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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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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学者随笔。作者陈尚君教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在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方面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本书所写都是陈先生师长，都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他的导师朱东润先生，他在传记文学领域的成就，本书讨论甚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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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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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系陈尚君教授最新学术随笔，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他的导师朱东润教授，共六篇，写朱东润先生文学批评、传记文学等方面成就，二是复旦中文系老师，包括王水照、王运熙、刘大杰等诸位，三是复旦之外的一些文史大家，如唐文治、余嘉锡、钱钟书、陈寅恪等等。这些文字或写他与这些长辈的交往，或写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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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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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7年任中文系主任。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上海市古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唐研究》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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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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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师门摭忆
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
——以《梅尧臣传》为中心
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
——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
朱东润先生1939年的学术转型
述朱东润师文存的整理
《朱东润文存》：一位特立独行者的学术和文学
探索中国传叙文学发展道路的珍贵记录
——读朱东润先生的两种遗着
朱东润先生遗着整理题记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序》附记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前二章附记
《王铚、谢伋之四六评论》附记
《楚辞探故》未刊稿两篇附记
《越民族底灭亡》附记
《说历代篆书》附记
附：《说历代篆书》附图有误
《书法的境界》附记
《我在泰兴求学》附记
《后西征赋》附记
《遗远集叙录》附记
《师友琅琊馆诗存》题记
《师友琅琊馆诗缉》题记
《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附记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附记
《道宣续高僧传之传叙》、《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附记
《晏子春秋：中国传叙文学寒伧的祖宗》、《唐代文人传叙》附记
《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编后记
◆二十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
——记刘大杰教授及其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季高先生《斗室诗集》整理说明
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
——哀悼王运熙老师
金针得度后的举一反三
学术承传的意义
——祝贺王水照先生八十诞辰
气象恢宏的文话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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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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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
——以《梅尧臣传》为例
先师朱东润先生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其建树涉及众多方面，学术界早有定评。我于1978年到1981年间虽曾从学唐宋文学，并因此而走上学术道路，但于先师的学问至今难以尽窥其涯岸，更难以体会其治学的真髓及门径。仅因当时做有关欧阳修的学位论文，得以仔细地研读过梅尧臣三书，遇有疑问，又得以经常请教，因此于先生治学的追求和方法，得以稍闻一二。谨此写出，希望对学者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所帮助。
朱先生的梅尧臣三书，即《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和《梅尧臣诗选》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三部书中，《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是为《梅尧臣传》的写作所做资料准备工作，《梅尧臣诗选》则是梅诗的中型选本，因而三书的中心是《梅尧臣传》。《梅尧臣传》是朱先生所作传记的第四部（前三部是《张居正大传》、《王阳明大传》和《陆游传》，其中《王阳明大传》未出版，手稿已遗失），是他一系列传记文学写作中，篇幅和影响都不算最大的一部。为写作这篇传记，他所付出的努力则非常巨大，在此传中努力追求的目标则与他一生致力的目标完全一致。
朱先生1916年自英国留学归来后，先后在广西二中、南通师范和武汉大学教授英语。1931年接受闻一多先生安排始转向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三十年代先后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读诗四论》（后改题《诗三百篇探故》）和《史记考索》，在古代文学和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他感到应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反复比较后，他选择了传记文学，或者说选择了用英国传记文学的路数来从事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并以此作为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标。他的这一努力开始于四十年代初，最初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二是尝试采用英国传记文学的作法，写作中国的传记文学。后者于1943年完成了《张居正大传》，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前者则写成研究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专着《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他在多篇自叙中对此书非常自信，但又始终深藏行箧而没有出版。此书今年有望出版，笔者得缘先期通读，体会到他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基本看法。
稍通文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传记及其发达，不仅二十四史中有无数人物传记，隋唐以下的书志中都有传记一类，收录极其丰富。但朱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虽然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都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记》的传记当然是很优秀的，但限于史书的体例，目标是写史写事，只能略存传主一生的梗概，互见的史例也使传记缺乏人物完整的记录。他对魏晋六朝的别传和唐代的僧传评价很高，只是可惜前者大多已经亡佚了。他认为唐宋的传记以碑志行状为主，虽然产生过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朱熹《张浚行状》那样的优秀之作，但总体来说成就不高，绝大部分都只是对死者抽象的歌颂，过于刻板虚假，缺乏生动的人物描写。对于当时流行且得到学界很高评价的梁启超《王荆公评传》、《李鸿章评传》一类作品，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传记虽然对传主生平和一生事功有详细的叙述，但多是分类评述，看不出传主一生的生命历程和感情变化。他甚至认为，评传的写法，把传主各方面的成就分开叙述，如同把人物“大卸八块”，支离破碎，实在不足取。在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中看不到值得师仿发展的方向，他只能放眼世界，从留学期间特别喜爱的英国传记文学中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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