第二十二章 杨、刘之乱
第二十三章 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
第二十四章 《正式退隐说明书》
及《元仁揖让求贤说明书》
第二十五章 证位道果，辞世归天
第二十六章 往事拾残
第二十七章 陈尧初与《师尊之名实》
附录一 不书符，不念咒
附录二 段正元著作目录及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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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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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布衣教王侯，言必有中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之时，正是多路军阀争夺地盘之际。民国成立，国是不稳，总统时上时下犹如演戏。军阀割据一方，大地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段夫子为消弭人类浩劫，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辞劳苦讲经说法不止，凡有所求，不分教派，指点迷津。无论地之远近，事之大小，一经允许，莫不有求必应，信者得救。受夫子恩泽之王侯莫不心悦诚服，五体投地。今据《大同要义》一书所载，现将其过化存神之事实略叙述如下：
一、“十日之内必有佳音”
军政要人范绍陔拜门后不久，因事不顺，欲往他处避嫌。雷保康约范绍陔来见夫子，以作定夺。夫子略一审视说：“绍陔切勿轻举妄动，一动不如一静，静候十日，十日之内，必有佳音。”范绍陔虽唯唯而退，心中仍忐忑不安。夫子又叫杨三生劝他。三生乃将自己之经过详细对范绍陔说明，告他，夫子言必有中，决不无故而言。由此，范绍陔决心静候十日。果如夫子所言，未出十日，四川蔡锷来电请他赴川，政府送他旅费数千元。范绍陔惊喜交加，对夫子感佩无已：真神仙也！乃向夫子拜谢后即刻动身赴川。
范绍陔到成都即去会晤旧友雷时若（时，雷任成都警察厅厅长）。晤谈时备赞夫子并将夫子的演讲稿及《道德学志》赠送给雷时若。雷时若乃将家中珍藏之《道藏辑要》一部赠北京道德学社。
据《师道为文化本元》一书记载：范绍陔由四川回京后又介绍蔡锷将军记名入社。蔡将军献银一千元为入社特别捐，后不幸病故。《道德学志》第一册中刊有“故将军蔡锷”特别捐的记载。
过了一段时间，范绍陔由成都回京，又欲往库伦升任一要职，有同人禀告夫子，夫子以为不可。说道：“该地气象颇为黑暗，不宜前往，去必不利。”并命人转告范绍陔。
其时，范绍陔已做好上任准备，不可更改。且范亦抱侥幸心理，不愿舍此肥缺，乃与同人荫甫等一起前往。据《甲戌法语》记载，此行“不唯未得好处，几有性命之忧”，颓丧而归。
二、预知张勋复辟必败
民国六年（1917年）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军阀动辄扬言独立，黎出于无奈，电召张勋进京调解，谁知引狼入室，演出了一场复辟之丑剧。
夫子预知张勋复辟之事决不会成功。其时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兼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公务繁忙，久未到学社来。一日，夫子对雷保康说：“聘卿久未到社，你近日务必去彼处告其诸事注意，恐有麻烦之事。”雷保康惊问其故，夫子道：“政局将有一点动乱，但决不会成功。此事将涉及聘卿，嘱其万万不可以为成功。须小心谨慎，自会平安。”
雷保康遵命如实转告王士珍，王不免疑惑忐忑。
数日后，果然出事。半夜被张勋找去，要他同意清朝复辟，王想起夫子之嘱咐，麻烦果然来了。老成持重的王士珍刚刚说了一句：此事尚需商议，即被张勋怒目而视。王士珍被迫随张勋连夜进宫。张勋竟把十三岁的宣统搬了出来。
此时，京中秩序大乱，惶惶人心伴着时起时落的枪声。王士珍在家中如坐针毡，正要去问夫子，雷保康忽至，说道：“先生说，张勋复辟之事只有七日，万勿以为成功。尔须如前办事，勿以张勋为怀，可明哲保身，事后尚有提升。”
王士珍此时只求平安无事，何敢希望提升，遵夫子之嘱，如前办事。
张勋复辟事败后，黎元洪辞职。冯国璋任大总统，王士珍仍任陆军总长，不久，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后又辞去国务总理，冯国璋乃委王士珍为国务总理。
一切如夫子所言，王士珍感叹不已。三、王士珍求祷
民国七年（1918年）早春，张勋复辟之事虽然平息，但派系斗争更为激烈，王士珍因有段夫子指点，倒也平安无事。然王士珍已是年过花甲，以得遇夫子为幸，于名利场中淡淡而已，碍于情面不好推辞。虽任国务总理，也是权宜之计。
为争权夺利，段祺瑞之谋士徐树铮竟将“东北虎”张作霖引进关来。军政界大震。冯国璋总统之宝座有动摇之势，王士珍也惊。急来求见夫子。王士珍道：“形势之急，元首有生命之危，聘卿愿以身家性命作保，求吾师代祷上天保全元首之生命安全。”
夫子微微哂道：“聘卿少安勿躁，此非难事耳。尔今身任何职？”
王士珍道：“弟子于名利场中并无野心，陆军总长及其他职务早已卸去，仅一国务总理之职耳。”
夫子道：“如此便好。尔只需辞去国务总理即可了事，元首决无生命之忧。”
王士珍道：“聘卿早已厌倦官场，辞去此职能解元首之危，吾何恋哉！”
夫子又告：“然此举只可顾全友谊，不足言救国。”
王士珍道：“能顾全友谊，又有益于时局，足矣。”遂递交辞呈。
此时，冯国璋处于兵临城下之危，不得不将国务总理一职交给段祺瑞，致使时局缓解。徐树铮乃将驻守在北京城外的部队调往南方。一场刀枪出鞘一触即发的内战得以缓解。此非夫子一言点拨救国救民之实例耶！事后，王士珍感叹：现国家之乱，恐孔子再世也无可奈何。谁料先生竟妙计安天下，孔子再世也不过如此吧。
四、预言直皖之战调解无效
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王士珍来会夫子。王此时已是无官一身轻，但与官场中之故人尚有往来，也是想借此推行道德之意。
士珍禀告夫子：“今徐世昌有偃武修文之志，读师尊之书，甚是称赞，意欲择日来社亲访吾师，请教实现大同之法。”
夫子知道，以目前之气化而论，大同之天时未至，岂可与之轻谈，但徐世昌任总统以来倒也平和，肯虚心下问自是好事，唯恐有其心无其行耳。乃对士珍说道：“尔可告徐大总统，以时下说来，大同就是不争权夺利，大公无私，实行道德仁政耳。如徐大总统果然来学社，我自当以礼相待。”
夫子又道：“民国以来，虽然战事纷乱，比起欧洲战争还是好些，因有尧舜禹汤文武平治天下之道，周公孔孟圣圣相传。八德五伦之礼，数千年虽未行，而元气尚在。中国所以不亡，即赖此道德之元气。今要解决时局，要行道德，用贤才，即出一公道之善人办事，也可一日平安一日。”
士珍又问：“昔至圣孔子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其速耶？”
夫子道：
善人为邦，如清朝之顺治、康熙，实行宣讲十六条，至乾隆时，人民心悦诚服，事君以忠，可知善人为邦百年只能胜残去杀。孔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君子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以天下人之乐为乐，故归之者，如云之从龙，风之从虎，水之就下。孔子造就了内圣外王之学问，以道治国，故有如此之速也。
越二月，未见徐世昌来访。
京中报纸，军事消息颇多，京华要地，自有种种传言。直皖两派均有箭在弦上之势。
一日，士珍又来，说：受徐世昌之委托，请其出面调解直皖之派系斗争，特来求教。
夫子道：“各安本分，自然无争。若分配地盘，永无均匀之时。以目前之气化看，调解无用，直皖之战终归难免。”
士珍道：“如师尊之言，调解无用，弟子何必徒耗精神。但不知孰胜孰负？”
夫子道：“外来者胜。”
士珍知夫子言外来者乃是指刚由湖南自动撤回北方的第三师。师长是吴佩孚，正驻军洛阳，而吴本人去保定会晤曹锟，自然欲一显雄才。皖系首领段祺瑞则长住北京，自然不是外来者。
士珍道：“吴佩孚虽有实力，而段祺瑞、徐树铮兵精械利，两派相争，可谓旗鼓相当。弟子担忧战事拉长，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亦随之遭殃。”
夫子道：“此次直皖之战时间甚短，地面并无多大损失，尔可勿虑。”
士珍道：“承蒙师尊明示，此情况实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预见。”因士珍每每在关键时刻向夫子请示，每次都如夫子所言，故深信不疑。士珍得夫子指示即去转告徐世昌，并向其表示自己不愿出面调解，以免枉费心机。而徐世昌对夫子之言尚有疑虑，既然士珍不愿出面调解，乃请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入京调停。
张作霖被邀，欣然进京，时已盛夏。张大帅奔波于曹锟及段祺瑞之间充当说客，而终归无效，只好复命总统交差，早早出关而去，任他们去打去杀。
接着，直皖大战于高碑店，段祺瑞四路大军被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吴佩孚大获全胜。一切均在夫子预料之中。果然，速战速决，地面无大影响。此次直皖战争之预言，一传十，十传百，军政界人物谁人不知，就连出关的张作霖亦有耳闻，不由得大叫：“早知有此预言，徐世昌还叫我调解，岂不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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