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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媒体》一本文学批评的著作，属于“闽籍学者文丛”中的一册,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本书作者黄发有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收入本书的论文一部分是研究文学史问题和文学现象的论文，另一部分是研究文学传媒和文学传播的论文。这些作品在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值得肯定，既有从整个文学研究角度出发的宏观论述，也有对某一刊物与当时的文学潮流、文学风气关系的微观考察。此外作者还对“新时期的文学生态”，例如网络文学、“80后”、“90后”代际写作进行研究，颇具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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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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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一部分研究文学史问题和文学现象，另一部分是研究文学传媒和文学传播。既有从整个文学研究角度出发的宏观论述，也有对某一刊物与当时的文学潮流、文学风气关系的微观考察。此外作者还对“新时期的文学生态”，例如网络文学、“80后”、“90后”代际写作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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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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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有，1969年10月生，福建省上杭县人。经济学学士、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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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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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问题和方法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19
活力在于发现
——《人民文学》与文学新人32
《收获》与先锋文学46
《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66
经典流传与时尚泡沫85
作为流行文化的“偶像书”93
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99
论20世纪中国自由撰稿人109
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45
文学与年龄：从“60后”到“90后”168
模糊审美：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叙事风格191
跨文化认知与多元互动
——美国汉学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简评206
本土文学资源的激活与重铸214
另一种友情批评220
学术简表226
后记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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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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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作癖”的流行
随着博客和微博的流行，中国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有写作癖的人不管身处何地，随时都可以写。不止一次在饭桌上遇到微博控，每一道菜上桌后，他都要先用手机拍照上传，并专门发帖介绍饭桌上的各方神仙。一堆莫名其妙的人凑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彼此之间的姓名也没对上号，居然在微博上传得人尽皆知，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无趣的事了！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写道：“写作癖在政客、出租车司机、产妇、情妇、杀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长、医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泛滥，在我看来，无非表明着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具有作家的潜质，乃至整个人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叫喊：我们都是作家！”[1]写作不再有任何门槛，每一个以作家自居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把制造信息作为唯一目标。这样，写作就成了一种即生即灭的仪式。
昆德拉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仅观察到写作癖日渐泛滥的现象，而且洞见了现象背后的精神根源：“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迟早会消亡，消亡到一个冷漠世界里，默默无闻，无声无臭。因此，只要还来得及，他就要把自己变成由语词组成的他自己的世界。如果有一天（这一天为时不远了）所有人一觉醒来都成了作家的话，那么普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就降临了。”[2]如果说写作能够抗拒消亡，那么，其前提是作为写作结晶的语词具有抵御时间腐蚀的魔力。否则，不断膨胀的语词的泡沫只不过是一种致幻剂，如同飘缈的海市蜃楼，它使人在一种愉快的麻醉状态中自欺欺人，难以自拔。
随着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手段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且日益多元化，无远弗届。不幸的是，这种电子化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冷漠。昆德拉说：“普遍疏离生成了写作癖，而普遍化的写作癖又反过来强化并加重了疏离。印刷机的发明从前曾使人更好地互相理解，而在写作癖泛滥的时代，写书有了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词语所包围，就像置身于重重的镜墙之中，任何外部声音都无法穿透进来。”[3]譬如通过以前纸质的书信，收信人可以看到对方的笔迹，可以透过笔迹揣摩对方当时的心境，而且邮递员将信件递给收信人时的表情和天气，也会给收信人带来相应的内心波动。而时下格式化的电子邮件，已经滤除了那些复杂的生命内容。还有以前写在日记本上的日记，写作者只是把另一个自我作为倾诉的对象。而现在传到博客和微博上的文字，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私密性，写作者面对的永远是那些不知名的读者和网友。
当写作成为没有任何难度的语词的宣泄，生命的隔离和内在的虚无成了写作的唯一动机。这些机械制造的语词在四通八达的媒体通道上摩肩接踵，围追堵截，自相残杀。当失控的词语像荒草一样四处蔓延，在被淹没的状态之中，人们一如置身于暴雨袭击或垃圾泛滥的城市，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任何选择的自由。阿尔温·托夫勒曾说：“今天，我们生活在宣传媒介快速传播的时代，各种形象、信息符号和‘事实’互相对立，互相碰撞。然而，随着我们进一步深入‘信息社会’，在管理方面所用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越多，任何人——包括政治领导人——就越难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4]
二、无边的“瞬间”
人类面对文字或文学的态度，其根本性的问题是面对时间的态度。如果期望作品能够超越时间的考验，在未来依然有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读性，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必须具备原创性和典范性，是源于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并试图克服这种焦虑的“文学的记忆的艺术”[5]。朱光潜认为：“古典主义者大半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认为经得起各阶层读者在长时间里的考验，能持久行远，才算是真正好的作品或‘古典’，这就是普遍永恒标准或绝对标准说的实质。”[6]也就是说，“经典”的往往是“古典”的，只有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老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相反，如果惟新是崇，认为最新的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么，那些被贴上“过时”的标签的事物就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西美尔认为：“时尚的变化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只是因为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诉求，而这正是所有时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随着冲动力的减弱而渐次发展。”[7]随着技术革新的加速和消费文化的勃兴，文化时尚瞬息万变。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时尚的追逐者不再为遥远的过去劳心费神，也不再对未来抱有任何幻想，他们紧盯着现时，把快乐瞬间作为追求的目标。当时间失去了线性的方向，生活也就不再有指向未来的延续性，在碎片化和瞬间化的生存中，永恒成为一种虚幻的诺言，只有短暂的、极致的快感体验才是真正可以把握的实在。恰如鲍曼所言：“‘短期’已经取代了‘长期’，并把瞬时理解为它的终极的理想。在将时间提升到无边无际的容器这一层次上时，液态的现代性却液化了持续性，并让持续性失去了价值，从而毁灭了它的意义。”[8]基于此，以线性时间为前提的“经典”就被解构成了支离破碎的残片。当“一闪即逝”的瞬间具有了“无边无际”的容量，写作也就进入了一个非经典或后经典时代。
在喜新厌旧的逻辑的影响之下，文学的新面孔常常被媒体描述为正在生长的新生力量，而缺乏新意就意味着自动出局，自甘边缘。因此，越来越多的媒体以作者的年龄来划分作家的代际与群落，最年轻的被认为是最富有新意的，最年长的自然是最腐朽的。从“五七一代”到“60年代出生作家群”，再从“70后”、“80后”到“90后”，文学的发展轨迹被简化为十年一大变的周期循环。也就是说，文坛成了巨型的时尚秀场，文学风尚的变化遵循时装逻辑，每一代作家都在舞台上举行豪华的换装表演，文学评价也沦落为只见衣服不见人的时尚广告。正是意识到时尚逻辑背后的残酷性，春树曾经把下面这句话设置为信箱的自动回复：“咱们的血是用来流的，咱们的青春是用来挥霍的。”其《北京娃娃》中的主人公才会有这样的感叹：“我所拥有的青春根本帮不上我一点忙。我的衣服是那么过时，不合身。再也没有什么比说，我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更让我感到屈辱的了。”
在嗜新症日渐蔓延的文化语境中，消费文化对时尚逻辑的渗透，往往助长了拜金主义和炫耀性消费的盛行。在奉行时尚路线的流行文学作品中，舶来的奢侈品牌、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流行的生活方式成为支撑起作品基本骨架的核心元素。郭敬明的《小时代》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既然都是花同样的钱，那么该拿到的利益就一定要拿到，一分也不能少。作为一个未来的会计师，顾里表现得精打细算非常精彩。就像有一次我们在商场里的收银台前排队结帐，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穿着Dior套装拎着PRADA包包的女人，和收银小姐纠结于5分钱的找零，收银小姐潇洒地刷一声拉开装钱的抽屉，两手一摊：“你自己看！我哪来5分钱的零钱！整个上海估计都难找到5分钱！”但是Dior小姐据理力争，最后终于惊动了商场主管，拿到了5分钱硬币扬长而去。在我们所有人对Dior小姐表示不可思议和微微鄙视的情绪时，顾里却被深深地震动了，用她后来的形容就是“当时我真想对她立正敬礼！”
当物质的多少成为显示人的存在价值的判定标准时，文学的艺术品位就变成了多余的累赘。作品的发行量、点击率和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的版税收入，成了判定作品、作家的影响力和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那些一举成名的现世的成功，才能被世俗众生视为商业的奇迹，被广泛追捧。至于像曹雪芹那样，在世时“举家食粥酒常赊”，但身后无限的繁华，在庸者眼中也只能徒增凄凉。李白《行路难》中有句：“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古代诗人中较为普遍，而今更是在文人群落中盛行不衰。当写作者的名声成为产品畅销的保证时，不择手段地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就比保证作品的艺术品质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在这样的情境中，像抄袭之类的丑闻也可以被改造成一种促销手段。基于此，布迪厄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无论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画商还是出版商或剧院经理,唯一合法的积累,都是制造出一种声名,一个有名的、得到承认的名字,这种得到认可的资本要求拥有认可事物就是签名章或签名的效用 和人物通过出版、展览等等 的权利,进而得到赋予价值的权利,并从这种操作中获取收益的权利。”[9]当“声名”在文化流通中发挥着价格标签的作用时，交易的价格就被置换成了文化的价值坐标。
三、记忆的接力
消费文化善于从经典作品中挪用其成熟的艺术范式，并用流行的大众趣味，将之改造为陈词滥调，并以媚俗的形式来吸引最为广泛的受众。嘲弄、解构、篡改经典的风气之所以越来越流行，因为经典不断积累的象征资本，使得变卖经典成为最为安全的生意，只要把经典的特立独行的品格改造为家长里短的闲话，就可以轻松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大话西游》《悟空传》之类的作品在旧瓶里装新酒，这在戏说经典一类的作品中已经算得上是上品，其中不时闪现主创者独特的想法，但它们遵循的还是借尸还魂的俗套，类似于现在四处可见的拆迁重建，堪称破坏性开发，在格局上难成大器。
时尚总是陷入既定的轨道，在程式化的怪圈中重复和循环。过去的时尚常常会被改头换面，以变形和重组的形式成为未来的时尚。而且，新潮和复古之间相互重叠的频率正在不断加快，时间间隔也在逐渐缩短。时尚的生命注定是短暂的，在不变的刷新过程中，所有的时尚都注定会被后起的、全新的时尚所覆盖。写有畅销书《蜗居》《双面胶》的六六就说：“作家不是可以终生从事的职业，老了可能就抓不住流行色了。我没有写作规划，当我的文字还有人欣赏我就写。”[10]追逐者与时尚的遭遇，关键在于合拍，恰如张爱玲所言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只要错过了，不管是过时还是超前，都将被漠视，被弃若敝屣。
新的和旧的时尚之间没有连续性，新生的时尚总是以否定旧时尚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时尚的更替与取代遵循的是遗忘和再生的逻辑。只要是旧的就被彻底抛弃和遗忘，而新生的时尚又退回到原点，从零开始，实现全新的复活与再生。这种循环过程类似于原始人眼中日出日落和月缺月圆的自然变化，也与中国神话中精卫填海、追日的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的变形再生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日常循环的圆形时间轨道中，文化产品与食品、日用品一样，都是用过就成为垃圾的易耗品。这样，建立在线性时间概念上的现代性神话也就崩裂成了精神碎片。自新写实小说以降，在那种拘泥于鸡毛蒜皮的日常叙事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知识分子反思过去并展望未来的人文理想的幻灭。
近年被视为引领文学时尚的网络小说，其吸引高点击率的主要法宝就是快速更新。颇为走红的网络言情小说写手匪我思存认为：“网络写手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是要会码字，不仅要会码，而且要码得好看。码得故事曲折动人，吸引读者往下看，这样就对更新有一定的要求，更新最重要的是质量，只有故事好看，更新有质量，才能不断地吸引新的读者进来，同时不流失老读者。如果有可能的话，在每章设定一个小高潮，会更加地吸引读者。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以速度取胜，故事可能写得略平一点，但每天更新。每天更新的好处就是每天可以有新的内容出现在读者视野里，会迅速地吸引大量读者群。但缺点则是高速之下很难保证质量，这样会流失精读类的读者。”[11]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流行文学采取的是一种泡沫写作的形式，往往片面追求写作的速度和写作的数量。唐家三少就在接受采访时说：“相对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创作量更大。一般一个作者一年的创作量不会低于200万字。”[12]新帖覆盖旧帖，网络文学以其快速的自我淘汰，给新的信息腾出空间。
为了摆脱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 萨莫瓦约认为后世作者对待经典的态度可以有五种选择：“一切创作者所感受到的被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自己读过的东西和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从这一焦虑中产生了五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追随，即延续前人的作品，使它达到原本应该达到的目标；第二种态度是重新杜撰一段文字，使读者把作品看成是一个新的整体；第三种态度是与模式的决裂；第四种态度是完全依赖自己可能拥有的想象的残余；最后第五种态度是将视点颠倒过来，使前人的作品看上去反而出自自己的作品，用格诺的话说就是，让另一部作品反而成了‘先行的抄袭’ 。”[13]每一步经典作品都是文学记忆的一个历史节点，它向后人提示文学曾经到达的高度，并鞭策后继者在已有的高度上向前进发。在经典坐标的参照之下，总让人联想到李白在黄鹤楼前的感慨：“面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心头。”只有以经典为标杆，创作者才可能自觉地避免低水平重复，把历史上的大师都作为竞争的对手，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超越经典。而且，也只有以深广的人文情怀扎根现实，写作才能避免被时代主潮所裹挟和席卷，避免成为日常生活的机械记录，避免在“新体验”“新状态”“新新闻”“新移民”或“后现代”“后殖民”“后革命”“后寓言”的旗号下制造现时性的泡沫。像“底层”“本土”等真正触及中国现实核心问题的话题，也只有置放在较为宏阔的历史视野之中，才可能真正看清楚那些始终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的症结所在，避免以断裂的眼光割裂历史联系，在艺术风格上也才能摆脱对前代作品的粗劣翻版和对同代作家的低级模仿。布鲁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14]。
当代文学生产在表面上极为繁盛，生产出的作品已经是汗牛充栋，我们缺乏的是大师级作家和标志性作品。尽管一些曾经的文学时尚也可能沉淀为一种文学传统，但是，大多数紧跟时尚步伐、只在乎瞬间快乐的作品，注定会像落叶一样飘散得无影无踪。恰如拉什所言：“科学和普遍的事物是一个关于合乎逻辑的意义的问题，小说、绘画和协奏曲则打开通往属于存在的意义的空间的门径，而新闻纸或信息则既无逻辑也无存在的意义，它通常不归于普遍性之下，它的意义是偶然意外的、瞬息即逝的而且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一到明天就绝对会消失。”[15]因此，真正有雄心的作家还是不能满足于制造明天就会过时的信息泡沫，应该与时潮保持距离，在文学错综复杂的版图上，开辟出新的路向和审美可能性。当然，以经典坐标为参照，并非亦步亦趋，甚至把典范作为束缚自己的桎梏，真正的创造必须向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挑战，清除附着在文学趣味上的积垢与铁锈，打破既有的规则、典范，坚持文学的自主性追求，在自由的审美空间中发掘新的艺术天地。在文学史的历史链条上，在经典意识烛照下的独立创造，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完成记忆的接力。
[1] [捷克]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2] [捷克]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4页。
[3][捷克]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4]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利的转移》，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5]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6] 《朱光潜全集》第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7] [德]齐奥尔格·西梅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8]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9]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82 页。
[10] 徐梅：《六六：把梦想干掉》，《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2期。
[11] 匪我思存：《我在官网、专栏、博客的三重生活》，《中国图书商报》2007 年5 月18 日。
[12] 金莹：《内心有光亮，就能看到希望》，《文学报》2011年12月1日。
[13][法]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21页。
[14]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3 页。
[15] [英]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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