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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吴敬琏作序、推荐
2、民国时期博学笃志、备受学林称誉的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崔敬伯先生的财税文献
3、**次完整辑录、出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悼词中称他在旧社会:“从政十年,洁身自好,两袖清风。”
历史学家范文澜赞许他“出污泥而不染”。
陈云同志曾在中财委的一次会议上说,国民党尽是贪官污吏,但也有例外,在座的崔敬伯就是一位。
內容簡介:
本书收录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崔敬伯(1897-1988)先生文章有关财政、税政方面的译作、论文、评论等作品400多篇,写就、发表于20世纪30—80年代,民国时期的约占80%。国内首次编辑出版,基本涵盖了作者一生中的重要作品,是一份经典性的财税文献之作。书后附有一份精心编制的中外人名、专有名词中外文索引文件,以及数百部参考文献(外文为主)。
吴敬琏先生亲子为本书写序。
1854年中国发生的事,在1867年德国出版的《资本论》中就有记述,而且是在讲货币理论时被提及。国内有人把这个中国人的名字“wan-mao-in”译为“万卯寅”,日本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所幸有1930年以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才让这位有精深造诣却不得志的清朝学者型官员“王茂荫”的事迹得见天日。
读崔敬伯文章,在那随时穿插着英语、古代汉语和精巧译文的字里行间徜徉,深刻的税理,在这位文字高手的驾驭下,竟被赋予了鲜活、灵动、澄澈的美文元素,不能不让你叫绝称羡。
關於作者:
崔敬伯(1897-1988),1927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1930年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1934年加入国立北平研究院中科院前身,任院长秘书及财政主任。先后任燕京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中央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大学、湖南大学等教授或兼任教授。
1937年应蒋介石之邀,参加首届庐山座谈会,在100位知名人士中,做主题发言。1937年抗战爆发,加入国民政府,直接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官至国民党直接税署副署长。
1948年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组陈寅恪、文学组胡适一同评为北平研究院首届学术会议会员(解放后称学部委员,1994年后科学类称院士)。
1948年辞去国民党直接税署副署长,以河北读书人身份(3000名各界人士联名推荐)参加全民直接选举,竞选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当年4.61亿人口,选出759名代表,合60万选民选出一位)5月当选,10月辞职。应我党早期创始人李达之邀请,赴湖南教书。
1949年是新中国最早任命的12名财经干部之一(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和7名秘书,1名人行行长,2名税务局长即李予昂、崔敬伯)。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确定14个税种,创建新中国税制体系。
1955-1958年,同时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同时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1960年与王子英先生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首次开设“中国财政史”课程,并写出讲义。1963年,完成了《中国财政史》第二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从1979年6月起,他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顾问、中国财政学会第1-3届理事会理事或顾问、中国税务学会顾问,1988年5月27日病逝,终年92岁。
早年受过日本大内兵卫,英国拉斯基、达尔顿,美国塞利格曼等财政经济学名家的真传,又有着扎实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后天的精诚努力,崔敬伯学贯中西而又融会贯通,其无论是文采、学问、素养、德行都堪称楷模。
目錄 :
(1933-1988)目录摘要
一九三零年之欧罗巴回顾与前瞻
大战后各国国家财政的新趋势
世界的财政与经济
最近英国之地方财政
英国地方财政制度
资本主义末期的英国财政
苏联财政中的预算问题
美国预算制度与N. R. A.
罗马衰亡之财政的原因
世界两大财政类型的对比
财政观之中华古国
经济科学之现在的地位
现代税制类型之检讨
现代租税制度之构成与战费负担分配之决定
现代所得税制之综括的检讨
租税原则之动态的检讨
租税政策的歧途
所得税实施问题
恐慌激化中之各国税收问题
从“租税国家”到“企业国家”
所得税与现代生活
所得税与应能负担
所得税与外侨
所得税与租界
推行所得税的人事问题
从间接税到直接税
勖直接税处
释直接税
论直接税
课征直接税问题
直接税与政治建设
直接税与中国财政
直接税与行政管理
直接税之理想与实际
直接税的人事制度
直接税制度之树立
论遗产税原则及其实施
遗产税应即实行
论开征遗产税
遗产税实施之商榷
今日起开征遗产税
川康营业税接办及调整经过纪要
政治的根本问题
经济改造与政治改造
民族意识中的农本思想
贪污的剥削与民族的前途
宪法与预算
制宪与财政监督
宪政实施与经济建设
从财政看宪政
舆论与财政公开
舆论与财政
惩贪与养耻
释暴富不祥
理财与养耻
扫除假账运动
廉吏与浊世
严惩贪污整饬吏治
薄俸与贪污
公务员应加强保障
中国社会之癌
肃清贪污由官吏自觉始
财政剥削与农业循环
人材消长与均权政治
法币在华北
再论法币在华北
三论法币在华北
四论法币在华北
法币在江南
再论法币在江南
外汇波动中之法币问题
战时财政与法币
以财政加强法币
中日货币战的现阶段
再论法币与国际
筹划利用外资
国营与民营
奖励外资与战后经济建设
利用外资的原则
泛论开放外汇市场案
论外汇变更暨废止出口税
可怕的入超
贸易自由之检讨
对外贸易应如何改革
当前工商业的危机
论游资
再论游资
逃资与外援
吸收游资的正道
吸收游资与公债政策
经济改革要抓住豪资
改革币制与稳定币值
改革币制与平衡财政
黄金与美钞
黄金问题之检讨
脱轨的钱和力
论物价问题
物价与生活
冻结资金与物价
物价与货币
紧缩平论
紧缩平论补
平价的机会
物价问题的再检讨
财政与大众
统制经济的现实问题
保障人民财产所有权
物价问题及其对策
全面平价的实施
膨胀财政的穷途
经济激流中之中间阶层
取缔黑市问题
财政经济问题的症结
改进所得税制度拟议
印花税的回顾与展望
新财政体系中的货物税
国家岁出理论分析
国民意志与国家财政
财政政策的根本义
财政部与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的过去及将来
税法与税人
财务人员如何训练?
內容試閱 :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担起教授的责任,无论对于那一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对于曾在此处得以学生资格而工作之人更是不易。大家从社会上的称誉,知道我们学校的沿革,但是一个学生,则因每日之接触而知其情况。正以其每日接触,乃倍觉其生活之紧张,发生一种“奔轶绝尘、瞠乎其后”之感。而且我还要承认,只要我想到当学生时教过我们的那些巨人——坎南教我们经济学、瓦勒斯教我们政治学——则不禁其战栗随之,深感其责任之重,惟恐其不克负荷。
而且我一想到以前在这个座位来讲经济学的人,他那广泛的经验、他那深邃的理解、他那谨严而渊博的学绩,更使我无从减少其恐惧之念。
但是我来到此处,并不是拿我个人的困难来麻烦大家,我所打算引起大家注意的,并不关于个人,乃是一个多年未决的问题,怎样和我们的科学往前走。大战以后的这些年,在经济学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许多新的工作曾经作过,许多旧的工作曾经审问,我们都是这样的忙,所以曾经作过而且正在作着的工作,其较广之意义为何,则又不甚明显。所以按时将这些工作加以盘查,不是没有用处的。今晚要求诸君和我共同担负的,便是这一类的勘测问题,所谓经济科学的现在地位,究竟是什么呢?
经济学的进步也和他所研究的分量的进步相同,并不是完全走直线,一定的退步固然很少,但是他的活动则时有大小之差,无论是企业家、是经济学者,对于将来的进步,每表示其信赖之波度。李嘉图很清楚地以为经济学仍在他的幼稚时代;马歇尔说过,经济学家所应该致力的,还够他们去干三千年。但是李嘉图以后的米尔则以为主要的工作已经作过,所余的一点,不过对于表现的适当方法尚待计划而已。
在马歇尔成功后的数年间,我想在许多方面,尚追随着同等的喜悦,但是现在情形可大不相同了,所有最好的表记都提示给我们,现正迎受着经济理论之鸿洞的高潮。人们到处攻究着新的问题,或是批评旧有学说之已决的办法,我们又得回到詹翁士与效用学派的时代。在经济思想的历史中,又遇到一个时期,所有世界上的经济学者都是那样的活动或是那样的怀疑,没有人对于过去已经作过的表示满足,没有人擅自主张今日所正作着的除临时外尚有何物。
我要立刻防止一种可能的误会,我们所说的是我们不满足、我们要批评,但是我并未说我们是整个的认定了所有从前作过的都要推翻,那决不是我们的心意。如果因为我的话而发生那样的印象,那我将不安之至。经济现象之理性的考察,对于许多人,是如此不讨喜欢的东西,所以常有许多人,要抓住经济学者间之很小的争点,即认为经济科学之整个的无价值,而且认为即在经济学者他们自己之间,关于他们科学里边最简单的意见都不能够一致。我不愿意容许那样的态度,我不知道其他的经济学者是否愿意容许。我们对于过去的巨大的收获是无所用其争论的。
吾辈决不否认过去经济学者曾经铸成具有大力和大用的工具。我们所要争论的宁在他们分析所得终点,认为是初步的接近么?是的,我们要对于一切浅见的攻击,维护他,但是便认为最终的解决么?不是,如果那样的承认,便是辜负古人所遗传给我们的付托之重。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我心里的意思。看一看最老而且最该尊重的经济理论之一——“货币数量说”,这个学说,凯恩斯君(J. M. Keynes)曾说过“是根本的”,而且我想,有一件事大家都得承认的,便是一个人能否成为经济学者,其精如化学的试验标准,就看他是否愿意承认一种重要的关系存在于物价的一般平准与流通的货币数量之间。我以为这不仅是学说中的真理,而且是一种原则,在实际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因大战的经验而愈益证明。
概括言之,这决不是说瞎话。凡是大战当时以及战后,其受通货膨胀的苦处最少的,便是这种真理晓得最清楚的地方。而其受祸最厉害的,也便是这种真理未曾得到普遍的承认的地方。不过这种所谓一般的关系,其正确的性质为何?一般物价之平准最好用什么方法,使受货币数量变动的支配、货币之流通、一往一返、其变迁之率可以生出如何的不同?解决这些问题意见尚未一致。但自战后之经验观之,此等问题对于执行政策之人乃异常之重要。
再拿物价的一般理论看一看,此处战争的经验,又是一个试金石。我以为“国家管理”之各种试验中,毫无疑问的,以广义的物价理论和“物价公定”为从来所未见的最成功的实验的证明。诸位见过许多凡是规定政策时,相当注意到价格学说之初步理论,其结果总要有效,但是如果将这样的概论都忽略了,立时给你一个很丢脸的混乱和祸患。
这是大家都晓得的,而且我们无论是谁,随便拿过路得君(E. M. H. Lloyd)所著的《国家管理中的试验》或是美国物价公定当局对于试验经过的很有趣味的记载读一读,谁都能够觉到,就在规定政策最需要巧妙与精微之点,越可以看出经济学的教训是如何的不充分和不明瞭。这等大规模的试验已经证明了旧日的理论,但是他也放下了等着我们去答复的新的问题。
由此看来,经济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你要越过“初步的接近”,势必使一个经济学者不时地回头,将最根本的问题重新考察一下。我可以不要深说,略微地指出大家所已经知道的几个主要的缺陷,概括地说,我想可以归入下列三项:
第一,在现在理论的体系中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罅隙,分明有些一般的理论,存在着广泛的问题,却未见做出什么扩大的研究,现在我并不是想到“高等的数理经济”,我想的,宁属一些很浅近的事情,例如现代的信用经济中,储蓄、贴现率和物价的关系,在这范围里,除了威克塞尔(Wicksell)和一、二学者单独的努力外,在大战前,几乎是作得很少,或是没有作,货币的理论和储蓄的理论,乃至坚壁固守、两不相闻。我以为大家如果看一看罗伯森君(D. H. Robertson)关于此点的开路工作,一定可以相信,或者就在这一点,将来必可铸成政策上所需要的几个最有力量的工具。我们再看一看“平衡的理论”和“变动的理论”,其间也存着惊人的缺陷,我不知是否有过比较重要的著作,打算将“短期间物价的平衡”的理论和“定期的变动”的理论使之发生关系,然而这确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此外尚有许多问题在那上面,也曾作过不少的工作,可是仍未达普遍的一致,当然也要归入这一项。例如对于利息的理论,虽然也写过许多,但是我敢说,除了最广义的概论以外,在一般经济学者中,对于这件根本重要的事体,意见尚未一致。
第二个缺点,在现存的理论中,其“理论的结构”尚有缺陷,即在此处,我们遇到现代经济学的裂痕较大的一方面。在经济学者工作的橱子里,总是放着许多的间架——什么环子、钩子的,即用以连续其推论。虽然他们相信,为经济学的进步起见,总要忍受那些缺陷,毕竟隐约地觉到这是弱点。过去许多年,不管这些的存在,倒也没有什么,可是近来啊,这些弱点都被拉到光天化日之下了,结果乃异常失措。举个例子如“原价论”——同样的例子,也不难从“需要论”取得,自从马歇尔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大都知道建立几个“特殊平衡的原价曲线”,尚有几个难点,未经完全解决。
然而在这个国家里(指英国,敬注)不拘怎样,我们曾经很自足地向前走,好像一切都妥当了,好像仅仅需要一点智慧——宁属于不甚紧要的一种——便足以建立整个的理论的一致。不错,随时也有困难发现,照这样子去分析,结果也得到了,但是对于其他的推论,又难相合,则又诿为偶然的特例,依然用着我们那些“上下坡行的原价曲线”,对于上述困难,夷然不顾地向前走。于是来了一位斯拉发教授(Sralfa),带着一篇很客气的论文,里边提出几个问题,除非这些问题都解答了,他绝不往前走一步,于是整个的建筑颤动了。我想这样地说决非张大其辞,在今日“特殊平衡中的整个的原价论”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疑问,在今日只有速成课本的著者和初级考试的委员,才认为原价的定率是简单的。
如果我可以暂时深说一点,我总想着说,此处也罢彼处也罢,凡是研究“价值论”所用“一时一事”的老法子,除了很窄的限度以外,确乎已经破碎了。关于决定一种商品的价值而分析其原因,老是假定此外的一切维持不变,这个法子好像引出许多的不一致来,打算免除这些不一致,只有放弃这个方法。在分析“原价”的时候也有这种结果,同时在分析“效用”的时候,如果我观察不错,亦复如是。只要放弃“其他不变”这种假定,整个的从价格决定的行程去着想,我们才可以从这些困难中得到解放,这可以说是洛桑学派所贡献的理论上的先见。从最初起,这种学派的建设者,老早便料到此路不通,催着大家采取其他可以防止其出现的方法。
第三个缺陷,不是因为理论的欠缺,而是因为已成学说的“假定”之过于简单。一种学说,在他本身,可以说是完全一致,但是拿他去解释眼前的事实,便不能够适用了,不是因为他那出发的假定之过于简单,便是因为与事实不能吻合无间。我想我们已经渐渐地实现,已成学说的大部分虽然可以不受我们方才所说的非难,可是也难逃此数。在过去经济学者关于他们的假定,并未十分的注意,他们太倾向于推论了,好像他们时代的一切情形,永远是社会经济的板定的事实,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根据这种基础所得的推论,适与当时的情实相应合,于是对于经济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地执行,确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社会的结构是逐渐地改变,其运行的力量取到不同的比例,于是根据旧日假定的一切学说,也便失掉可以为解释的工具的价值。这些,并不是完全失真,他们只是不能再应用了,而新的学说,则亟待计划,代之兴起。
举个例子,如工资的学说,经过了我们科学的正统时代,一般经济学者,动辄以为在非竞争的团体之间,无论如何总要发生相当有效的工人移动,而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以上,他们也曾表示出一种趋势,凡是同等工人的工资率,在短时期中大致可趋于均等。那种学说我并不认为是错误,但是这事很明显,他的应用要靠着劳动市场的一种状态,特别在人口增殖急遽的时期,拿开了急遽增殖的要素,便是说,对于已经从事于各种工业的劳动供给,拿开了“自由补充的比较的高率”,则正统派所假定的伸缩力,必致隐没。所以在我们今日,这似乎是可有的,因为人口逐渐地趋于稳定,此种特殊的学说以及根据他而发生的理论,也更要不能适用了。
我们再看一看国际贸易的学说,这种学说的一大部分,尤其关于关税和资本输出的部分,也是根据于工资率之伸缩力的假定之上,承认这种假定,其说之大部分仍然可以站得住,但若代之以硬性的工资率,这种情形在战后的期间,宁已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则我以为很明显的,总得需要一些修正。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但是我想已经说得不少,总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无论如何,这类的信念如同“李嘉图全有了”或是“马歇尔全有了”——李嘉图、马歇尔都是此中的巨子,我们当然承认!可是不能再流行了。我们来返视这些大家他们自己的意见,虽然许多有价值的曾经作过了,仍然留下许多等着将来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