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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陈骏涛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文学的成长、曲折和发展;他与中国当代许多作家建立了紧密联系,与文学界渊源颇深。而且他经历十分丰富,家庭成员也各有不同命运,历经社会变迁,命运坎坷。在他身上,可以说凝聚着一部中国当代社会、当代文学的个人史。本书即是陈骏涛的口述历史,从他出生一直讲到当下,从中可以把握时代变迁的轨迹。采访者陈墨,也是陈骏涛的硕士研究生,本书也是师生之间的精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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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骏涛,男,1936年8月生于福建莆田,祖籍福建福州。著名文学评论家。1963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64年4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组(室),任实习研究员,1975年调至《文学评论》编辑部,先后任组长、副主任、主任、编委、常务编委、副社长,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1985年起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副教授—教授。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陈墨,原名陈必强,1960年生,安徽望江人。曾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著作有“陈墨评金庸系列”(13卷)、《张艺谋电影论》、《陈凯歌电影论》、《流莺春梦:费穆电影论稿》、《中国电影十导演》、《黄建新的电影世界》《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中国武侠电影史》、《影坛旧踪》、《百年中国电影闪回》、《半间斋影话》,及《口述历史门径》、《口述历史杂谈》、《口述史学研究》等,主编“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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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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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下面请您说一些您熟悉的作家。
答:我熟悉的作家不少。怎么说呢?先大体按认识和交往的先后吧,但也不是绝对的。
郭风。1918年生人。是老作家、散文家,福建莆田人,我的同乡,生前是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认识郭凤比较早,80年代开始就与他有些交往。大概是1982年吧,《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上海青年评论家邹平写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的创作方法》的文章,他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写信向我索要这期刊物,我们还就这个问题有过文章交往,这就是《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的思考》的二人谈。那些年,凡是回老家,我都要去看望他。郭风为人朴实忠厚,他在福建,很有人缘。“文如其人”,他的散文和散文诗也是素朴厚实的。1994年福建省开郭凤作品研讨会的时候,到会的人很多,不少在外地的闽籍评论家都到会了,我也去了,我还根据在会上的发言写了一篇《“你是普通的花”——读郭风》的文章,在《福州日报》发表过。
秦牧。1919年生人。也是一位老作家,我与他的交往也比较早。我年青的时候就喜欢秦牧的散文,他的散文,哲理、知识、感情和文采是熔为一炉的。像《艺海拾贝》,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买过一本。“文革”以后,他一度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我跟他有过联系。那时正值《文学评论》复刊,让我组织一组笔谈文章,拟定的笔谈作者中就有一个秦牧,他写的《画地为牢与广阔天地》刊登于1978年《文学评论》第1期。后来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和他回广东的一段时间里,我跟他还有过联系。秦牧是归侨,1990年11月,广东开秦牧创作研讨会的时候,我正好在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工作,曾作为华侨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并在会上有一篇发言,后来发表的《我所认识的秦牧》就是脱胎于这篇发言。
徐怀中。1929年生人,也是新时期以来认识最早的作家之一。那个年代他发表的《西线轶事》和《阮氏丁香》等名作,我都写过评论,我最早的一篇作家论也是写徐怀中的,即《徐怀中创作漫论》。1984年“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创时,他是军艺首届文学系主任。当年他到社科院来,搬师到军艺讲课,我曾当过他的向导,文学所和外文所有好几个人都到军艺讲过课,我也去了。我与军艺最早的几个学员——朱向前、李存葆、莫言等,也都是由于与徐怀中的关系而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徐怀中当过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为人朴实忠厚,丝毫没有官架子。2006年,你们策划出版我的纪念文集《这一片人文风景》时,我请他作序,他欣然应承,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记忆中的“风景”》。今年在我住院期间,他与他夫人还特地到医院来探望过我,这都使我深受感动。他年长我7岁,但身体依然很好,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是可亲可敬的。
张洁。这是一位同龄人女作家,也认识得比较早。早期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曾引人注目,稍后的《方舟》、《沉重的翅膀》还引发了争议。在《沉重的翅膀》还有很多争议的时候,在当年《文艺报》召开的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上,我对它做了肯定的评价,并且写了一个长篇评论——《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后来我主编“跨世纪文丛”的时候,邀请她加入,他也欣然应承。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在八九十年代我与她联系较多。张洁的小说大都注入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有些小说更是快人快语,锋芒毕露,几十年不变。这是一位很有个性,也很有才情的女作家,后来她出国了,在国外也有些影响。
王蒙、张弦、李国文、张贤亮、从维熙。都是30年代生人,也都是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在“四人帮”垮台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的创作都迎来了第二次青春。我与他们的交往,也多半都是由于评论他们作品的缘故。像王蒙的小说和理论批评,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灵与肉》和《小说中国及其他》,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我都写过文章,或与他们有过对话。
比王蒙这一批作家稍后,一批40—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七八十年代,我也都是因为评论他们的作品,写过他们的文章,而与他们有所交往的,这也可以列出一批,如刘心武、陈建功、张承志、路遥、李陀、航鹰等。像刘心武和陈建功,我还都写过他们的作家论,而且不止一篇。
再往后,就是90年代前后,特别是我主编“跨世纪文丛”的那个阶段,认识和接触的作家就更多了,覆盖面几乎包括当年的老、中、青三代,以当年的中、青年两代,也就是50—60年代生人居多。像张承志、铁凝、殷慧芬、方方、陈染、林白、徐坤、周大新、毕飞宇、红柯、钟晶晶等等。
进入“跨世纪文丛”中的作家,有些是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认识的,像张承志就是。他的中篇小说《黑骏马》,我在1983年就写过一篇评论:《艺术魅力从何而来》,并跟他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有的虽然认识得比较晚,但后来却交往得比较多,像徐坤、周大新、殷惠芬、钟晶晶等人都是。
徐坤是90年代到文学研究所以后才认识的,那时她在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却发表了一批像戴锦华说的“嬉戏诸神”的小说,有的人还说她就像“女王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也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推介她的文章。
周大新是在90年代一次部队创作讨论会上认识的,那时根据他的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在柏林的国际电影节上得了“金熊”大奖,他的一批主要写河南南阳这块小盆地的小说也就逐渐引人注目。
跟上海殷惠芬的认识,也是通过读她的小说。她写的那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人家的小说,引发了我对上海弄堂文化的记忆。于是一本名为《吉庆里》的小说集1999年就加入了“跨世纪文丛”第7辑。后来,我还为她的另一本小说选集《石库门风情画》写过一篇“序”。
跟认识张承志、徐坤、周大新、殷惠芬等人不同,钟晶晶的小说我以前从没有注意过,还是通过一位老朋友——当时的《文艺报》副总编刘锡诚——的介绍才认识的。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有一点惊喜。觉得她的小说有些与众不同,带有某种梦幻性和陌生感,文笔也很优美,就像郭素平跟她对话中所说的那样,这是“另一种风景”。这样,她也加入到了“跨世纪文丛”第7辑的行列中。
认识陈染、林白、方方、池莉等女作家的情况也都与上述大同小异。她们都是当年最具实力的女作家,特别是方方,近年还不断有引人注目的新作问世。她们当年都曾加入“跨世纪文丛”,我也都写过她们的文字。
主编“跨世纪文丛”,还有“红辣椒女性文丛”,让我认识了许多作家。这里有许多温馨的记忆,当然,也有个别不愉快的经历。比如河南有一位作家就因为暂时进不了“跨世纪文丛”而负气,甚至发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加入这套丛书了!”其实,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同样,1996年浙江女作家顾艳有一本小说集《无家可归》,通过女作家方方的介绍,也想加盟“跨世纪文丛”,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但顾艳与我的交往却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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