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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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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幸福的漫漫长路——一个“灰姑娘”的真实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自传，还是一个时代的缩写，朱玲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和澳洲近20年的发展与变迁密切相关，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社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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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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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澳籍华商朱玲的自传，全书分两个部分，上半部主要讲述了她在中国的前三十年的个人经历，后半部分则叙述了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打拼创业的故事。全书以感性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女人的大半生，其中充满心酸与磨难，然而最重要的则是在人生十字路口自我把握命运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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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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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澳籍华商。从小生活在养父母家中，文革期间辍学，经过努力进入启东文工团，后因伤病返沪，在街道工厂做事，后经人提携拜邱岳峰为师，并成功考入福州军区话剧团，后又因伤病提前退伍。返沪后在上海作协《萌芽》杂志工作一段时间后，去澳洲留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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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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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的前半生：中国上海
第一章
故事的开始（1963年5月）
第二章
童年的最初记忆（1954年—1958年）
第三章
上海——苏州河旁的家（1958年—1962年）
第四章
我又有了一个新妈妈
上海徐汇区天平路的新家（1962年—1971年）
第五章
书籍是我的启蒙老师
天平路第一小学（1962年—1967年）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在上海的生活（1966年—1971年）
第七章
我15岁生日的那天（1969年4月16日）
第八章
我的生身父母（1918年—1954年）
第九章
我的初恋学工学农运动
世界上最好的妈妈（1970年—1971年）
第十章
上山下乡运动——初到启东文工团
（1968年—1971年底）
第十一章
我在启东文工团开初几年的演艺生活
（1971年11月—1973年底）
第十二章
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我在启东文工团的最后几年（1974年—1976年）
第十三章
我又回到了上海
全国性的大规模知青回城运动（1976年—1978年）
第十四章
万事皆有可能——生活和事业的新起点
我与生父的见面（1976年9月—1978年8月）
第十五章
我的语音老师邱岳峰（1976年9月—1978年8月）
第十六章
福州军区话剧团（1978年—1980年）
第十七章
往事如烟——邱岳峰老师的突然逝世（1980年3月30日）
第十八章
上海作家协会《萌芽》编辑部
激情之路（1981年—1987年）
第十九章
刻骨铭心的爱，但他不属于我（1982年春）
第二十章
秋天，我们从此天各一方（1982年9月）
第二十一章
我的婚姻本不应开始的无归路（1982年初冬）
第二十二章
婚后的生活
我的儿子出生了，但是……（1983年10月23日）
第二十三章
婚后的四年……
儿子、学习、渐渐消失的爱（1983年—1987年）
第二十四章
一个女人无尽的探寻梦
我将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1987年9月）
第二部
我的后半生：澳大利亚·墨尔本
第一章
昨日永不重复、今日亦不相同
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第一天（1987年9月5日）
第二章
在澳洲开始的第一步：学校、找工、生活
（1987年9月—10月）
第三章
生活的新转机（1987年10月—11月）
第四章
我面临的选择——黑掉转入地下
（1987年11月中旬—1990年）
第五章
肖明到澳洲——再次的分离（1988年8月26日）
第六章
在澳洲的四年临居终于与儿子在澳洲团聚
（1989年6月4日—1993年11月1日）
第七章
儿子与我在澳洲（1991年—1992年）
第八章
生活的转机我认识了岱渃（1993年初）
第九章
人生在你手中创造生意的起步（1993年—1995年）
第十章
我和岱渃，难忘的一个晚上（1993年圣诞后）
第十一章
终于能回家了，在漫长的七年半以后（1994年5月）
第十二章
只做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事业与生活
（1994年7月—1996年12月）
第十三章
儿子的成长我们买下的第一栋房子
（1995年—1996年8月）
第十四章
我梦中的白色婚礼——我们新婚后的生活
（1997年1月26日）
第十五章
艰难的开端我们的第一个工厂（1997年5月）
第十六章
我先生领我走进了澳洲的上层社会
带我到全世界旅游（1993年—2015年）
第十七章
走向中国事业开始更上一层楼——第二家工厂
（2003年—2006年）
第十八章
我与爸爸终生的告别（2003年1月6日）
第十九章
永不放弃的追寻，终将实现的梦
——Adidas澳洲的供货商（2005年—2013年）
第二十章
Adidas在中国的验厂制度
业务扩展到了欧洲，事业的最高峰
（2006年—2013年）
第二十一章
我的澳洲婆婆变成了一只蝴蝶（2013年）
第二十二章
儿子成长的道路——他不再属于我
公司的兴起和低落（2011年—2014年）
第二十三章
回忆、寻根、重聚、报恩（2014年）
后记
夕阳无限好！（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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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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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故事的开始
（1963年5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有多少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那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在上海徐汇区的天平路上飞奔着。两条粗黑的长辫子随着她急促的喘息声前后不停地晃动着。她的肩上斜挎着一个沉重的蓝色帆布书包，细长的小腿奋力地往前迈着，晶莹的汗珠不断地从她苍白无血色的脸上滚下来，盖住了她浓浓的黑色大眼睛。
下午的放学铃声才刚响过5分钟，她就已经冲出校门几百米远了。周围的同学们正慢慢悠悠地收拾着书包，互相笑闹着，说着这种年龄的女孩感到最有意义的神秘的悄悄话，结伴到校园里去跳绳、跳橡皮筋或者踢毽子。但是她似乎从来就不属于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圈子，她总是这样的孤僻、不合群和形迹匆匆，时间的每一分钟对她来说都是这样的宝贵，她必须尽快地赶回家去。
其实在今天，这已是她第四次在这条路上飞奔了。
今天早上7点多钟，她从家往学校跑，边跑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变硬的冷馒头。坐在课堂上，她的胃里一个劲儿地翻着酸水，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有一杯热水，来暖一暖痉挛的胃，但上课的铃声已经响了。
中午的休息时间是1个半小时，她要从学校所在的靠近淮海西路天平路的这一头，飞奔15分钟，赶去靠近衡山路的天平路那一头，到阿婆家去接妹妹。
“你终于来啦，她都快饿坏了！”临时寄托和照看妹妹的阿婆正站在弄堂口等她，边说边立刻将用小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递到她的怀里。
“千万要抱好了，真是作孽啊，让这么小的女孩来接送，怎么会抱得动呢。可惜我老了，实在没法帮你。”阿婆叹息着，用同情的眼光目送着她。而她还没顾得上喘上一口气，便又朝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去。
她的妹妹才两个月大，却已沉重不堪（她生下来的时候就已有7斤8两，正以超常的速度，每天急增着重量）。
5月的上海已是明媚的春天，但气候仍然是变化无常的。抱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婴儿，她已无法飞奔，来时跑步才用了15分钟的路程，走回去却要用一倍多的时间。
穿过广元路，经过天平路第二小学，再经过那些市委领导住的站满警卫的康平路，前面已经快到学校了。
她的手臂因重压而变得麻木不堪，腰酸得似乎快要断裂一般。“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她咬着牙不断地鼓励着自己。
经过学校操场的外围篱笆墙往右一拐，就可以看见新妈妈工作的天平路公共里弄食堂了。她刚刚踏上台阶，终于支撑不住一屁股坐了下来，麻木的小手却紧紧地揪住婴儿的棉被，生怕自己一松手孩子会掉下来。
“你干吗像个叫花子这样坐在大门口啊，让人看到了像什么样子？”新妈妈急冲冲地从里面赶出来，压低嗓音对着她厉声责怪道。
“先把妹妹给我喂奶，你去吃饭，20分钟以后再来抱妹妹回阿婆家。注意上课不要迟到了。”
她垂下眼帘对着新妈妈微微点点头，吃力地转动着被压得红肿酸痛的手臂走进食堂；幸好新妈妈是在食堂工作，所以每天这一顿中饭是可以吃饱的。
这是1963年5月中的一天，这个女孩便是我，那时刚刚满9岁，在天平路第一小学上两年级。以上所述的只是我在那一年里每天生活内容的一个小小的重复片断和场景。
下午放学后，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家，一放下书包就立刻开始每天的例行家务。我必须要在新妈妈下午四点半下班回家之前，将所有她指定的家务活做完。
整幢房子空空荡荡的，寂静无声。尽管家里有这么多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但是在一天中，这是一段唯一属于我的安静时刻。
我急急地铺好二楼亭子间里妈妈凌乱的大床，将妹妹换下的尿布浸泡到水盆的肥皂水里，等我扫完前楼、后房间、亭子间以及从三楼转角直至一楼底部的楼梯以后，便会再回来将这些尿布洗掉。
楼梯是木质的，每个台阶中间的那段，因为不断的踩踏和年久失修，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并泛出了疲惫而又苍白的原木色。只有在靠墙边缘的那一段中，才能依稀找到当年初造时的华丽红木漆色，墙上宽宽的板壁，不断地顺着楼梯向上延伸着。
我从楼梯口的角落里拿起了芦花扫帚，准备将一楼至三楼的楼梯都扫干净，这是新妈妈为我规定的每天例行工作。又细又长的扫帚把柄是竹子做的，上半段已经破损露出了很多的裂口，这是新妈妈用来体罚我的武器，每一次她对我稍有不顺眼，就会用这把扫帚柄朝我全身上下猛打一通，但她从来是不打我表面的，所以只有掀起我的衣服来，才能看到大腿上一道青、一道紫的伤痕。
我在扫楼梯的时候总会习惯性地往楼上看一下。
通向三楼的小门上了一把锁，住在三层楼上的徐家妈妈一定又去看病了。她是那样一个善良的老妈妈，但似乎总是受着疾病的折磨，她的先生对她关爱备至，听说他是个电信局的工程师。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新妈妈让我叫他们大哥哥和大姐姐，他们每天从楼梯上上下下总是礼貌地一笑，但却从来没有正视过我，也许因为我是这样的瘦小和卑微，根本不值得任何人的注意吧。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可以看得出当初房子的原设计布局是供一家人独住的，但是现在一栋楼里住了三户人家，每一家占了一个楼面。一楼底层的这个大房间，过去设计时应该只是用来做客厅的，但是现在，则是一个餐厅加睡床的房间。前楼的大门外是一个独用的小花园，花园中间长着一棵巨大挺立的夹竹桃树，错综交叉的颀长树枝不仅横霸了大部分的花园，同时又探身墙外直冲蓝天。部分叉枝更是好奇地探身到二楼我家前楼的窗户里来，每逢粉红色的夹竹桃花盛开的季节，整栋楼都会溢满了浓郁的花香。
住在一楼的程家阿姨和叔叔总是要到晚上七点以后才回家。程家叔叔是从来不同我打招呼的，对我每天将他家的门口和楼梯扫得干干净净的劳作，似乎视而不见。程家阿姨可就和善多了，他们和我家在一楼合用一个厨房，程家阿姨每次做饭的时候，只要新妈妈不在边上，她总会舀一勺菜悄悄地催着我赶紧吃掉，免得被新妈妈看见找麻烦。他们的女儿洁明和我的年龄相差没几岁，但却从来没有看到她父母让她干一点家务。当然啦，她是程家父母的心肝宝贝和爷爷奶奶的长孙女。
“这栋房子是属于我们家的，这条弄堂里的所有房子都是我爷爷造的，你们不应该住在这里。”洁明经常这样说。
所以每个周末，当她的爷爷——那个瘦瘦高高、留着细细山羊胡子的老头来她家的时候，我总会禁不住好奇地多看他几眼。但是那时年龄还太小，实在无法搞得清这个关于房子的故事，又不敢去问新妈妈，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便是先要将这些家务活干完。
从一楼到二楼共要扫11格楼梯，往左一拐便是小小的亭子间和带有大浴缸的浴室。听说原先设计亭子间是专供佣人住的，但是现在这二楼的亭子间便是新妈妈和新生妹妹的房间。在这个仅七个半平方米的小亭子间里，那张双人大床占据了几乎所有空间，只有在靠窗的一面的角落里，才可以勉强挤下一张小方桌和两把椅子。每次吃饭的时候，我总要吃力地将桌子移到床边上，这样以床当凳才可以坐下我们一家人。
往右再登上四节楼梯，才会进入我们的前楼。在上海的这种特殊花园洋房的建筑设计中，都总是将二层楼中的前面的一间大房间作为整幢房子中最好的一间房子，上海的俗语统称“前楼”。但我当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从来不愿意自己住在前楼，却让我独自睡在这个硕大无比、且又神秘可怕的房间里。
通向前楼的狭长走廊左侧，放着一排红木的书橱，每一个书橱的玻璃门后都挂着米色的乔其纱门帘。一排排厚重的、印着外文字的书籍，整齐而又神秘地隐身在书橱里。这些书很显然不属于新妈妈，我虽然仅有九年的生活经验，但也已经知道，能够读得懂这些书的人一定不会是个像新妈妈这样的人。
前楼有近三十个平方米大小，朝南向阳处是八扇齐腰的长窗。靠右窗边的角落里是一张精致的红木梳妆台，椭圆扇形的钢化玻璃顶端，用红木雕刻出拱状的龙凤戏珠的精细图案。靠窗左侧的是白色大理石桌面的洗面台，也同样有着精雕细琢花纹的红木底座，三面扇形的钢化镜子与对面的梳妆台遥遥相对。
去年刚刚开始进入这间房间的时候，我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这两面镜子，镜中那个瘦小、苍白但有着一双黑色大眼睛的女孩，总是这样无助和忧郁地凝视着我，可谁又能去帮助她呢？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红木的圆桌，同样精致的龙凤戏珠的雕刻构成了美丽的桌沿，六张鹅蛋形的红木凳子隐身在圆桌的中心柱下。在我的记忆中，惟有在吃年夜饭或者有客人来时，大家才会在这张圆桌上吃饭。
靠近门口的右墙边是两个巨大的红木大橱，顶端拱形的精细雕刻与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一样，显然是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
我每天必行的工作之一便是要将前楼所有的红木家具擦得干干净净。用一块柔软的棉布穿过每一格雕花小洞，使它们上面不留任何尘迹，新妈妈下班后是一定会来做例行检查的。
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除了需要我每天清理干净以外，似乎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新妈妈是不准我将任何东西放进这些橱的抽屉里的。
这个房间中唯一与我有联系的，是那张紧靠在两个巨大的褐色皮箱边上的一张双人大床，床上的席梦思因为年代长久已变得高低不平。从去年我和爸爸搬到这个家里来住以后，新妈妈便让我独自一人睡在这张床上。每天晚上，断裂的席梦思钢丝会从硬冷的棉毯垫下钻出来，刺在我骨瘦如柴的脊背上，疼痛不已。于是我便尽量睡在靠左的一边，整晚不敢翻身，时间一长，那席梦思的边缘已经被睡得塌成了一个深坑。
不知有多少个晚上，我会在半夜因害怕或刺疼而惊醒。台灯微弱的光影下，贴着淡绿色丝绸纸的墙壁显出斑斑驳驳的阴影，奇异怪状地变成了一个个张着大嘴的魔鬼，我害怕得赶紧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无法赶走那些令人恐怖的联想……
在这些寒冷而又孤独的黑夜中，我总是渴望爸爸能够走进房间，像在我小时候那样，坐到床边为我讲故事。可自从我们搬进这个新家以后，爸爸便搬到亭子间和新妈妈一起睡了。而我，只能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到爸爸的旧枕头里，含着眼泪在爸爸熟悉的气味中渐渐睡去。
在整间房间里我最喜欢的，也许要算那张紧靠着左墙的镶着三面钢化镜子的藤床了。爸爸说，这是一张原本设计用来吸鸦片的床，床头上有一个高高的镶嵌在床架上的藤枕。自从大妹妹出生以后，爸爸有时候也会偶尔睡在这张藤床上。每天傍晚，我总是用热水把汗迹和岁月磨成红褐色的藤梆擦得干干净净，让它变得更精细光滑，即便是炎热的夏夜，睡在上面也是清凉滑爽的。
呀！光顾着走神，差一点就忘了时间了！堆在浴盆里的一大堆妹妹换下的尿布和脏衣服还没洗，却已经快下午四点了。浴缸很深，水盆又很重，我将一块窄窄的木搓板斜架在浴缸里奋力地揉擦着。
5月上海的水还是很冷的，浴缸里虽然有热水龙头的装置，但是却从未见到有热水出来过。因为每天洗衣、洗尿布，冰冷的自来水直刺进我的骨头，冻住了我的血管，手上隆起了一个一个的红色冻疮，奇痒不止，从年前便开始发黑灌脓，时不时流出发黄的浓水。但是衣服和尿布是不能不洗的，一双伤残的小手每天一次又一次地受着冷水的刺激，已变得麻木僵硬。手背上的十个指骨处，因为浮肿而深陷进去。我每次在学校见到同学和老师，都会尽力将这双又红又肿、丑陋不堪的小手藏起来。
我刚刚将尿布晾完，正想坐到小板凳上去喘上一口气，便听到了新妈妈那特有的“沙沙”沉重脚步声，从宁静的弄堂转角处传来。我惊恐地跳了起来，紧张地扫了一眼上下楼梯处，看是否还有遗漏的没扫干净的角落，因为新妈妈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逃过她的眼睛。
“你又站在那里没事干啦？你这个死鬼！”新妈妈刚踏上楼梯，就劈头盖脸地朝我吼道。我战战兢兢地缩在墙角边，垂着眼睛不敢出声。尽管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停下过一分钟，却还是不能躲过她的谩骂声。
“你炉子到现在还没生好，开水也没去泡，晚饭吃什么？我每天累死累活就是为了养你这个拖油瓶的吗？”
不管我做得怎样多，她似乎总能挑出毛病来。我刚刚张开嘴想要辩解一下，却更加激怒了她。
“你还敢顶嘴，真是没了王法了！我养条狗还会朝我摇摇尾巴点点头，养头猪还可以杀了吃，要养你这个不中用的野种干什么？赶快从我面前滚开去，省得我一看到你就烦心！”
我用细小的胳膊挡住雨点般落下来的扫把，硬是吞下委屈的眼泪，急急地直逃楼下。我实在不要再听到这些刻毒的语言，它们使我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卑贱，这样的微不足道和这样的讨人嫌。其实我一直在拼命努力，希望自己能够将每件事情都尽量地做得好，尽可能讨她的喜欢，但是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做怎样的努力，都难以改变她对我的鄙夷和仇恨。
我从厨房里费劲地将煤球炉拎到门外的空地上，在炉底放上一些旧报纸，熟练地点上火柴，轻轻地在上面覆盖上一些劈得碎小的木材，等火焰稍稍旺盛和稳定一些的时候，再将那个有着蜂窝状的煤球胎放到火焰上面，然后抓起一把破扇子对着炉膛口使劲扇啊扇啊，终于，红红的火焰开始串入煤饼的蜂窝孔里，以我的判断，再用不了几分钟，这炉子就生成了。
我有点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成绩，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还在一个多月前，我连火柴该怎么划都不会，更不要说独自一人仅用十分钟就可以顺利地将炉子生着了。
第一次生炉子的情景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得那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一天下午，新妈妈刚从医院生完妹妹回到家。中国人有坐月子的习惯，生完孩子后一个月不能下地，不能碰冷水，更不能干一点体力活，通常都有佣人伺候月子，再穷的人家也会找个帮工。
虽然我爸爸那时是个知识分子，在一家大的电信公司里当会计师。但那个年代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工资都是一样的，每天早出晚归，一个月的收入才65元人民币，所以伺候月子的任务便自然地落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那时才八岁多。
新妈妈坐在床上，一边给妹妹喂奶一边告诉我生炉子的程序，我小心翼翼地听着，唯恐遗漏了什么。但是当我在楼下将炉子清理干净后才突然意识到，自打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有划过火柴，更没见过打火机。我拿着火柴盒依次看着隔壁的楼房，希望能找到一个大人来帮助，但也许是下午，人们还没下班回来，弄堂里家家户户都是大门紧闭。我们这个有着高高围墙的弄堂里，邻里之间是很少来往的。
不会划火柴，当然无法生炉子，我只能怯生生地返回楼上，新妈妈勃然大怒，大声数落道：
“你这个白吃饭的笨蛋，连个火柴都不会点？”她坐在床上，一边骂，一边随手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张报纸塞到我手里，我接过燃烧的报纸，飞一般冲下楼去。
也许是因为跑下楼时速度太快，步急生风，风中的火焰像一条火龙一样迅速地向上冲来，很快就吞蚀掉了剩余的报纸，滚烫的热浪直扑手臂，我再也无法握住这熊熊燃烧的火种，不得不在还没抵达煤炉前就忍痛甩掉了它们，看着燃烧的报纸在地上一转眼化成了一片灰烬。看看依然冰冷毫无生气的煤炉，我实在不敢再次回到楼上去重复刚才的一幕。
这时我已经意识到，除了自己帮助自己，别无选择。于是我硬着头皮，壮足了胆，努力回忆着刚才在楼上新妈妈点火的动作，用颤抖的小手紧捏火柴，一次又一次试划着。火柴盒边上那条深褐色的磷脂已经被磨成白灰色，地上落满了断裂的火柴……
正当我几乎绝望时，突然，一朵美丽的小火花在摩擦的瞬间出现在指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刻抓起废报纸如获至宝似的接住这朵火花并塞进煤炉，终于，温暖的火花高兴得跳跃着，舞蹈着从煤饼的空洞中穿越出来，我的努力成功了！！
尽管在一年以后，我们这个弄堂的所有人家都装上了煤气，但是童年的这一天和这一幕却永远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记忆中。也许就是因为儿时的这些磨难和无助的痛苦经历，才奠定了我的性格——自强不息，永不放弃，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人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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