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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的精神诉求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書城自編碼: 265001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王璐 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38747812
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28/30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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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的精神诉求——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作者梳理了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再现了1900年代女性文学繁盛的景观,并且探讨了它的成因,总结了女性文学对传统的突破和否定,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作者对“弑父情结”“性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显示着她的个性,行文中不乏独到见解。
關於作者:
王璐,文学博士,副教授。从事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曾在《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现代文学丛刊》《作家》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现供职于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目錄
绪论
第一章历史的孕育与时代的契机
 第一节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与传统文化
第二章父权文化下生存困境的书写
 第一节对男性权力的消解
 第二节父权阴影下的女性成长
 第三节迷失的女性之真我
 第四节书写女性母亲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第五节“俄狄浦斯情结”
 第六节男人父亲:同样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
第三章性态度与性观念
 第一节贞操观念的困境
 第二节弃绝贞操观念的意识与困境
 第三节性叙事的观念形态
 第四节拒绝当“妓女”与想当“妓女”
 第五节“淑女”与“荡妇”
 第六节“纯粹的快乐”:性爱分离中的欲望书写
第四章爱情:空白之页
 第一节男人:现代社会中的“单面人”
 第二节爱情:男人的欲望之城
 第三节爱情:女人的心灵之狱
 第四节谁为爱情埋单
 第五节物欲交换行为究竟能走多远
 第六节心灵挚爱的执着书写
第五章“累斯嫔”文学情结与超性别意识
 第一节“累斯嫔”:人性的书写
 第二节“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
 第三节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
结语
参考文献
论文
著作
內容試閱
绪论

在世界范围内,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也就是人的丰富、复杂本性的全面实现。但是,人类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严重地束缚并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又受到了过多的歧视、压制与禁锢。因此,女性解放成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女性文学也承载着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的精神和梦想。而相对于以往的文学创作,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对那些束缚并禁锢人自由发展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越界,体现出鲜明的解放意识。因此,对1990年代女性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解读无疑对促进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但是,跨世纪的“美女文学”现象把女性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也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沉寂,使女性文学研究也遭到了冷遇。
女性文学因对人类道德操守的冲击而似乎成了洪水猛兽,使那些原本对女性文学持偏见的人更加有了鞭挞的理由,那些曾热衷关注者似乎也产生了厌倦和遗弃。而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也似乎被认为是在一个过时的领域里从事着毫无价值的工作,常常要遭遇一些貌似肯定却又盛满了无奈的理解和同情的眼光。更有甚者,那些对女性文学不曾阅读和研究的人,却也装出一副对女性文学厌倦和遗弃的样子,有的甚至更为滑稽地将与女性文学研究者划清界限来证明自己的正统、高洁和严肃——也就是说,女性文学研究者似乎也跟女性文学一样有了道德和操守上的问题。
女性文学及其研究所面临的困境说明:尽管文坛曾一片热闹,评论之声众说纷纭,但人们对女性文学精神及其创作品格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身为女性,因为受女性文学的影响而开始思考女性问题、人的问题、传统思想与现代性人格相冲突的问题以及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等问题,我觉得有责任对女性文学的创作精神和品格,以及女性文学中所蕴涵的现代性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解读,以将女性文学创作的真正面貌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在人性的本质上共同促进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和现代性的发展。
给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带来非议的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立足于女性立场的写作,尤其是那些被命名为“个人化”“私人化”“躯体写作”等的创作。所以本文将以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挖掘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以及现代性的转变。
人们对19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个人化”“私人化”“躯体写作”等创作产生的异议、争论和否定最多,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颠覆和否定。因此,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有人认为,“纵观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致命的缺陷表现为:只谈个人问题,不谈公共问题;只谈家中、卧室内、浴缸里,不谈社会、广场;只谈形而上,宇宙的人生困惑,生存的永恒的痛苦烦恼、生命哲学、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不谈具体的社会压迫问题、不谈与自己无关的他人的眼泪。总之,只谈最形而下和最形而上的两头,不谈作为社会性的中间。在这个前提下,女性主义作品虽然把男性写得非常丑陋、卑鄙,可以一千次一万次地诅咒男权文化,却损伤不了男权文化半点皮毛。”[2]
也有人认为,“她们无视社会的要求和人类崇高精神,无望地描写自己的幻想,将生活的场景铺叙为肉欲的满足,在可望不可及的情爱中自戕着人类心目中的崇高,精神上的彻底毁灭,物质上的望梅止渴,使她们不得不重新捡拾起自我情感的象征和肉欲的张狂,表现着情节上的极度迷乱和嚣张。女性的个性情感完全淹没了理性,其形象的跛足,在人的生存空间中留下了无法接纳的空白。”[3]
“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之间已没有了任何纠缠,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掏空,留下的只有性——一种带有原始状态的性技术性操作的演示,性的娱乐只能被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消解了人类赖以支撑自我诗性生活的爱情理想,而且也违背了作为社会群体的人应有的伦理操守和羞耻之心。”[4]
以上只是从众多否定的声音中撷取的样本。文学批评当然可以站在各种角度和立场上进行批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作家自己的创作立场和文化姿态。如果忽视这一创作的根本出发点,那么批评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误读甚至是歪曲。王彬彬认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应当有一个独立的判断标准和尺度。我们以什么样的尺度来评价女性的写作,如果按照常规审美观点,那女权主义者是不承认那个尺度对她们是有效的。我们解读文学的审美价值尺度,是历史形成的,是文学史的构成部分。而女权主义者说,这是男权中心的产物,是男权审美价值尺度,它会造成对女性文学的偏见乃至歧视,因此她们要重新确立她们的标准。这种矛盾的结果,正如西方女权主义盛行时,一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以女性地位确立批评准则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真正价值和常规价值。”[5]
上述批评的结果不能排除批评者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女性写作的主旨,而产生这种隔阂的原因无疑源于批评的标准和立场。
首先,不能用以往的文学标准来衡量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1990年代以前,在左翼文学传统影响下的中国文学,追求社会中心价值,注重社会题材、重大主题、宏大叙述、史诗性追求、甚至是革命立场,而个人的、私人的、一己的往往被认为是价值很小的、无意义的、视野偏激或狭小的。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个性的张扬、艺术的多元化追求,个人的价值以及对个人空间的书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和推崇,而实际上是“参与了解构原有意识形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进程。”[6]于是,原有的文学评价标准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陈染认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压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她才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的。”[7]至于题材的“大”与“小”,她进一步指出,“个人化不等于‘小’,群体化不等于‘大’”,“缺乏个人化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没有个人色彩的文化、缺乏独特的个体思想的艺术,则是‘贫穷文化’的特征。动辄以‘国家’、‘人民’的幌子强行抑制个人的声音(此处仅指艺术),武断地以‘主流群体’的名义覆盖个人的意识(此处仅指学术),应该说是精神的文明仍处于蒙昧不开的社会阶段的行为。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从康德、维特根斯坦到克尔凯格尔,无一例外地大谈个人的重要性,个人是人类的基本单位,精神的个人化的程度从某一侧面可以看做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8]林白在谈到自己创作时也曾说过:“个人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9]因此,面对1990年代的个人化、私人化的女性写作,再谈个人与集体的,私人与公共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已很不确切。
其次,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身体”和“性”的书写对女性主义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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