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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毛泽东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了。本书的十一位作者素以对毛泽东生平进行的深刻灵动的分析而闻名。
本杰明史华慈和斯图尔特施拉姆将毛泽东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创性思想者和开拓者。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纪亚玛评价了毛泽东的实践成就。恩瑞卡匹斯切尔探究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毛泽东主义的中心议题之一。肯尼思沃克、克里斯托弗豪、魏斐德和约翰基廷斯讨论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和国际领域的探索。王赓武和爱德华弗里德曼分别从毛泽东的中国人特质和他作为改革者的特点来行文。
对于每个想要评价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所创下的纪录的人而言，对于那些急欲了解毛泽东这位带领中国步入新时代并在西方怀疑的视线下积极发展的伟人的大众读者而言，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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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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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迪克威尔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前主编，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威尔逊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深厚造诣，其主要著述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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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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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政治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的探索
毛泽东的权力概念和领导概念
毛泽东的治国方略
毛泽东执政的程度
作为战士的毛泽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
毛泽东的军事学说
作为导师的毛泽东
经济学家毛泽东
导言
毛泽东早期的经济工作和思想
1949年毛泽东为接管经济所做的准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次“跃进”：1955—1957年
1958年“大跃进”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即刻回应
被批判的毛泽东：1959—1962年
1962年之后的毛泽东经济思想
结论
未解决的问题
爱国者毛泽东
政治家毛泽东
结论
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
作为改革者的毛泽东
结论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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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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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
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
随着毛泽东的溘然长逝，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将逐渐放弃从毛泽东本身来寻找所有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当今世界已然意识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愈加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在脱离了“毛泽东的思想”之后，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生存模式。我们甚至可能会观察到某种与目前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中国也许会试图消除毛泽东在毛时代的影响，而将所有的历史进程归结于“客观力量”和“发展过程”。然而，即使我们暂不去考虑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会持续多久，仍然得承认，没有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历史，是无法想象的。例如，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并对此深信不疑：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提前预见了“文化大革命”，或是创设了所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也不意味着毛泽东早就预见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这种观点仅仅是为了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整个历史中，毛泽东的诸多行为和思维模式对于各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至关重要。
下面我应邀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做一些探讨。诚然，在毛泽东整个风云变幻的事业生涯中，某些核心思想构成了他精神世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些主题，我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讲，我所说的这些最为重要的思想却并不都是“哲学”意味的。在毛泽东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最具哲学色彩的著作，如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除此之外，毛泽东所撰写的哲学著作以及他对哲学所做的某些沉思也十分重要，它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特征。当然，这些著作和沉思是否能够成为这里所说的“核心问题”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一个政治人物进行哲学写作，他真正的哲学也许应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寻求。”这显然不无道理。政治著作中的确可能会蕴涵着某些哲学寓意。目前，众所周知的是，我们不但将毛泽东看做一个哲学家，还会将他视为一名成绩斐然的诗人。因此，如果确实存在毛泽东思想世界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与其在他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中上下求索，还不如去留意他的某些诗歌意象，这可能会更为容易一些。
既然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解读“哲学”这个概念，毛泽东的思想又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难道这种意义仅仅在于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最机敏的政治领袖之一吗？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还会去关注他的思想吗？显然我们是不会的。就毛泽东的思想本身而言，我们很难对他的成功进行透彻的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到毛泽东本人那鲜明的个性特征，也要考虑到他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特质，更要考虑到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政治直觉，他将精明、坚忍、勇敢和无情这些品质巧妙地融合于一身。我认为，将“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而与他的政治生活割裂开来，这种做法极不明智。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他的思想世界逐渐显现。我们只有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较好地理解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会超越历史情境。我们不能像处理数学问题一样，从一组抽象的公理中推演出毛泽东对不同思想的奉行程度。因此，人们也许会发现，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这显然会直接得出“不断革命”的结论。并且，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静态乌托邦思想的一贯拒斥。事实上，“不断革命”这一思想在1958年“大跃进”时才逐渐形成，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观点则是在百花齐放运动中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毛泽东是一名政治领袖，我们不能脱离这一事实来考察他思想的重要性。同时，恰恰因为毛泽东是一位革命领袖，他的思想才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对民众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毛泽东的思想是否能够按照他所预期的情况发展，是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将会持续多久，这些问题都要交给历史来决定了。当然，我们也许还要考虑到，毛泽东问题本身就具有某种内在旨趣。
不过，目前学界对过分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内容的研究进行了反思。白鲁恂（Lucian W. Pye）教授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从心理学、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了毛泽东的生平。他认为，那些潜心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来源和主要内容的学者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研究仅仅注重了结果却忽视了原因，也就是说，他们详细地论证了毛泽东的心理过程的最终结果，却没有揭示出发生的根源。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的人格因素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为此，白鲁恂教授对毛泽东的人格特质做了大量鲜活有趣的考察。但仅仅对毛泽东的人格因素进行描述并不是白鲁恂教授的研究目的。毕竟人格与思想一样，都是心理过程的最终结果。白鲁恂在这本书中试图通过这样的心理—历史研究，进而找到解释毛泽东的人格和思想的有效途径。白鲁恂承认非心理因素的存在，但最终他的研究却表明，按照这种心理—历史的逻辑来理解毛泽东，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就如同关于弗洛伊德起源的诸多解释一样，白鲁恂的毛泽东心理研究也要回溯到儿童早期的基本家庭关系上。然而与众不同的是，白鲁恂放弃了现有的仇父心理解释，并对此提出了某些有效的驳斥。他认为，毛泽东对他母亲文七妹有着矛盾的态度。最初，文七妹给予毛泽东的是她全部的哺育之爱；然而，随着毛泽东兄弟姐妹的相继出生，毛泽东又不得不与他们分享文七妹的母爱。对于白鲁恂教授所做的这种解释，许多学者并不满意。
然而，上述这种特殊的心理学解释是否恰切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要更为深刻和复杂。思想世界同心理机制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于将思想看成对“外在事物”的反应和对“内在事物”的表达。我们一直相信，思想总是有其原因或动机的。那么，我们能否用心理还原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内容呢？针对这一问题，欧洲的现象学哲学家们已然开始探索，他们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心理因素对我们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问题是，心理因素究竟如何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又达到了哪种程度呢？这些问题悬而未决。此外，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尚未掌握能够给出充足依据的心理学解释。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从童年起那些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彻底影响他的思想和个性，人们会相信这一点吗？然而，不论毛泽东的思想（包括他的社会政治策略规划）是如何产生的，它终究还是要影响“外部世界”。因此，我们不但要假定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无论心理的还是社会的），还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毛泽东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的思想及其来源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背景。也许学者们在研究毛时代和毛时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时，很快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中那种浓厚的中国底蕴。
与白鲁恂教授相同，人们可能也会关注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但应当注意的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对于理解他的后续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对此，我们没有必要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研究毛泽东的直系亲属关系上。我们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时，不难发现他早年一直生活在“传统”中国。19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成长于中国的内陆韶山冲，这个地方尚未受到“西方”的直接冲击。然而“传统中国”并不仅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中国”。毛泽东的家境较为富裕，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个积极进取的农民兼商人。最初，毛顺生打算让儿子接受较好的初等教育，他可能希望儿子跟着他从商，但目前鲜有证据表明，他反对毛泽东继续读书。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很早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不仅接触了乡村的通俗文化，还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后者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在进入现代以前的中国，这种以学者自居的说法显然意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志趣。尽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喜欢阅读的是民间的通俗小说，但这并不妨碍他想成为一名学者。毕竟，许多出身良好的学生也有着这一爱好。毛泽东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吸引他注意的不是其中的群众起义，而是那些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还有三国时期各国将领与政客们的巧计谋略。《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是一些草莽英雄，他们是起义的领袖，他们伸张正义，替天行道。毛泽东对这些书的偏好也许表明，毛泽东更希望成为传统文化中身强力壮的英雄，而不是孔子那样的圣人政治家。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政治家，二者无疑都是领袖形象。
诚然，毛泽东生长在乡村，对农民的生活有着直接的体验。我们能够理解毛泽东看到乡村生活的不义与不公时的那种愤慨之情。在毛泽东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但经常引经据典，还会在他的讲话中插进很多他早年学到的农谚。毫无疑问，毛泽东早年便接触到了湖南的农民阶级，目睹了当时政治动荡不安的现状，也知道马克思主义将农民视为消极愚昧者的看法是存在问题的。毛泽东的成长环境并没有妨碍他思想的发展。此时他已经开始思考，并想要成为一名“学者”。在毛泽东13岁时，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无疑会激发他的政治意识，而将自己视做那些关乎国家危难的有识之士。
毛泽东16岁时进入湘乡地区的东山小学。他被这所小学里家庭富裕的同学轻视，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乡下人。也许恰恰因此，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自尊挫败感。那时，他已经读过很多书，并开始反思。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类似的经历促发了毛泽东后来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强化了他与“人民”之间的那种休戚相关的感情。诚然，毛泽东将自己视做人民的领袖，他并不是“人民”的一员。
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论述了君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人民”这样的抽象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儒家思想主张，人民虽然无知，但他们的本性却是良善的，君主应对人民施以仁爱。历经千载的儒学文化极力谴责了君主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将人民内部的平等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它重视群众基本经济要求的满足，而统治者的腐败、贪污等恶行将会导致群众的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便从儒家文化和通俗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后来又接触了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因此，如果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确实敏锐地意识到了“人民”所经受的欺压，那么这恰好印证了他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熏陶和他以“学者”自居的责任意识。
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毛泽东成长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他的文化根基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烙印。比如，毛泽东对美学和文学的理解完全出自中国传统，而他的生活方式也保留有传统的习惯。终其一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孜孜以求，即便他已经用更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二者统而摄之。如果我们将毛泽东和列宁相比，我们也许会发现毛泽东并不喜欢上海外租界里的西方都市生活。然而，列宁虽然痛恨西方资产阶级，但他却把现代欧洲的城市生活视为一切文化的典范和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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