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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改变世界的创新思想，都是走出来的！
★ 现在就开始行走吧！去感受*原始自然的运动带给我们的简单快乐，去发现生命的轻盈与灵魂的柔和。
★ 行走让每一天呈现出新的面貌，行走让时间变得可逆。
★ *美的哲思散文，风靡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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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行走，一堂哲学课》内容简介：在法国畅销哲学作家弗里德里克·格鲁看来，走路这种最平凡无奇的运动或者说交通方式，应该被正名。
在格鲁笔下，行走被提升到了激发创造、唤醒自由的高度，同时也令困惑的灵魂获得平静。无论悠闲漫步，还是沿计划好的道路健行，行走令我们暂时摆脱各种世俗的责任义务，回归简单的“移动两足动物”。格鲁在研究中发现，不少哲学家都热衷走路：尼采不断行走，以对抗剧烈头痛，直到再也无法挪步；兰波靠行走释放年轻的激情与灵感，内瓦尔则是为了抹去他的忧伤。卢梭只有在行走时才能够真正地思考、写作、创造、获得灵感，只要一看到桌椅他就感到一阵恶心。当然，也不能忘记走到大自然中去冥想的梭罗。格鲁在哲人的思想之海中畅游，试图寻找行走对他们的深深影响。此外，他也将朝圣、抗议游行、展示媚态的花园散步等略有不同的方式包括进来。《行走，一堂哲学课》令我们意识到，“走路”终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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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里德里克·格鲁（Frédéric Gros）
1965年生，法国哲学家，30岁即成为教授，任职于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十二大等著名学府，是法国中生代福柯研究的重要代表，著作包括《福柯与疯狂》《创造与疯狂》《暴力的状态：论战争终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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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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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不是体育
行走不是体育。
体育常常涉及技巧、规则、比分和竞争，并且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了解不同的位置，完成正确的姿势。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才会逐渐拥有灵感和才华。
体育就是数字：你排名第几？成绩、比赛结果如何？和战场上一样，赛场上也总有赢家和输家。虽然战争和竞技体育有时颇为相似，但人们往往在战场上收获荣誉却在比赛中蒙受耻辱，面对对手，也从开始的尊重转换成对敌人般的仇恨。
体育同样代表着坚毅、努力和纪律。体育又是一种伦理准则，一份实际的工作。
然而，体育同时也具有物质性，是秀，是戏，是交易，也是表演。体育常常造就一场场曝光在聚光灯下的盛宴，引得各大品牌消费者们争相前往。金钱侵袭了赛场，掏空了灵魂。医学的介入，也只是为人造躯体服务。
行走不是体育。把一只脚摆在另一只前面，是童年的游戏。当两方相遇时，没有结果，也没有数字，行走者会告诉你他走了哪条路，哪条小道上有着最美丽的风景，或是从海岬处向外眺望的视野。
然而，有人总在试图打开一个行走用品市场：具有革新意义的鞋子、神奇的袜子、实用的包、功能强大的裤子……有人尝试向行走者灌输体育精神：说他们不再是走路，而是在徒步。也有人出售一些细木棒，让行走者看起来像是在滑雪。但这些尝试却走不了多远，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走远。
行走是让人放慢脚步的最好途径。一个人只要有两条腿便可行走，其他因素都是无用的。若想快速向前，那就不要行走，可选择其他方法：行驶、滑行、飞翔。另外，行走时最重要的因素永远只有一个：天空的广度和风景的亮度。行走不是体育。
可是，人们一旦起立，便不再能控制自己。
自由
首先，行走不是单纯的散步，它能给人带来滞缓的自由：让人卸下生活的重担，暂时忘却烦恼。没有了书桌的牵绊，人们可以自由出发，闲逛，任凭思绪天马行空。尤其是经过几天漫长的行走，远离了工作的束缚和生活的枷锁，更能让人感到身心舒畅。但为何相比长途旅行，行走更能让人感觉到自由？因为在旅行中，人们常常会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旅行袋的沉重、路途的漫长、天气的不稳定（暴雨的威胁、酷热的影响）、恶劣的住宿环境等其他困难。然而，行走却可以让我们摆脱这些因素的束缚。因为行走能够控制人类最本能的强烈需求，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走上很久，迈出无数步伐。同时，在行走中我们变得不再随心所欲，因为我们穿越的毕竟不是花园里的羊肠小道。另外，如果不想损失惨重，应避免在十字路口处判断错误。当大雾笼罩山头，雨水倾注而下时，我们都应该继续前进，并根据路线和资源条件，适当地考虑食物和水的供给。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行走者会感到不适。然而奇妙的是，行走的快乐恰恰来源于这种不适。我的意思是这种吃喝上的不确定，对天气情况的完全服从，以及对自己脚步的全神贯注会突然产生出供给的过剩（商品、交通、网络）和需求的递减（沟通、购物、传播的需求）。所有这些微小的自由都构成一个个加速系统，把人包裹得越来越紧。总的来说，所有让行走者远离时间和空间束缚的能量，都贡献给了速度。
对于那些从未有过行走经历的人来说，很容易认为行走是一种荒诞不经、违背常理、充满奴性的行为。因为普通人会本能地从缺失的角度将行走者的自由做出以下诠释：在他们看来，行走者不再参与任何交流，不再从属于任何传递信息、图片、商品的社交团体。然而，行走者却认为以上交流团体并不重要，也没有实际意义。它们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为附加上去的。对于行走者来说，他们的世界不但不会因为这些关系链的缺失而崩塌，相反，这些关系常常会把人裹挟得太紧，让人感到沉重，甚至透不过气来。
自由其实就是一块面包、一口清泉、一片开阔的风景。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这份滞缓的自由所带来的快乐不仅意味着出发时的欢欣，而且也包含了归来时的喜悦。归来是一种顺带的幸福，一种逃离现实几日后的自由。回来后，任何事物都好像未曾改变。往日的倦怠感也席卷重来：快节奏的生活、对自己及他人的遗忘、冲动、倦意。追求简单生活的愿望也只有在行走的过程中才会萌生，行走结束后，只能无奈地说一句：“新鲜空气真是对人有好处。”但这却是一种按时而至的自由，在下一次行走时必定能再次感受到。
第二种自由咄咄逼人，更具反叛的特性。第一种滞缓的自由只能让我们暂时“脱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暂别社交圈几日，在荒芜的小道上尝试各种非常规的经历。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和过去的生活决裂。在凯鲁亚克和辛德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违抗传统的呼吁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他们主张和那些愚蠢的繁文缛节、安逸虚假的生活、千篇一律的无聊复制、无尽的重复、有钱人的缩手缩脚，以及对变化的仇恨彻底决裂。人们应该制定更多的远行计划，从而激发反抗的热情，让疏狂漫游，让梦想远航。在这里，行走的决定：向远方出发、在别处生活、尝试新的事物，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对野性（The
Wild）的召唤。我们会在行走中发现布满星辰的夜空或是其他质朴的能量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让我们产生对生活探索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直至充盈在我们身体的每个角落。当人们叩开世界的大门时，他们不再受制于任何事物：双脚不再和道路粘连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运用了无数次的比喻，专门描绘那些一回到家乡，就不愿再离开的人）。此时的十字路口也如左顾右盼的星星般，不断颤抖着。至此，人们终于体会到了选择时的惶恐不安以及获得自由时的眩晕。
这一次，行走者感受到的不单纯是挣脱世俗生活时的平凡幸福，而是一种挣扎在自我和人性边缘的自由，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笼罩在一种不受控制的自然能量里一样。行走时常会诱发一些极端的感受：过度的疲劳会让思想驰骋，对极致美景的欣赏会扰乱心绪，在山坳或顶峰时的极度沉醉则会引发躯体的绽裂。行走唤醒了我们身上过时却反叛的个性特征：当热情被激发以后，欲望变得直白而又坚定。因为行走将我们放置在生命垂直的轴线上：让我们卷入生活的洪流，激起千层浪花。
写到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在行走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和自己相遇。因为行走并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自我，也不能帮助我们摆脱那些一直以来束缚着我们的梦魇，所以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行走来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和丢失的身份。在行走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忘记身份这一概念，也会抛开功成名就、成为某人的念想。因为“成为某人”只适用于夸夸其谈的名流聚会和心理诊所。而现如今，“成为某人”难道不仍旧是一项社会义务（为了履行义务，人们被迫忠诚地保持着各自的社会形象），一份把人压垮的愚蠢职责吗？行走的自由在于不成为任何人的洒脱，因为行走中的身体如影随风，不带有任何故事。这样看来，我们其实就是一种两腿前行的生物、一股存在于树影斑驳中的纯粹力量、一声呼喊。在行走中，我们喊叫常常是为了彰显并恢复动物的本能。也许，在金斯伯格或巴勒斯这辈“垮掉的一代”所倡导的自由中，在摧毁我们生活和释放我们天性的放浪形骸中，我们能够找到行走的理由。因为除了毒品、酒精、纵酒作乐，一次在山中的远足也可以成为一种让我们靠近本真的方式。
另外，行走也能让人怀抱梦想：因为行走可以被看成一种对腐朽、被玷污、疯狂、平庸文明的拒绝。
我读了惠特曼的作品，您知道他写了些什么吗？“奴隶们一旦站起，外国暴君便开始战栗。”这就是他认为的一个行吟诗人，一个行走在沙漠之巅、受到禅意启发的疯癫的行吟诗人应该抱有的态度。惠特曼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漫游者的约会，这些漫游者背着行囊，就像是一群达摩流浪者。他们拒绝履行消费生产品的义务，拒绝为消费工作，当然也拒绝购买那些废铜烂铁：冰箱、汽车和所有那些无用的垃圾[……]。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打点好行装，出发上路……①
行走者的终极自由更为难得。在单纯快乐的回归和重获动物本能完成后，才能进入自由的第三阶段：舍弃的自由。历史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希姆莱曾指出：在印度哲学中，一般习惯把人的生命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作为学生、学徒、弟子的阶段。在生命的晨光中，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从老师的旨意，聆听教诲，听命判罚，遵循准则。人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接受。到了第二阶段，人类成年，到达了人生的正午，成为屋子的主人，结婚，照顾家庭：他们尽其所能管理好资产，帮助神父，从事一项工作，遵从社会附加的条条框框，同时又拿这些教条去约束别人。人们同意戴上社会赋予我们的面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等到孩子们准备接过生活的接力棒时，人类也就步入了生命的黄昏，这时，很多人会选择抛开所有的社会义务、家庭责任和经济负担，成为一个隐居者。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提法叫“出发去森林”，在这一阶段，通过沉思和冥想，人们应该试着学会和身体上那个从未改变的本我亲近，等待它的觉醒。正是这永恒的本我帮助我们卸下面具、负担、身份和过往的一切。至此，行走者终于成为隐士，隐居在永无尽头、灿烂光辉的生命之夏：从此以后，漫游构成了生命的主旋律（这已经到达了漫游乞讨者的阶段），永不停歇的行走展现了无名的本我和无处不在的真心之间的默契。所以，智者会选择全盘放弃。这是最高等级的自由：一种完全置身事外的自由。我不再投身于任何地方，不论是个人天地还是外部世界。我对过去和未来都漠不关心，我只是巧合的现时产物，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拉姆·达斯上师在《朝圣手记》中指出：当我们放弃一切时，恰巧是获得一切的开始；当我们无欲无求之时，恰巧得到的却很多。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现时的力度。
在长途的远足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弃者的自由无处不在。当人们长时间行走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忘记了已经走过多少个小时，忽略了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终点。我们只感到肩头的沉重负担，觉得走够了，但转念一想，如果在生活中坚持下去需要更多的付出，马上又感觉自己可以这样继续前行好几天，甚至好几个世纪。想到这里，行走的终点和理由就变得不再重要，正如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一样，显得无足轻重。此时，如果再提到过去地狱中的那些古老符号：名字、年龄、身份、职业，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无上的自由，因为这些符号此刻显得如此卑微、渺小、虚幻。
我为什么是一个如此出色的行走者
（尼采）
“尽量少坐：只能对在露天、在身体自由摆动、在肌肉恣意活动情况下得出的想法顶礼膜拜。所有的偏见都来源于封闭的心灵。我再重复一遍：成为一个闭门不出的人，是对思想犯下的滔天罪行。”①
尼采写道，断绝关系总是很困难，也总让人备受折磨，因为切断的是本来紧密的联系。但是，就尼采的生平来看，绝交有时也可为人们插上自由之翼。尼采的一生充斥着绝交、孤立，他总在切断各种不同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社会、旅伴、工作伙伴、女人、朋友、亲人的关系。然而，每次寂寞的加深就意味着向自由又迈近了一步：不再需要向谁汇报，无需受到妥协的牵绊，视野也因此变得更为开阔、明朗。
看得出，尼采一定是一个坚韧卓越的行走者。他自己也经常提到这点。在露天的行走俨然已经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要素，是他写作时不变的伴侣。
他的一生可以划分成四个重要时期。
首先是求学阶段：从他出生开始（1844年）到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一名正直、诚实的牧师，可惜英年早逝。尼采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某一波兰贵族最后一代后裔。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也从此成为母亲、祖母、姐姐唯一的希望和热切关怀的对象。尼采天资聪颖，他在以训练严格著称的普夫达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尼采在后来意识到了这段严苛训练的伟大之处，正如古希腊谚语所言：要想学会指挥，首先要学会服从。尼采的母亲无条件地信任儿子，并对他表现出了最高崇拜，希望他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为上帝服务。她期盼尼采能成为一个神学家。当时，尼采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只是患有严重的近视，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之后，他在波恩大学继续深造，随后来到莱比锡大学求学。24岁那年，经学者谢尔思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这一成就在他那个年纪实属难得。尼采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
他教了十年的希腊古典语言学，这十年充满了艰辛和失败。首先，工作量大得惊人：除了在巴塞尔大学授课，他还需要在一所教育学院（Pedagogium）兼课。可是，尼采真的只想当一名古典语言学者吗？他曾长时间痴迷于音乐，后来又狂热地迷恋上了哲学。诚然，确实是古典语言学最先向尼采张开怀抱，但投入对方怀抱时，他却略带苦涩，因为他并不以成为古典语言学者为其最终的天职。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学科帮助他阅读了许多古希腊名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歌，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著作，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历史作品（尼采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说在拉尔修的作品中，他读到了人是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工作的第一年过得十分美好：尼采充满热忱地准备着上课内容，他的课也受到了学生的大力追捧。同时，丰富的教学生活也让尼采结识了新的同事，有一位名叫弗兰茨·奥弗尔贝克的神学教授很快成为他亲近而忠诚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成为尼采一生的挚友，总在危难之时向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在那场灾难后，在都灵接纳了尼采。1869年，尼采辗转来到卢塞恩，为的是能够更便捷地到达特里布森去拜访栖身在当地豪宅里的“大师”瓦格纳。在那里，他为瓦格纳夫人科茜玛的魅力所倾倒。在后来写给科茜玛的炽热信件中，尼采把她唤作：“我的公主阿丽亚娜，我心爱的人——外界流传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人物，然而，事实却是：很久以来我只是有幸和真正的人物们保持着联系罢了。”（1889年1月）
对艺术的激情和对大学工作的热忱让尼采良好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差，并时常伴有疾病发作。自此，尼采的身体开始在各种沉重的误解中开始了它的报复。
尼采遭遇的首先是事业上的误解。事件的导火索来自他1871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这本著作震惊了当时的知识界，也激怒了一批古典语言学教授。是否隐隐之中他们本来自己也打算写一本这样的书？这不是一本以严肃研究为基调的著作，全书充满了模糊的直觉判断和抽象的形而上观点，展现了混沌和规范的永恒冲突。紧接着是友谊上的打击。虽然他还会经常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往拜罗伊特去拜访音乐大师，然后回到特里布森，顺带游历欧洲。然而，每次拜访完毕，尼采都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瓦格纳狂热的教条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而且这一切都已经浸润到他的音乐创作中，以至于听到他的作品总让尼采感到胃不舒服，甚至有种病态的体验。尼采写道：“瓦格纳的音乐让人消沉，又让人沉溺，只有懂得在他的音乐汪洋中不断划水才能幸存。因为瓦格纳的作品就像一阵无序扰人的波浪将人淹没，每次听到他的作品都会让我不知所措。相反，罗西尼的作品会让人产生跳舞的冲动。更不用说比才的《卡门》了。”随后到来的是情感上的重创：他的多次求婚请求都遭到了粗暴的回绝。最后是社交上的失败。因为尼采始终无法在拜罗伊特花哨的上流社会圈里左右逢源，也无法融入质朴的教授、学者圈。
这些打击让尼采无力面对。每一个新的学期都变得更加困难，让他举步维艰。越来越频繁的头疼使得他不得不经常卧病在床，独自面对黑暗，痛苦地呻吟着。尼采的视力也在这个时期迅速恶化，让他几乎无法读写。每十五分钟的阅读或写作都将以之后数小时的头疼折磨为沉重代价。尼采不得不请求其他人为他朗读作品，因为他的眼睛一接触到书页就会踟蹰不前。
尼采也尝试着和现实妥协：他要求减少课时量，甚至很快要求取消教育学院的所有教学任务。这样一来，他获得了一年的休假时间来自由呼吸，同时精心调养、回复元气。
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尼采找到了对抗无处不在的强烈痛苦的两剂良药：行走和独处。这两种方式也预示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一个人若想远离世间的纷乱、怂恿和动荡，必将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行走，长时间的行走可以让人暂时驱散、排解、淡忘命运朝着太阳穴对我们的重击。
当时，尼采还未领略过高山的隽美，也没有意识到由于干燥，南部布满碎石的小路所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他通常只是沿着湖边散步（和格斯多夫一起，他们沿着勒曼湖，每天一走就是六个小时）。尼采也喜欢漫步在密林深处：位于黑森林南边的斯特那伯有一座松林，那里常常留有尼采的足迹。他在书中写道：“我穿越森林，在那里长时间地行走，并与自己进行了那些著名的对谈。”
1877年的8月，尼采来到罗塞拉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在书中记载道：“我多么希望我在某处能拥有像这里一样的一幢小房子，我每天行走六小时，思绪飞扬，随后回到家，我便把它们一股脑地都写在了纸上。”
但是，一切于事无补。因为尼采的痛苦过于强烈。头疼常常让他一连几天卧床不起，呕吐时常把他折磨得彻夜无眠。尼采的眼睛也让他吃尽了苦头，视力急剧下降。终于，在1879年的5月，尼采向巴塞尔大学提交了辞职信。
***
尼采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由此开始。这一阶段共持续了十年：从1879年的夏天一直到1889年的年头。在这个时期，尼采仅靠三份微薄的年金度日。这些钱只够他勉强维持生计：在简陋的小酒馆留宿，支付他从高山来到大海，再从大海返回高山的火车票。他也偶尔前往威尼斯去拜访彼得·加斯特。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尼采成为能被载入传奇的伟大行走者。他行走，就像别人在工作。事实上，他是通过行走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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