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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我看见——中国抗战的**希望》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关于中国抗战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通过梳理中国抗战时期的外国记者、黄埔军校早期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爱国军官、徐名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何思敬等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抗战经历以及著作、信函、回忆录等,再现了这些人眼中的抗日战争,使读者“看见”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抗战史;同时作者也从王明的左倾路线、共产国际的过分干涉、《时代》周刊的舆论误导以及美国对华外交的功利性等方面,戳穿了“欧洲中心论者”、“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歪曲言论,证实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胜利,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中国抗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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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我看见: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通过梳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战可歌可泣的史实,以及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等外国记者和国民党阵营内部的爱国军官的视角,“看见”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抗战史,证实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胜利,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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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曾获第七、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现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代表作有《大国旋律》、《人间正道——“发展才是硬道理”纵横谈》、《浦东十年》、《上海: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圣地》、《兴国之魂——现代化: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蝶变》、《申江红浪——上海第二条战线斗争风云录》、《风雨历程——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创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赶考路上》、《下一站——中国和平发展全景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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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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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 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 于洪君
代序二 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 吕彤邻
代序三 海伦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 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
1 战争开始了
2 查理·陈
3 黄埔一期
4 社会主义者
5 前进的旗帜下
6 他是救世主,还是卖国贼
7 最后的吼声
8 红星照耀中国
9 工合,工合
10 暴风雨里产生
11 海中之鱼
12 别了,卢斯
13 迪克西使团
14 用自己的脚行走
尾声 被失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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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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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战争开始了
1932年1月28日,漆黑的午夜。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日本人的步枪和机关枪声,我从上海北站匆匆赶到出事地点。但见一个人影停了下来,又倒了下去。稍远处,一个中国士兵跪下来,爬进一所房子的门口就开枪还击。街上空空荡荡,铁闸像蛤蜊似的紧闭着,最后的一点灯光也消失了。(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
斯诺“初到上海时,还很年轻,充满了好奇心,对世界上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那时美国记者纷至沓来,在沪外国记者中人数最多。他们大抵可分两类,一类职业记者,一类自由记者。前者,大多有专业教育背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习称“密苏里帮”(Missourimafia),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约翰鲍威尔、莫瑞斯武道、埃德加斯诺等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佼佼者。后者,情况相对复杂,来华多因“偶然”。无论史蒂尔、窦尊安,还是杰克贝尔登、格拉姆贝克,几乎都是迫于大萧条的压力,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撞大运来了。在《Stephen R. MacKinnon》中,窦尊安说他“来到中国时就像许多冒险家和早年的嬉皮士一样,在一艘美国邮船上当清洁工,在海上漂泊两个月,越过巴拿马运河直到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到达日本,再到上海,在那里的《大美晚报》找到工作”。同样在《大美晚报》里打上头一份工的贝尔登说他“刚刚大学毕业,到处找不到工作,所以奔向大海,辗转到了上海,靠赌博赚了些钱,同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穿行,边学中文边采访写稿”。至于史蒂尔,发迹后回眸,那就更是昨夜又东风,一把辛酸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小型周刊。那时我只关注加州的柑橘而对中国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经济大萧条使我破产,我开始寻求出路。报纸上的一则《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闻标题吸引了我。我拿着报纸到经理那里取了点现金,然后乘上“Raiyo Maru”号船前往上海。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前途也不明朗。我只是希望尽快到达那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到了上海时,正是日本人攻击这座城市的前夜……
史沫特莱两面不靠,是个特例,威洛比指其为“美国籍的俄谍”——
美国人史沫特莱小姐是苏俄在中国间谍网中的主要分子,她在该组织中工作了二十多年,是一个最早凶犯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始作俑者,中共并不是真正共产党,而是和苏俄毫无关联的农民革命者。这个家伙对于影响美国对华舆论尽了最大努力。由1930年底及至离华的时候止,她是佐尔格最亲近的工作人员。过去她可能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分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和佐尔格一样转入了红军情报局,或者她是否在佐尔格手下工作的时候,仍然负有共产国际的任务。(威洛比:《上海大阴谋》)
《上海大阴谋》是《威洛比报告》的翻版。作为麦克阿瑟麾下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Gen. 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将“热衷于讨论佐尔格案件”、执意“把它从坟墓里掘出来使僵尸复活”的实质是要“让人们怀疑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卖国间谍,以造成恐惧心理”,又利用这种心理“煽动反共情绪”。(石原绫子:《回忆史沫特莱》)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病逝伦敦,遗言是:“我的心,我的精神,除中国以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因此,我希望将我的骨灰同为中国革命而倒下去的人们埋葬在一起。”时隔一年,北京为史沫特莱举行追悼会。丁玲在史沫特莱的骨灰落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前说:“史沫特莱没有达到她回中国来的向往,没有享到她重新踏上中国土地、重见中国革命领袖的幸福。但现在,她的骨灰已经运来北京即将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不朽的土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悼念这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她还说:“麦克阿瑟以盟军总部名义,控告史沫特莱是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罗织罪名,诬蔑她与日本两个极为人民所追念的革命烈士是间谍。美国所有的报纸,都用大号字把这消息登在第一版上。这到底为的什么呢?原来在抗战时期,曾有不少美国记者到过中国,有的到过延安或八路军抗日前方。这些记者亲眼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他们以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认为援蒋灭共的政策于美国并无利益。他们说的话,对于麦克阿瑟和美国反动派的阴谋不利,因此,麦克阿瑟与美国统治者们,要给这群人一个威吓,警告他们,于是就选择了一个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绝对不受利诱、不会妥协的史沫特莱开刀了。”(丁玲:《战士史沫特莱生平》)
三个月后,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召开听证会,以重审佐尔格一案为名,确认“哪些美国公民权的拥有者参与其大阴谋的性质及程度,他们在现存美国的共产主义阴谋中又发挥着怎样作用”,从而有效反击“共产国际的红色威胁”。威洛比当场作证说那一时期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温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活动家聚集在这个圣地接受训练,进行试验,接受磨练”。作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国际间谍”,佐尔格“既是活动家又是该领域的专家”。正是由于他的“阴谋活动”,使得当年“上海存在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类似共产主义者前线的多个团体”。而史沫特莱“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在政治、地理上的扩张”。她帮佐尔格“组建”间谍“小组”,在中国人中“选拔”那些“愿意为了极端信仰而协助外国人活动甚至为之献身的人”。所以,她的骨灰“被交给了那个现正在朝鲜战场上指挥着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朱德,并经由共产党高层云集的仪式,供奉于亚洲共产主义中心——北平的特别陵园”。她只能是一个“国际阴谋的魔女”。
问题是,史沫特莱跟佐尔格的关系再“亲近”,“亲近”到“住在一起”(陈翰笙:《地下工作25年》),共产国际依然“觉得”她的行为“相当可疑”,拒绝给她“以共产党人名义或以共产党人的所谓可靠人士的身份露面的机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究其一生,最接近于“间谍”嫌疑的莫过于1918年3月19日的锒铛入狱。然而,当时纽约警方之所以以“为德国谍报机关服务”的罪名逮捕她则是因为以思想入罪的《卡伦法》迟至1950年方始出台,所以,1917年4月6日,美对德宣战那天,她冒雨上街,去联合广场参加群众集会,振臂高呼反战口号,并遭警棍当头重击,换来的只能是六个月的监禁和一万美元的保释金。
六个月的狱中生活,使我得到一个读书写作的机会。朋友们给我送进文具纸张和书籍。我生平头一回不用为生活吃穿发愁,而可以专心致志埋头读书。我最初的一些短篇小说《牢友》就是在狱中的习作。(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自学成才,没有大学文凭。
她“一边读书,一边谋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掌握语言工具”。
她“费了两年功夫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随后“离开德国,踏上征途,独当一面,肩负起新闻事业的重担”——
新闻天地可以解脱我的苦境,但东方世界地处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又使我感到孤独,苟余心其正直兮虽辟远其何伤!我带着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的矛盾心情,向车站送行的朋友们挥泪告别,列车隆隆开出柏林,取道苏联,奔向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撇开别的不论,至少在“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这一点上,一个史沫特莱,一个海伦福斯特,何其相似乃尔!
海伦福斯特的来华跟“华尔街的破产”多少也有关联。窦尊安说:“当时的上海很繁荣,美国却有很多人为面包而排着长队。”海伦福斯特说:“当我们进入世界第五位繁华的港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到五块中国元,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全中国7000名上下的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她还说:“美国的经济萧条正在恶化,西雅图的美国邮路轮船公司因为没有旅游客人濒临破产。为了这个缘故,设在西雅图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聘我作通讯员——只限于写目的在于使已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
一个被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严格限定、只“写目的在于使已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的邻家女孩,最终卷入她的“第一个战争”,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战地女记者”,这全是因为她在她到上海的当天下午就跟“刚从印度回来”、张口就谈甘地和尼赫鲁的埃德加斯诺不期而遇、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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