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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卢卡奇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与《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一起构成卢卡奇晚年思想的整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阐明和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化。中译本是根据诺曼·莱文的英文译本译出的。莱文教授为《民主化的进程》英文译本撰写了一篇题为“论对《国家与革命》的超越”的长篇导言，详细介绍和阐述了卢卡奇的思想及其所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对复兴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做出的努力。
本书始终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立场，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指出了变革时代国家的建设要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上，卢卡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有限性和虚伪性，反思和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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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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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Georg Lukács），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批评家，20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曾经在柏林大学和布达佩斯大学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于190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部长一职。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重要奠基者，重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阐释传统，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并在马克思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上做出重要贡献。他同时也是一位列宁主义哲学专家，将列宁的革命实践提炼为一套正式的先锋党革命哲学。主要著作有《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黑格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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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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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译者序应当借鉴卢卡奇晚年关于社会主义
民主的探索张翼星1
一、如何看待民主的历史类型3
二、社会主义的“危机”是怎样发生的4
三、怎样分析斯大林的错误5
四、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根据和特征是什么9
五、马克思主义革新的主要途径在哪里13
导言论对《国家与革命》的超越诺曼·莱文1
生产主义的范式和平均主义的范式8
作为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回应13
作为对国家发展史的编撰14
对政治理论的去政治化17
对布尔什维克编史工作、经济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超越27
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原则34
关于译文的按语
有关方法论的初步探讨
第一部分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失误替代选项的资产阶级民主
第一章民主及其多种经济形式
第二章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第三章当今资产阶级民主
第二部分纯粹的替代选项：斯大林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章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理论与历史假设
第五章斯大林对其对手的胜利
第六章斯大林的方法
第七章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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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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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译者序应当借鉴卢卡奇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
张翼星
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是匈牙利现代卓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20世纪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中，他起到和产生过巨大作用和影响，也经受过严重曲折和磨难，但他始终密切关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他一生的理论活动，不仅具有跨越多种学科的特点，而且是沿着愈来愈成熟的方向发展的。如果说，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他早期的成名作，带有过渡性和两重性的特点，曾在国际上引起诸多争议，那么，他晚年形成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审美特性》和《民主化的进程》三本著作，则标志着他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和臻于成熟。他晚年理论探索的主旨，也是他晚年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和倡导的重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依据对社会主义实践和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他认为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他晚年的三本著作，看来形成了一个整体，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最后集中探索的理论成果。《社会存在本体论》与《审美特性》，是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基本理论，推动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民主化的进程》则是着重阐明和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卢卡奇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是马克思主义革新的政治前提，而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又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论保证。卢卡奇晚年的三本著作，既是他一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逻辑结论，又是他对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连续发生的重大历史现象，也是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普遍的历史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和卢卡奇所在的匈牙利，都曾先后进行改革的试验，走上改革的道路。60年代，这种改革扩展到东欧的一系列国家，苏联也曾步入缓慢而起伏的改革进程。到卢卡奇晚年写作三本著作时，改革已经经历了一段并不平坦的道路。改革的突出任务，是要打破在苏联形成而推广到一系列国家的那种高度集中、过分强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且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和民族特点，探索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已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潮流。卢卡奇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就已站在这种潮流的前列，积极支持改革，而且他认为，改革的深入发展，必须以革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济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拱顶石，但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是不能分割的。因此，不仅经济体制需要改革，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也需要相应的改革；不仅经济学需要革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需要革新。卢卡奇正是依据这种改革的要求和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创新相结合，对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集中反映在《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民主化的进程中文版译者序应当借鉴卢卡奇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民主化的进程》写于1968年3月至11月。卢卡奇在1968年9月2日致弗兰克·本塞勒博士的信中说：“我的脑际时常有一种想法，写一篇长文论述现代民主化（包括两种制度）的社会本体论。”这篇长文是在11月末完成的，原来的标题是：“民主化的今天和明天”。作者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考察民主的现在和未来，估量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中实现的可能性。他要求尽力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实现民主化的机会。对民主问题的关注，贯穿在卢卡奇一生的理论著述活动中，这与他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密切联系的。1922年，他曾发表《再论幻觉政治》一文，激烈地谴责党内官僚化和权力主义的滋长。1939—1940年，他在《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人民领袖还是官僚？》的文章，这是斯大林时期在苏联发表的最尖锐而透彻地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苏共二十大之后，凭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实践，结合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更加明朗化了，这使得他到晚年能够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民主化的进程》的全部手稿直到1985年才在德国正式出版。1991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由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翻译。本书中译本就是根据莱文的英译本译出的）他一直认为，民主化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的深远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卢卡奇着重论述的问题是：一、如何看待民主的历史类型卢卡奇的民主观基本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民主的类型及其兴衰奠基于经济结构之内。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虽然涉及民主及其形式的多样性，但不能认识民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马克思才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的第一人。卢卡奇指出了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民主类型：一种是古希腊时期城邦民主制，这种城邦的成员是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与部分土地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城邦民主制随着其经济基础的分解而消亡。另一种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以法国革命为典型，受到希腊城邦民主制理想的影响。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自由、平等的基本模式，仍然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卢卡奇指出，商品“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与自由的现实基础”。这种民主制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它包含着一切固有的矛盾，但仍然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与城邦制民主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是以私有制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和商品贸易的世界，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筑。宪法承认物质资料生产的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是利己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同时，卢卡奇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是虚伪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占有的范畴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形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利己主义目的进行阶级利益调整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决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他指出，选择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出路的任何企图，只是徒劳无益的幻想，只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解体。可见，卢卡奇是不主张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的。二、社会主义的“危机”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大致相同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何在？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人深思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所谓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斯大林时期出现的各种制度、倾向、理论、策略的总和造成的。苏共二十大对这种危机作过表述，并且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而开始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危机的原因又主要描述为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人很快就对此提出异议，比如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陶里亚蒂，便反对把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特征看作社会主义深刻危机的最终原因，要求对斯大林时期的问题作出社会历史的分析。那么，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卢卡奇认为，这首先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非经典”的性质相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首先在一系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这原是一种“经典”性的设想，但历史却走着奇特的路。十月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发生的，后来又在亚洲和东欧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便表现为“非经典”性。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指责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早产”或“错误”。卢卡奇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当时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两个问题（战争问题与农民问题）的迫切愿望是一致的。只有尽快结束世界战争，才能使群众摆脱苦难的深渊；只有彻底避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才能使农民获得解放。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虽然并不直接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并没有克服“非经典”性的经济问题，但却意味着广阔意义的革命形势，实际上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卢卡奇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和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非经典”性，突出地产生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民主问题。在革命取得胜利和结束战争之后，就应当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发展民主。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决定论与目的论的辩证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觉能动性是相互促进的。这个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或者说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还不可能提供理论的解决。随后，包括列宁在内，也没有谁从理论上给予系统的阐述。但是，列宁的目光，是同时注视着这两个方面的。因此，在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列宁便把经济建设看作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列宁怀着疑惑和焦虑的心情思考着如何解决官僚政治的问题。卢卡奇认为，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最后通过口述形成的著述，是已知的最有悲观色彩的历史文献。其中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关切，关于民主建设的构想已见端倪。然而，列宁的后继者们却中断了列宁的思路，再也没有人在这方面奉献自己的才华与精力，而只在一国能否保持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回答中，贯穿着权力斗争，并且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潭，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方面。似乎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就提供了对复杂问题的一切本质的回答，似乎肯定了一国完全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就代替了对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性问题的回答。这样，逐渐使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得以形成，这正是社会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直到苏共二十大时，仍未得到解决。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虽然频繁而激烈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经济主义者，只考虑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政治与民主的前提，却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他仍然把自己局限在斯大林主义的范围之内。卢卡奇的这种分析，显然总结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并试图恢复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这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三、怎样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卢卡奇有一个认识过程。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别，卢卡奇对待斯大林思想的态度，前后确实有所不同。总的看来，在侨居苏联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卢卡奇在政治上对斯大林的路线、政策表示了基本支持的态度。特别是在与法西斯力量决战的时刻，他更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认为必须无条件地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党团结一致，把这种团结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比理论、政治、思想上的某些分歧和争议更为重要。实际上，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卢卡奇坚决支持了斯大林的路线的主张，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正如他在1957年所说：“斯大林曾反对托洛茨基，胜利地捍卫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在社会主义发生内部危机时拯救了社会主义，这一切功劳是很大的。”《卢卡奇自传》，23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又明确地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他指出，斯大林为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因十月革命的“非经典”性而形成的弱点。苏联曾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和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没有在基本原则上向资本主义妥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只是在苏联发现自己的敌人，这个敌人会以最大的牺牲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达到完全消灭对手的目的。斯大林虽然在个别事件上有不少策略性的错误，但他使苏联成功地发挥了它作为世界和平维护者的作用，在短期内能够生产它自己的原子弹，形成核对峙，对于有效地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遏制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是有重要意义的。卢卡奇曾经明确地指出：“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则纯粹是一种偏见。”同上书，130页。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卢卡奇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思想是有着原则分歧的。比如，在革命纲领和政权组织形式上，早在1929年他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布鲁姆提纲》中，就没有按照斯大林的主张去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依据列宁的思想，结合匈牙利的革命实际，主张实现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目标；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策略上，由于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崛起，斯大林把西方的某些社会主义的主张和资产阶级民主都谴责为只是可供右的极权主义选择的形式，卢卡奇则要求探寻一条不同的途径，把民主看作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防御。斯大林曾把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拒绝与之联合，卢卡奇则要求联合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各种民主力量，建立“人民阵线”，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侵略；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上，斯大林建立高度集权的体制，卢卡奇则在20世纪30年代就反对过分集中和极权主义，而主张广泛联合各个民主阶层，把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在文艺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卢卡奇积极倡导文艺创作中的自主性，反对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反对单纯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艺术和美学成就的标准，同时，他主张贯彻能动的反映论和现实主义，反对单纯模拟生活的自然主义观点；在对待哲学史遗产的态度上，当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黑格尔思想简单地判定为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时，卢卡奇则坚持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发掘黑格尔思想的合理方面，他于1938年写成《青年黑格尔》一书，着重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与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关系。由于与斯大林的观点大相径庭，这部书稿直到1948年才在苏黎世出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卢卡奇更加深入地思考了斯大林问题，公开地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是，他没有为国际上那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所左右，而是在肯定斯大林的某些功绩和贡献的同时，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和批判。当不少人囿于个人恩怨，把斯大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归咎于个人品质，甚至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时，卢卡奇却冷静地把斯大林问题看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着眼于揭示斯大林错误的实质和方法论根源，以便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对斯大林方法论的错误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几点：首先，斯大林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实行“策略至上”的原则，把策略上的需要置于首位。卢卡奇认为，这种错误实质上是采纳资产阶级的所谓的“现实政治”的观点。因此，这不仅是俄国或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而且是20世纪社会主义内部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斯大林把经济学曲解为一门专门的实证主义科学，要求把社会主义建设单独集中在工业的发展上，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忽视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同时，在经济学方面，斯大林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也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他混淆了价值规律本身及其呈现在商品交换中的现象，把价值确定为商品交换，而马克思则是把价值的实体确定为劳动时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也继续存在，如果剥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那么，剥削就仍然是可能的；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了商品交换，也就消灭了剩余劳动，因而剥削就不可能存在。在卢卡奇看来，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舆论根据。策略至上的另一个例证，是在国内政治方面，斯大林制造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日益尖锐化的理论，他不是从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从对布哈林等人采取特殊情况策略的需要出发，在采取了这种策略之后，再炮制某种论点去论证。其次，斯大林把马克思与列宁的方法论原则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卢卡奇指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辩证法的定义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本已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提供的，都不过是某种简单化的几个“特点”。这种东西在30年代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哲学的替代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上，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果，而斯大林则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把它限制为无产阶级的经验。在卢卡奇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它的文化遗产和思想先辈，那么它就会与广阔的人道主义相分离，并且失去它的较高的目的。斯大林企图排除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通过日丹诺夫把黑格尔说成是对法国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为脱离西方哲学遗产的某种孤立出现的思想，似乎在资产阶级和以前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先驱者，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卢卡奇认为，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成就，在于发动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但它的弱点也在于这种批评仅仅是部分的，只集中于表面问题上，并未切入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核心，对个人迷信的批评不是不正确，而是不全面、不深入。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不能归结为个人极权主义或对法律原则的毁坏，斯大林主义制度仍然根源于经济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后果，核心问题涉及“原始积累”。就是说，在快速工业化的态势下，经历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方面，斯大林主义制度有其成功之处，但当生产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所生产东西的质量和提供服务的优质性的问题就出现了。斯大林企图用过时了的政治方法来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只顾集中发展重工业，对人民消费的需要漠不关心。集中的官僚主义计划机构越是僵化，就越是难以在量和质方面适应消费者的普遍需要，政治统治的局面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可见卢卡奇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批判，是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这与单纯的政治性谴责，或单纯归咎于个人品质、个人崇拜的批判相比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批判，是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分析，因而较深入地触及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有利于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防止和避免类似的历史现象重演。四、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根据和特征是什么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运用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概念，如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等，试图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化体制作出哲学论证。在这里，卢卡奇对政治和民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上，而是着眼于市民社会和人的类存在。在他看来，政治的概念，广义地说，是对社会争议的裁决，是社会作出协议的要求。因此，政治是社会永远呈现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阶层、集团的社会，个人、阶层和集团之间的争议总是需要裁决的，而裁决就要达成某种协议。民主就是要保证这种裁决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这种协议能成为大多数人控制的途径和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后，或者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外，民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显得十分迫切。这就是卢卡奇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化的主要原因。卢卡奇认为，民主的深化并不寓于社会的平均分配之中，而是寓于社会的个人、阶层和集团的合理协议之中，卢卡奇像马克思那样，相信市场社会的政治化，因为市民社会是人类日常生活直接而顺当的表达，政治是一切市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职能。在卢卡奇看来，巴黎公社或苏维埃一类的制度，就是这种市民社会政治化的合适制度。这种制度呈现出来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上下的直接沟通和实践中互相适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民主或议会结构的形式主义。但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组织形式，都是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由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地自发兴起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不可能再恢复这种组织形式了，必须开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途径。1.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根据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已去世，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留下清晰的大纲，完整的民主的意识也不可能在居民中自发地形成。在卢卡奇看来，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社会结构与自觉的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民主，既是客观的政治体制，又是人的自觉活动的工具。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强调人的能动性的人类学思想，用来阐述民主的概念。他不再从劳动的数量上着眼，不再思索民主与商品价值学说之间的联系，而着重思索人的能动性的需要，要求从质量上开辟一条充分发动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促进人的才能或潜能的增强和发挥。由此，卢卡奇批评了拉萨尔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拉萨尔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对劳动的不折不扣的补偿”。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说成消灭剩余劳动，完全忘记了剩余劳动对社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观点都把社会主义归于单纯的经济。卢卡奇则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定义，他不把商品的丰富而把民主的实现置于首位，从而把社会主义确定为保证实现比较充分的民主的唯一途径。卢卡奇运用类存在的概念，从实质上对比了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劳动的人化，意味着通过工具的创造，人能够适应于现存的或新引进的劳动方式。劳动条件的改善，是增加生产的手段，目的是要增长剩余劳动的剥削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人化则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人的劳动方式必须符合人的类存在，而人的类存在的能动性便成为创造劳动条件的指导原则。他指出：“这种类存在的自我活动有可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而起作用，可能成为自由王国的准备，尽管走向自由王国的旅程很长，并且充满着矛盾和暂时的障碍。”卢卡奇把社会历史看作两条线索发展的结果：人的劳动或工作，这是主观的方面；自然或社会经济环境，这是客观的方面。历史是人类实践和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卢卡奇认为，按照人类目的论的设想，社会主义不同于所有以前的社会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受必然的经济规律的支配，缺乏自觉的合目的的方向，人、主观的东西被迫适应于经济的客观的东西。马克思承认经济（属于必然王国）是共产主义（属于自由王国）必不可少的基础，他反对乌托邦的任何形式；同时，马克思又指出，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另一个世界”。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结构的经济决定论时，从未忘记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在自由王国阶段，相信人类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劳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不是让经济控制人的类，而是让生产过程向着有价值的方面调节，并且尊重人性的本质。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让经济控制人的类，而马克思则是要把这一过程转换过来，允许人性指导经济，要求把人性的需要置于经济关系之上。当然，高度发展的经济仍然是一种前提（或基础）。所以，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就是要充分发挥人作为类存在的自觉能动性，发挥劳动者在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参与作用。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所作的界说是：“社会主义民主——把人看作一种能动的创造物，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性质，由于他在日常实践中必定是能动的，这种实践把人类的劳动对象化，把客观的产品变成由人自己自觉地创造并履行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对象。社会主义民主是允许客观性的政治体制，它并不违背客观性的固有规律，而成为自觉能动的人在有目的的设计中的一种工具。”因此，他反对把历史的发展看作自发地来源于经济或技术的各种因素。在他看来，客观主义不过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听任命运或长官意志的摆布。在卢卡奇看来，从机械唯物主义转向唯意志主义，这正是斯大林主义哲学思想的特点。2.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卢卡奇抨击了对民主的庸俗观念，即认为民主存在于永恒的形式中。他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会不断改变它的形式。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是一个延续很长的事业，因为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和谐、政治与经济的融合，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他特别说明，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他不大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词，而较多地使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这一术语，就是由于他不把民主看作一种固定的、静止的东西。民主化要求不断扩展公民对生产管理和政府工作的参与，不断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的领域。同时，他把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设想为希腊城邦制理想和西欧人道主义传统的某种新的结合与继续。3.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卢卡奇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背景下，现实的人是按照唯我主义和实利主义的目标发挥作用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发生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要使他的社群性得到物质的具体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就是要结束日常生活的人与作为政治的行动者的分离。社会主义民主要求把邻居、伙伴由作为自身行为的障碍转变为必不可少的共事者和互助者。列宁对群众的自发性并无敌意，并把它看作“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社会主义民主要求把对社会、国家重大问题的关注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人民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这样，就使社会主义事业开拓了一种新的历史眼界、新的人类开端的可能性，使人们相信，革命使得关于人的类存在的合作性质的千年梦想更趋向于实现了。列宁晚期著述的中心，就是在民主与官僚政治之间进行比较与选择，可以说是他在人生最后阶段所认真思考的“怎么办”。但是，列宁晚年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所作的构想和准备，实际上在他的后继者那里都消失了。另外，卢卡奇又觉察到，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活跃的、自由的公共意见是存在的，但往往是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即不以公开的、正式的形态表述。他把这种隐蔽的公共意见看作现存社会主义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契机，认为把这种社会力量动员到系统的公共实践中，就是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第一步。在卢卡奇看来，为了恢复和振兴社会主义的经济，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的危害，就必须完全突破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使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们自身的效力。为此，仅仅解除自由发表个人意见的心理—社会障碍是不够的。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各种自动的、经常的、非正式的联合，要消除官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卢卡奇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化必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没有日常生活中外部世界的重建，就不能实现人的内在转变。不论物质生产是否发展到一个高的水平，只有日常生活不仅成为政治决策的活动范围，而且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可以企及的理想目标。五、马克思主义革新的主要途径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革新是互相蕴含的。卢卡奇最后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革新问题，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共产主义的生存。对于重建和革新的途径，他主要提到两个方面：1.回到马克思的方法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针对教条主义的倾向，卢卡奇就开宗明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在于对某些圣书的注解，而在于它的方法，即辩证法。如今，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也首先表现在方法上。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战略与策略的统一中，战略应当统率策略，而斯大林则搞策略至上；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社会历史领域的重大事件，是客观必然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统一，而斯大林则片面夸大必然性，忽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这里，卢卡奇还特别提到，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历史的过程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而斯大林则完全否认体制、政策变革中的非连续性。卢卡奇指出，列宁“从来不把基本变化和新的方针说成只是以前的倾向的继续和改进。例如，当列宁宣布新经济政策时，他一刻也没有说这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发展’或‘完成’。他非常坦率地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理解的一个错误，新经济政策是改正那个错误和完全改变方针”《卢卡奇自传》，292~29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斯大林主义却总是力图把政策上的重大变化说成是以前路线的逻辑结果和改进，把全部社会主义历史描述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正确的发展，而决不承认非连续性。因此，卢卡奇认为，要真正复兴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对长期流行的某些思想、观念进行认真的清理，回到马克思，恢复马克思本来意义的辩证方法。卢卡奇还指出，回到列宁的方法与回到马克思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列宁的方法就是马克思的方法的确切的继续。可是，自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来，既没有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特征作过科学的调查、分析，也没有人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作过科学的调查、分析。因此，我们对当今时代的认识是不够的。只有对当代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的危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复兴的原则。2.勇于自我批评和自我校正卢卡奇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重新建设，因为帝国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比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减轻了些。他着眼于内在的力量，认为关键在于恢复和激发内在的活力。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各种曲解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建，这就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改正和自我更新，不断地进行自我清理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否定虽然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却是革新的必由之路。卢卡奇一生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勇于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因此他的理论探索虽然有过重大的失误和曲折，却没有发生衰退和萎缩，而始终保持内在的活力，保持向上、向前的发展。卢卡奇晚年关于民主化问题的思考，虽然有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局限性，但他郑重探索的成果，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仍然值得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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