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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收录六篇讲稿形成,主要内容焦点: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论辩;文学与社会、政治群我关系的省思;文学史和问雪地里的重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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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通过对域内、海外及东南亚等地域种不同时代和背景的华文写作,铺陈出有关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种种现象及思考,对构成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多种新元素和新角度,有深入的探讨。作者王德威,比较文学及文学评论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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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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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讲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
第二讲批评方法与中学西进:兼论晚期梁启超、晚期陈寅恪
第三讲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
第四讲文学伦理与公民意识:冯至、沈从文的启示
附录一启蒙、革命与抒情: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命题
附录二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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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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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空里,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书写者的自我期许、阅读者的种种反应等,就有不同的呈现。到了一九八零年代末,随即再次展现了它的另一种生命力。
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的几年间,年轻的文学史教师和学者们再次以文学史写作为志业。从国外视角看来,中国学界对于文学史书写和阅读如此地重视,是一种奇观。因为在当代西方学院里,文学史只是讲述文学来龙去脉的历史,功能无非是为了研究文学的脉络和依据。各语言文学系很少能以如此庞大的师资群、耗费如此多的心力投注至一本又一本的文学史写作。因此“何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学史大国?”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书写文明所强调的诗与史的互动,形塑了不断铭刻文学/史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时至近代,文学史和国家史之间已存在着共生关系: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自己的历史,更应该有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学史。这样的观念始自十八世纪西方,逐渐东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据此,书写文学史就是一种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对于文学主体和政治主权之间的呼应。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量出现,和时代的历史需求或更明确地说,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期许,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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