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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国家图书馆“文津奖”、香港图书奖获得者杨浪先生新作！
陈寅恪之侄陈云君先生为本书封面题字并倾情作序推荐
扫封底二维码，听老歌及重点章节朗诵！
用杨浪先生自己的话说：《老歌的发现》“发现” 的是历史的声音。其实是在讲故事之中更多地讲一些关于歌声的故事。我想，对往事的言说中加入了声音，历史更真实可感；有时候因为一首歌曲更丰富了历史的纹路和肌理。当我“听” 到自己的前辈是如何唱着歌一路走来的时候，总想着把这听觉还原出来，但是许多老歌今天只存在于歌本里，难以找到音响材料，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会尝试着用多媒体的方式做一点“朗读版”，读者只要把文章题目 前的条码扫下来，就能从手机中听到我边读边唱的声音。 好多老歌很难听到了，这本书的读者或许会欢迎这种出版形式，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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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革”中哪个国家的电影最受中国人欢迎？
为什么解放军《陆军号谱》封面旗帜上会有“青天白日”的徽记？
《东方红》由谁创作至今还是公案？
歌曲《你是灯塔》为何被怀疑抄袭苏联追悼歌？
《哀乐》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下创作的？
…………
《老歌的发现》“发现” 的是历史的声音。其实是在讲故事之中更多地讲一些关于歌声的故事。我想，对往事的言说中加入了声音，历史更真实可感；有时候因为一首歌曲更丰富了历史的纹路和肌理。当我“听” 到自己的前辈是如何唱着歌一路走来的时候，总想着把这听觉还原出来，但是许多老歌今天只存在于歌本里，难以找到音响材料，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会尝试着用多媒体的方式做一点“朗读版”，读者只要把文章题目 前的条码扫下来，就能从手机中听到我边读边唱的声音。 好多老歌很难听到了，这本书的读者或许会欢迎这种出版形式， 我以为。
——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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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浪，资深媒体人、作家、诗人、地图收藏家、摄影评论家。现任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海航文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少年从军，参加保卫边疆作战，立战功。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财讯传媒担任高级职务。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师。著作《地图的发现》获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变化三十年》获2010年“香港图书奖”。
近年来撰写并主持多场音乐会，以音乐史和音乐欣赏融入舞台，见微知著、深入浅出，深受业内人士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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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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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朋友再见！ 001
《陆军号谱》：回荡在天空的战斗号角 007
我也要歌唱于司令 016
《东方红》的创作、改编与传播 022
是否靡靡？ 040
“你是灯塔” 044
《战地新歌》为什么是个问题 050
新发现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早期作品 059
永远奔流的“黄河” 067
《歌唱祖国》词曲作者另有隐情 091
“派歌” 098
一支军歌的“进行曲” 104
源远流长 114
海南的歌 123
昆明街头的悲壮歌声 129
建国初期对张春桥作品的一场“批评” 150
那些与外国有关的歌 161
哀乐故事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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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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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靡靡？
人老了，总有些几十年前的事会不经意间泛出来。
前不久，被几个朋友哄着参与排演了沙叶新先生的话剧《邓丽君》。说起来，和邓小姐歌声的最初晤面还是在几十年前的部队里。
1980年，我在云南腹地一个工兵团队里当文化干事。正是这个时候，总政向全军部队推荐了12首革命歌曲，并且要求“全军就此掀起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这个正是文化干事的活儿，为此，我大约有三个月时间跑了全团许多连队培训教歌骨干，而且时不常的自己来教歌、指挥唱歌。
政治处干事下部队的时候，最常坐的就是团电影队的车。到了连队，我下午教歌，他们晚上放电影。和电影队长熟了，在他们像仓库一样的工作室里，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
那时的聆听是偷偷地在电影队进行的，只因为别处听不到，而且录音机在边疆远未普及。那种听歌的感觉是音量不能放大，所以要支着耳朵细细地听。那是一种此前全然没有听过的唱法以及从来不曾听到过的歌。按现在的话说——走心哪！《小城故事》《甜蜜蜜》《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说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关乎当代音乐史，也关乎新时期的文化思潮。
1978年以后，“文革”结束，思想松动。云南因为地处边疆，一些有走私嫌疑的物件从缅甸方向流进了内地，其中就包括早已红遍港台的邓丽君。此时，内地电影音乐中的抒情歌曲也成了一时之盛。流风所及，“邓丽君们”也在民间迅速蔓延。正此时，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活动规定以群众投票的方式评选15首听众喜爱的歌曲。这个活动的投票时间为1月3日到24日，结果一下子收到25万封来信，编辑部看不过来，把警卫电台的战士也调过来帮忙。2月份，根据票选的歌曲揭晓，清一色的是缠绵温柔的抒情歌曲。那个时候，“流行音乐”还是一个禁用词，但这无疑是一个当时的流行音乐榜。这个榜单有必要把它留下来：
1.《祝酒歌》，2.《妹妹找哥泪花流》，3.《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4.《再见吧妈妈》，5.《泉水叮咚响》，6.《边疆的泉水清又清》，7.《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8.《大海一样的深情》，9.《青春啊青春》，10.《洁白的羽毛寄深情》，11.《太阳岛上》，12.《绒花》，13.《我们的明天比蜜甜》，14.《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15.《永远和你在一起》，16.《周总理你在哪里》，17.《红杉树》，18.《西沙，我可爱的家乡》，19.《草原之夜》，20.《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这个榜单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榜单的统计和确认中，评委中发生了对《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是否适宜排在最后的争论。榜单中，主宰了群众生活30年的那些刚劲有力、慷慨激昂的进行曲、组曲、合唱曲无一入选。这个结果，连那些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老同志都坐不住了。当时的文艺界有一场影响不小的争论。思想新锐如《中国青年报》也曾发表文章批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这篇文章也在各个层面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当年4月23日，131名在北京参加汇演的歌手公开发表了一个《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倡议书》中说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的某些不健康的流行歌曲在某些人民中间传播，他（它）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作为受党长期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人民的歌手，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抵制那些靡靡之音。”“靡靡”者，当时让人能够确认想到的，当然是邓丽君。紧跟着，解放军总政治部就发文向全军推广12首革命歌曲。
这个事儿在今天看来早已经不那么纠结和对立。音乐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种情怀的抒发，以自然、丰富多元化的好，形式上更不必那么扬此抑彼，优秀的抒情音乐与充满“战斗”性的音乐都是歌唱者一种真实情绪的表达，也是人类音乐殿堂的组成部分。
说回来，我在部队教歌。
总政这12首歌曲的曲目是：《向国防现代化进军》《战士的回答》《四化建设是鲜花》《我当上解放军》《人民是靠山》《走上打靶场》《杀敌立功歌》《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连队的歌声》《像雷锋那样》和《跟着共产党走》。
音乐记忆是一个筛子，你一辈子唱过的歌绝大多数被遗忘了，也有一些歌曲会顽强地留在脑海里。三十多年过去，如今那12首歌里的一些旋律依然会在脑海里沉淀：“我当上解放军，穿上绿军装，我走进革命队伍，扛起革命枪”（《我当上解放军》），“走上打靶场高唱打靶歌，豪情壮志震山河”（《走上打靶场》），“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你来自边疆，我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战友之歌》），“我爱领章红，日夜放光辉，我爱军装绿，染得山河翠”（《我爱我的称呼美》）。
为什么会记得这几支歌呢？这有点像在记忆的筛子里摘谷粒：细致而又真实。《我当上解放军》，那是在新兵连要分配之前教的，训练了几个月的新兵蛋子们就要奔赴连队，唱起来脸红脖子粗的，感同身受，兴奋异常。《战友之歌》，除了好听，还是12支推荐歌里唯一一首昆明军区的创作，它的作曲杜兴成原来在贵州军区第二通信总站当干事，后来调到八一厂做专业作曲。前几年一次吃饭碰到，我脱口而出唱了第一段，把个老杜好一番感动。《我爱我的称呼美》，说来像一个段子：我去一个连队教歌，副指导员是个“老醯儿”（山西人），文化活动是副指导员管着，所以配合我教唱很是努力，主动给学得慢的战士们示范。但我听着总想发笑，用他的山西话反复地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怎么听着都像“我爱我的情妇美”。那个时候，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城市兵多的连队或许有一点，不过已经被我“掀起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掩盖住了。副指导员的乡音，虽然不属“靡靡”，却使我把那歌记住了。
那一批12首歌里最难教也最难唱的是那首《跟着共产党走》，小调进行曲，十分“洋范儿”，可是唱着不顺嘴儿，第一句“你是灯塔”听着总像“你是等她”，这歌的旋律唱着坑坑洼洼的，在12首歌里大概是被唱得最少的。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史上解放区的音乐人写的，好像在证明音乐审美的时代特征。
教完歌不久，1980年底，我从部队被“借调”到《中国青年报》工作，1981年2月参与报社文艺部的一个“大活儿”就是组织“新秀音乐会”。当时老编辑狄沙带着我联系歌手，在李谷一老师家里很是费了一番口舌。因为前一年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提出尖锐批评，转身又来请人家出场，这当然是一件自己跟自己转筋的事儿。
不过这趟邀请也是其来有因。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报》有着浓郁的“民主”氛围，正在批判“靡靡之音”的舆论声中，因为“负有正确引导青年的责任”，编辑部本来也准备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两篇批评《乡恋》的文章，没想到在发表前引起了编辑部内的激烈争论，一些年轻编辑强烈反对刊登，理由是“李谷一是优秀青年歌手，唱的也好”，“青年和群众喜欢，没有什么不健康”。但当时报社领导持相反意见，这种意见对立，导致开了一次社领导与青年编辑的对话，会上大家唇枪舌剑，不欢而散。后来，这两篇稿件还是刊登了，但报社领导也做了妥协，把它放在了二版的中间位置，不那么显眼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许多歌词健康、曲调优美的歌曲广泛流行，又涌现出许多深受青年喜爱的流行歌曲和歌手。戏剧性的是，在1981年年初召开的全体编辑记者大会上，当时常务副总编辑钟沛璋代表报社领导做前一年工作总结时“郑重向青年编辑们道歉”，“实践证明报社领导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这一年的全国记者会上，报社专门请来一位专家带来好多流行歌曲的磁带，用半天时间，一边放一边给记者们讲解如何“欣赏”。报社领导的指示是：“我们永远要与青年有共同语言。”
最终，李谷一老师高兴地参加了那场晚会。因为我们的邀请，已经说明了《中国青年报》对流行音乐的新的态度。
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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