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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还是社会运动？ 结论 第五章英国工会运动 一种独特的工会模式的形成 手艺传统 经济和政治：劳工运动的兴起 宪政骚乱的兴起与衰退 新秩序：在高层级的政治与低层级的工业关系之间 英国工会运动的转型？ 工会战略的重建：更为精简但更为合适？ 结论：寻求一种特性 第六章德国工会运动 工会运动的重建和激进主义的消退 社会市场与一致行动 自下而上的挑战 处于守势中的德国工会 统一与分裂 红—绿联合政府：救生衣还是约束衣 结论：百慕大三角？ 第七章意大利工会运动 统一与分裂 意大利工会运动的转型：“热秋”与历史妥协 应对经济危机：从政治交换到微观法团主义 会员流失与代表性问题 意大利政治大动荡与工会运动面临的挑战 更多的三方关系：这需要三方的妥协…… 结论：成为一个工会；但如何去做呢？ 第八章挑战与变迁 团结与劳工运动的建构 意识形态的终结？超越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工会运动的战略取向 ——典型模式导论 在北欧国家，工会和雇主组织通常被描述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双方（parties）”。在英国的传统中，则称之为产业关系中的“双边（sides）”。而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通常的说法是“社会伙伴（partners）”。这种用词上的差异，简明地概括了本书主要关注点。在不同的国家环境和历史时期，工会分别被看作——在其会员与干部及外部人士看来——主要是围绕通常的雇佣条款和条件而参与集体谈判的经济代理机构（economic agencies）；或者是在敌对的阶级斗争中与雇主对峙的斗争性组织 如果这样来解释“双方”这个词显得过于强烈的话，那么也可以参照产业关系的希腊用语；当“社会伙伴”一词在一些领域中被普遍采用时，“工会及其支持者却拒绝或避免使用这个词，并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对抗者（social antagonists）或社会对手（social adversaries）”（Kravaritou，1994：132—133）。；或者是社会秩序构建中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工会可能会同时表现出这些面貌。 永恒的三角：市场、阶级、社会 20世纪欧洲的工会在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取向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在工会运动中出现这种多元主义现象（Dufour，1992），是因为人们对工会性质的界定是相互矛盾的，对集体组织目标的理解也是相互对立的，此外，对其中的战略和战术模式的看法也是相对立的。每一特定的工会、工会同盟会或全国性运动，都会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性——反映出了全国性组织产生于其中的特定处境（Crouch，1993）——这些特性塑造了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也塑造了它们影响其会员、积极分子及领导者的民主观念，还塑造了它们所追逐的议题以及它们得以培养和应用的权力资源类型。围绕工会性质所形成的不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的冲突，使得几乎每一欧洲国家的劳工运动都出现支离破碎的情形。 为了简化对这种复杂的多样性的分析，我将欧洲工会运动区分出三种理想型，每一种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在第一种理想型中，工会是一种主要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利益组织；在第二种理想型中，工会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提升工人社会地位以及促进社会正义的载体；在第三种理想型中，工会则是劳资斗争中的一所“斗争的学校”（schools of war）（Hyman，1994；1995）。 尽管在一些国家，工会在演进过程中没有与前资本主义的工匠组织发生显著性断裂，但是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工会仍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事实上，trade union这个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这个词并没有按字面意思来翻译）就是指具有共同手艺或技术的工人的结社。从一开始，它们的特征和取向就折射出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环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雇主都会野蛮地压制工人在工作场所中要求自主和抗争的行为，并且通常会伴有国家的镇压。这种敌意反过来也在工会中激起针对雇主的好斗的、对立的、有时是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性情倾向，以及激进的政治态度，在选举权受到限制以及面对着专制政府的处境中，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与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无须诧异，这也就会强化工会对手的敌对立场。 不过，工会还是在镇压中生存下来了；在经过几十年后，也就是几代人之后，生存下来的工会鼓励进行某种自我调整，这种自我调整也反过来支撑着这种生存。在不同的国家（通常也在每个国家内部）之间，工会的特性是不同的；但通常情况是，在19世纪后半叶，较为成功的工会都将其激进主义取向边缘化或仪式化，并开始在“做一天公平工作，得一天公平工资”（按照马克思的批评，该原则的具体意思就是说工资工时是由资产阶级的供求规律来决定的）这一格言的基础上，寻求与雇主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去激进化的例子最明显的发生在英国，韦布夫妇（Webbs，1894：1）即由此提出了他们对工会的经典定义：工会是“工资收入者为维持或改善其雇佣条件而组建的一种持续性的联合会”。而众所周知，列宁在写作其1902年的论战性著作《怎么办》时，就深受韦布夫妇分析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任凭工会自发的发展，那么工会将会只关心怎么去维护其会员的眼前职业利益。对于这种“纯粹且简单的工联主义（pure-and-simple unionism）”——这是一种调适性的且是典型的部门经济主义（sectional economism）——的发展趋势，只能通过革命性政党的特别干预才能予以制止。 一个世纪前的争论是围绕工会性质的三角分化而展开的。第一种模式试图将工会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对抗运动。这是一系列左派的运动目标：包括激进的社会民主派、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这种模式的各种变化形态在强调的重点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且通常还彼此间出现极其尖锐的冲突——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将斗争和社会—政治动员置于优先性地位。在这种模式中，工会运动的使命就是强化阶级利益。 至于第二种模式，部分是由第一种模式的竞争对手演化而来，部分则是从第一种模式中转变过来：即工会运动是社会整合的载体。对这种模式最早的系统阐述见之于19世纪末的社会天主教，它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功能主义和有机论的理念，并与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的阶级对立的理念针锋相对。在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主义取向的工会与反社会主义取向的告解式（confessional）工会之间的分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民主党自己——或明或暗的——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目标转变为演化性的社会变革目标时，其工会运动通常都会采纳后者的许多成份。早在1897年，韦布夫妇（他们是费边社成员）就已经在呼吁，工会应该成为不断推动产业民主的代理机构；而且在整个欧洲，对于那些仍然宣扬社会主义信念，但同时又急于表明自己不同于左派批评者的工会领袖来说，这种方案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许多基督教工会运动者也开始接纳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认为“产业……的目标不应是谋求私人利益，而应是满足社会需求”（Lorwin，1929：587）。尽管社会民主派与基督教民主派在工会运动上存在组织间的对立，但是，二者开始共享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社会福祉与社会凝聚力的逐步增长具有优先性地位，因此工会将自我形象定位为社会利益的代表。 第三种模式是商业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将这种模式与第二种模式进行明确区分——部分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比较隐晦而不明确。美国的工会是其最有力的倡导者，另外，在大多数英语国家也存在着其各种变化形态，这种模式可被看作是一种对经济主义的有意识的追逐。其中心主题就是将集体谈判置于优先性地位。工会主要是一种职业利益的代表组织，在其运作过程中如果从属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目标的话，那么其职能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工会必须避免与政治发生纠缠。普尔曼（Perlman）在其1928年的著作《劳工运动理论》中，对这种商业工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过最为清晰的阐述，在该书中，他对革命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干预全都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干预阻碍了“工会‘心智’（mentality）的成熟”，这种工会“心智”是建立在工人对雇佣机会进行集体控制的需求的基础之上。不过，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工会中也都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这些工会都在努力坚持从最初创建它们的社会主义政党中独立出来；此外，英国工会与工党有时在关系紧张时，也会引发类似观点，分隔的双方通常都会小心谨慎地维持“政治”与“产业关系”之间的严格界限。英国的“自由集体谈判”（free collective bargaining）说法与德国的Tarifautonomie概念，都有同样的涵义，即在政党政治领域和工会行动领域之间，最多也只能是建立起一种保持一定距离的相互关系。 从传统上看，工会运动的各种竞争模式之间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具有了一种能自我维系的动力。每一种模式都有实体性组织作为依托，而这些组织都有继承而来的传统、原则及运作模式，因而每种模式都最终具有了很强的制度惯性。不过，从很多方面来看，工会运动历史上充满冲突的各种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化形态：这个主题就是工会内在性质与宗旨的三维张力。这种永恒的三角可参见工会运动的几何图形。 所有的工会都会面临着三种选择方向。作为雇佣工人的联合会，它们应集中关注对雇佣劳动关系的管理问题：即对雇工的工作及报酬的管理。工会也绝不能忽视了市场。但是，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还应额外地体现出将工人与雇主区分开来的集体利益和集体认同。不管是否赞同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工会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作为阶级的代理机构的角色。此外，工会存在于一种社会结构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它们希望对此社会结构进行变革，但这种社会结构也反过来制约着它们的当前选择。工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与其他制度和利益群体（甚至包括了一些工会认为无法改变与其敌对的利益群体）共存。工会是社会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永恒三角中，每一个角都关联着一种独特的工会运动模式。商业性工会关注的是市场，整合性工会关注的是社会，激进—对立性工会关注的是阶级。不过，某一工会如果仅仅是站在一个角上，那是不稳定的。纯粹的商业工联主义如果存在，那么也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工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中，也不可能完全忽视与市场相关联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特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变得不利于它们，雇主不再同意通过有序的集体谈判来彼此互惠时，或者这种稳固的职业群体发现它们传统地位受到侵蚀时，更是不能忽视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于作为社会整合载体的工会来说，它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工会是一种自治的机构，不过对这一基本原理的维系，是以工会的性质及其行动能够反映出它们的会员，也即处于从属地位的雇佣工人，是有着自身特定的经济利益并且可能会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的利益存在冲突为前提的。而对于支持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工会来说，它们也必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至少在现有社会秩序内进行默认性的适应；同时也必须反映出它们能够充分地代表其会员通常所期待的那种眼前经济利益。 因此在现实中，工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一般都分布在这个三角形之中。三种模式通常都有自己的一些立足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存在的工会经常是倾向于将这三种理想型中的两种进行矛盾性的混合。换言之，它们都是定位于这个三角形的某一条边上：或者是阶级和市场这条边，或者是市场和社会这条边，或者是社会和阶级这条边。这些取向同时反映了工会的物质环境和意识形态传统。当工会运动面临变革和挑战时，其取向就会进行重新定位：在这个工会运动的几何图形中，其第三条边（即社会和阶级这条）迄今为止很受忽视，但这一边很可能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工会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特点所进行的主要解释。 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我将对这种演变动态进行阐释，首先我将考察较大范围内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分析市场、阶级和社会是如何影响工会的性质及其实践的；然后针对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近些年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典型化的解释。在每一个国家中——也在更为一般的国际经验中——都出现了此三角关系的不稳定问题，这已经成为工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当然或许也为工会带来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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