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28年8月，东方学会（Oriental Society）第17次年会在英国牛津召开。会前，来自世界各国的百余名汉学家不约而同地来到理雅各墓前，拜谒这位“用注释《圣经》的严肃态度从事儒家经典研究”的“天才汉学大师”（Ride，1960：24）。理雅各是19世纪西方汉学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是首位独立且完整地翻译儒家经典“四书”（The Four Books）和“五经”（The Five Ching）的西方学者 。在西方汉学界，理雅各与法国汉学家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德国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作为西方世界“汉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 Orientalism）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获得者，理雅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在理雅各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由他翻译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系列丛书仍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儒学经典的必备书目。
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出生于苏格兰北部小镇汉德利（Huntly）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离开汉德利教区学校考入阿伯丁文法学校，并于两年后（1831年秋）进入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神学院学习。1839年，24岁的理雅各接受伦敦圣公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的派遣到英国殖民地马六甲（Malacca）出任当地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并开始向当地华人传教。在马来西亚传播基督福音的过程中，理雅各发现，西方传教士普遍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精神特性的了解。他认为，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如果没有掌握中国的经典著作，没有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根基——儒家文化的涉足，他也就不适合担任传教士的工作。在理雅各看来，只有在中国经典儒家著作之中，才能找到中国人民“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Legge，1939：2）。因此，在1842年随英华书院迁至香港后，理雅各开始了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
1861年起至1872年秋的11年间，理雅各在香港翻译完成并出版除《礼记》和《易经》外的“四书”和“五经”的全部著作，其中包括全译英文本《论语》（The Analects）、《大学》（The Great Learning）、《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尚书（附竹书纪年）》（The Shoo，The Shoo King，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诗经》（The She King，or the Book of Poetry），以及《春秋（附左传）》（表1-1）。
表1-1《中国经典》各卷及出版年份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年份
《中国经典》（第一卷）：
《论语》《大学》《中庸》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1：The Analects，The Great Learning，The Doctrine of the Mean1861
《中国经典》（第二卷）：
《孟子》The Chinese Classics，Vol. 2：The Works of Mencius 1861年底至1862年初
《中国经典》（第三卷）：
《尚书》The Chinese Classics，Vol. 3：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1865
《中国经典》（第四卷）：
《诗经》The Chinese Classics，Vol. 4：The She King，or the Book of Poetry 1871
《中国经典》（第五卷）：
《春秋左传》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an1872
1873年年底，在香港度过近30年岁月的理雅各，游历了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后于上海登船返回英国，并于1876年出任牛津大学第一任中文教授。在牛津执教期间、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理雅各坚持完成了《易经》（The Yi King or Book of Changes）、《礼记》（The Le Ki or the Book of Rites）、《孝经》（The Hsiao King or Classic of Filial Piety）、《道德经》（The Tao Teh King）与《庄子》（The Writings of Kwang-Tze）的翻译工作均收入麦克斯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主编的50卷本系列丛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1876～1885年，理雅各先后发表了12篇学术论文，探讨中华文化、宗教和儒学典籍，其中的“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Missionary Conference in Shanghai”（《儒教与基督教》，1877）、“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中国的宗教》，1880）、“Imperial Confucianism”（《中华帝国的儒教》，1878）、“Principles of Composition in Chinese，as Deduced from the Written Characters”（《汉字构成的原则》，1879），以及“Remarks on the Ch’un Ts’ew”（《论〈春秋〉》，1885）等，刊登在当时国际汉学前沿刊物《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和《英国皇家亚洲学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
1886年，双耳失聪已四年之久的理雅各出版译著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A. D. 389—414）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法显行传》，又称《佛国记》）。是年秋，由于过度劳累，理雅各突发中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理雅各被迫停止其在牛津大学讲授的所有课程和讲座，专心修养。5个月后，他重登讲台，继续教授《三字经》《西域记》和中国历史。1893年，78岁的理雅各再次修订《中国经典》5卷本，于1895年底由牛津克莱仁登出版社再版。在丛书的“再版前言”中，理雅各提出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十三经”（The Thirteen Ching）的翻译。
1895年，理雅各撰写了生前最后一部学术专著The 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离骚与屈原》）。两年后的深秋，理雅各在讲授“汉语文法”课程时忽然中风倒地，溘然长逝，享年82岁。英国汉学界为他在牛津大学举办了隆重的葬礼，随后亲友将之安葬于牛津镇。
理雅各生前好友、牛津大学汉学家艾约瑟博士（Dr. Joseph Edkins，1823—1905）为理雅各作传，这样评价他对传播中华文化所作的贡献：
如今，尽管理雅各已经离去，但他殚精竭虑、经年累月的努力已化为卷帙繁浩的译著，永远地留给了我们（这些译著）包含他们（中国人）所信奉的思想观点和生活的真理。这里所包含的原则，打破了区域性的界限，将整个民族相连。从这些译著中，美国和欧洲的“观察者”真正了解了中国人的形象。（转引自段怀清，2005）
在理雅各离世后的一百多年间，世界各国汉学家络绎不绝地来到牛津镇，拜谒这位“独一无二”的汉学大师。在理雅各的“第二故乡”香港，《中国经典》被数次再版。自1960年起，香港大学还专门设立理雅各奖（James Legge Prize）鼓励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子。
本书以利科对叙事“三重摹仿”的相关论述为方法论原型，对理雅各《左传》英译本进行“叙事化”分析。通过展现理雅各在其翻译实践中对《左传》成书时代的时空背景建构、对书中所记录史实的故事化再现，及其对其中“人”的形象的塑造，探讨以“具象化”为主要特色的“叙事性”翻译路线在翻译研究与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价值。
第一节理雅各“知人”“论世”的翻译思想
一、“让西方的‘观察者’了解中国人的形象”：理雅各翻译活动的“人”学指向
1943年，理雅各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个人的神学教育背景和其所肩负的弘扬“上帝之仁爱”的使命，将其译介活动笼罩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之中。作为他在传教期间最为重要的作品，《中国经典》因此备受争议。以辜鸿铭（1857—1928）为代表的国内的论者指责他把孔子看作“上帝的信史”，将儒学经典视为宗教教义（Legge，1861：41），甚至称他的译文“自始至终都表明他只不过是个对中国经书具有死知识的博学的权威而已”（辜鸿铭，1996：345）。有论者甚至认为，与其说他是在“传播东方经典思想”，不如说他是在“打着文化传播的幌子进行文化侵略”（Phister，2000：37）。
然而，纵观理雅各生平：他在我国香港度过人生近三分之一的时光，其间生活远非安逸。他常常要为生活必要的琐碎开支精打细算，为《中国经典》丛书的刊印花费再三踌躇；他的日常工作纷繁庞杂，每每参与到香港教育、报业、戒烟戒赌和赈灾救难，甚至是探访狱囚的事业中，有时只有深夜和清晨才能开始翻译工作。可以说，他把一生中一半的时光都用在翻译、考证中国经书中。即使在译经后期，长期资助他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因不满理雅各“对异教徒不加区别的包容”，勒令“所有印刷费用都必须严格地由理雅各慷慨的友人承担资助”（Girardot，2011：53）。他花费如此心力，穷经皓首翻译中国经典著作，编写“一百个读者中可能只有一个读者会看”（Legge，2011：133）的翻译注释，更多的是希望西方人能够了解“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世界，另一种文明”（Girardot，2011：110）。他的努力与其说是希望“人们摆脱孔子对中国人的道德影响力而转信基督教” ，不如说是在“欧洲人当中传播东方主义的”伟大故事，旨在让西方人了解，他们眼中“只靠很少面包生存的下等民族”（Legge，2011：232），同样具有“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比肩的智慧生命”。
在其游记和信札中，他以对传教同样的热情记录和描写形形色色的东方生命。他礼赞圣人：他在日记中赞美孟子，认为没有哪个“希腊或罗马的伦理导师能够像孟子这样宏论道德”（Legge，1877：617）。他也刻画平凡人：他记载湾仔听他传道的老者，也记录曲阜孔庙门外拉独轮车的车夫、广州城外舢板上小棚屋里住着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生命”。在长城脚下，在明孝陵前，他惊叹中国人民集体的智慧，感叹中国人是如何完成如此浩大壮阔的工程的。在孔庙，他想到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上拿破仑一世的陵墓。他问自己“两个伟人哪个更伟大呢？ 我倾向于认为是这个中国人，他所阐述的道德和社会学说，永远也不会失去价值”（Legge，2011：181） 。资助他的伦敦传道会再三提醒，要他对“孔夫子那些与基督教真理相左的观点和情感予以驳斥”（Legge，2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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