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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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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晚期鍑，是指西汉末至北朝时期分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鍑。《中国北方晚期鍑研究》通过对发掘出土鍑的类型学分析，梳理出晚期鍑的器身演变规律，并将非发掘出土鍑带入这一类型学分析框架以准确判断其年代。在器身演变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鍑的器耳、高圈足、纹饰的演变规律，以及鍑的用法改变与形制演变的关系。中国北方的晚期鍑来源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式鍑，大致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形成了以夫余为主体的东区和以南匈奴为主体的西区，两区鍑的器身、器耳及高圈足和纹饰形状均有差异，两个区域内还可以分出不同的亚区。东区辽西亚区的鍑随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南下中原而散布到西区和中原地区。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主要继承了西区鍑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东区的辽西亚区的因素，并随着北魏统一中国北方而打破区域间的隔阂，使东、西区鍑的特征融合为一体。进入北朝晚期，随着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北方民族迅速汉化，鍑的数量随之骤减，北朝之后即在中国北方消失。从东汉前期至十六国时期，一直有东北地区的鍑流入朝鲜半岛。西区的鍑中可见到来自西域地区的因素，同时，西区鍑的某些因素，也被西迁的匈奴式鍑所继承。晚期鍑的发展和演变，是两汉至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分化和融合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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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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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1）
第二章发掘出土鍑的类型学分析（5）
一、高圈足鍑（5）
二、扁片状足鍑（17）
三、平底鍑（19）
四、矮圈足鍑（28）
五、中原文化遗存中的鍑（29）
第三章待考鍑的类型学分析（31）
一、高圈足鍑（31）
二、扁片状足鍑（42）
三、平底鍑（45）
第四章形制演变分析（52）
一、器身形制演变总结（52）
二、高圈足形制演变分析（56）
三、器耳形制演变分析（58）
四、器盖和器耳及提梁的演变关系（60）
五、使用功能的改变与鍑形态变化的关系（61）
六、纹饰的演变（69）
第五章源流及地域性特征（75）
一、晚期鍑的来源（75）
（一）鍑形制的对比（75）
（二）来源途径分析（78）
二、地域性特征（80）
（一）地域性差异的具体对比分析（80）
（二）地域性差异的消失（82）
（三）区域内部的差别及与北方民族历史的关系（84）
（四）地域性特征分析总结（107）
三、东、西区鍑与中国北方以外其他地区的交流（108）
（一）东区（109）
（二）西区（112）
第六章结语（118）
一、晚期鍑器身形制演变规律（118）
二、晚期鍑的圈足、器耳、纹饰的演变及用法改变与形制演变的关系（119）三、晚期鍑的来源及地域性特征（120）
附表（122）
Abstract（148）
后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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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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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从西周至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存在一种形态有别于中原系统青铜容器的炊器，现代考古学界认为这种炊器的器名应该为“鍑”。在东汉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这一器名，用来称呼匈奴使用的一种炊器，后世的中原人也认为鍑是类似釜状的大口炊器①。目前发现的鍑大多数为青铜质地，铁质的数量较少，陶质的极少。因其大多数为青铜质地，亦为北方系青铜器中的一种，因此，如果强调与中原系统青铜容器的差别，可以将中国境内的铜鍑称为北方系青铜鍑。具有相似形态特征的北方系青铜鍑以及其他北方系青铜器广泛分布于北方草原，中国北方地区及其北面的蒙古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属于欧亚草原的东区，这一大区域内的铜鍑具有相似的形制特征。中国北方地区的铜鍑是欧亚草原东区青铜鍑的一部分，也是该区分布最靠南的一群铜鍑②。根据考古发现可知，铁质鍑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一直延续到北魏时期，它们与同时期的铜鍑有基本相似的形制特征。北朝时期还有个别的鍑为陶质和银质。本文分析的对象包括铜质、铁质、银质和陶质四种质地的鍑。
一般认为，西周中晚期至战国中期为中国北方地区鍑的早期发展阶段，两汉至北朝时期是晚期阶段，本文也使用“晚期鍑”这一概念作为“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鍑”的简称。中国境内早期阶段鍑发现的数量相对较少，形制相对单一。晚期鍑不仅形制多样，而且数量多，是早期鍑的几倍，但其中非科学发掘出土的鍑和征集品所占比例较大，这给该阶段鍑的年代学和类型学研究带来了较多的困难。关于晚期鍑的研究简史，2007年郭物先生在《第二群青铜（铁）鍑研究》一文中已经有详细总结，本文不再赘述③。近年，中、外学者尝试主要以晚期鍑的形制变化研究为基础，通过欧亚草原东、西区铜鍑发展变化中反映出的相互联系的线索，研究匈奴西迁的问题，其中米克罗斯 鄂第和郭物的论文即是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但是，这些研究均以器耳形态的差异作为铜鍑形制划分的主要依据，侧重分析东、西方铜鍑形态上的内在联系，研究范围包括所有欧亚草原晚期阶段的铜鍑，因而没有把中国北方晚期鍑整体形态的发展演变作为研究重点。2011年，日本学者高滨秀先生将中国北方和蒙古、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鍑作为一个大的“中国区”进行类型学分析，根据器底有无高圈足、器耳横截面形状的差别，将该区域两汉至北朝时期铜鍑主要分为三个类型，E型和G型分别为器耳剖面为“凹”字形和半圆形的高圈足鍑，F型为平底鍑。其中形制最丰富的E型划分出7个亚型，划分的标准有圈足与器身的结合方式、器表纹饰形状、器身形状三种，但是三个标准分别使用，划分出的大多数亚型中包含不同器身形状的鍑。F型的亚型的划分也有与前者类似的情况，而G型则没有再划分亚型，包含了多种腹部形态的高圈足鍑。在高滨秀先生的类型学分析中，没有专门做鍑身形制演变的分析，但是对器耳横截面形状、器表纹饰的演变情况作了比较准确的分析，特别是根据其对器耳形状演变认识排出的平底鍑从Fa型到Fe型的演变规律比较科学可信。该文也涉及简要的地域性差异分析。
两汉至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鍑的器身形状形制多样，其中有地域性的差别，也有年代的差别，以往学者之所以没有对其做充分的分析，主要原因之一是基础材料不理想，征集或采集的鍑所占比例很高。例如，在高滨秀先生分析的约160件这一时期的“中国区”鍑资料中，有90余件是非发掘品，这些非发掘出土鍑的年代只能依靠与少数发掘出土鍑做形制对比分析来推定，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对鍑形制演变的深入研究。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境内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晚期阶段鍑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56件铜鍑，而且器形多样，该墓地的年代也很明确，为三燕文化中期，即慕容鲜卑以辽西棘城为都和建国前燕时期，相当于西晋晚期至十六国前期。喇嘛洞出土鍑的资料填补了部分晚期鍑形制演变的缺环。
2009年，《陕北出土青铜器》发表了陕北地区发现的18件两汉至北朝时期鍑，虽然这些鍑均为征集或采集品，但是因发表的器物图片及文字描述资料翔实、大多数出土地点明确，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料的科学性①。目前，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鍑资料的积累，已经使我们有条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鍑的形制演变做出全面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北方地区晚期鍑的类型学分析，探索其形制发展演变线索。中国新疆地区的鍑与中国北方地区的鍑形态差别较大，而与欧亚草原中、西部的相似之处较多，本文的鍑类型学分析不包括新疆地区在内，也不包括中国西北其他地区与新疆地区风格相似的鍑。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首先以中国境内发掘出土的鍑为基础，进行类型学分析，初步搭建出鍑器身形制演变的框架②。然后根据分析所得结论，将中国境内非发掘出土的年代不明确的鍑归入相应的类、型、式，并作更准确的断代分析。之后，以文中涉及的所有鍑为对象，分析鍑的器耳、器足等部位以及纹饰的演变，鍑的使用方法和功能的改变以及中原文化影响与鍑的形制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两个鍑分布区的地域性特征及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鍑的源流及其与相关北方民族的关系等。在中国南方地区也发现极少量铜鍑，在本文分析鍑的分布范围和流向部分，也将涉及这些南方地区的鍑。
为了使叙述文字更统一，本文将鍑各部位的名称统一，具体如图所示（图一）。
目前发现的晚期鍑中大多数为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这一时期存在十几个北方民族政权，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这一百七十多年时间内的不同历史阶段有多种名称，既有针对全体北方地区的“十六国时期”“北朝ヅ时期”这一前后相继的阶段划分，也有“三囯燕（前燕、后燕、北燕）时期”“北魏时期”图一鍑各部位名称示意图这种区域性的时代概念，而且这四者之间年代有交叉。对于这一时期的以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地区为主的长城地带中段的遗存，考古学界往往使用鲜卑拓跋部的历史纪年，即以迁都平城、统一黄河流域、迁都洛阳为三个节点，分为拓跋鲜卑定都盛乐时期、北魏早期、北魏中期、北魏晚期。辽西地区发现的十六国时期遗存的断代研究比较精细，一般情况下可以区分出前燕、后燕、北燕三个时期的墓葬遗存。东北考古学界还将辽西地区以慕容鲜卑为主体的文化遗存命名为三燕文化，其中慕容部游牧于辽东之北的时期为三燕文化早期，大致相当于西晋前期；慕容部迁回辽西地区并建立前燕政权为三燕文化中期，年代在西晋后期至十六国前期，根据其都城的地理位置还可分为棘城、龙城、邺城三个阶段；后燕至北燕时期为三燕文化晚期。本文基本沿用考古学界常用的对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考古遗存年代的划分方法，即长城地带和辽西地区分别以北魏的三个阶段、三燕的三个时期为阶段划分标准。此外，大致以慕容鲜卑的前燕灭亡（370年）和拓跋鲜卑的代国灭亡（376年）的时间为界，将十六国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同时也使用北魏早期、中期、晚期的概念，其中北魏早期与十六国后期年代大致相当；本文将北魏灭亡之后的北朝时期称为“北朝晚期”。上述采用的年代划分方法适用于一些需要通过形制对比分析来断代的鍑。对于辽西地区出土的鍑，除了保留原有的以三燕为基准的断代结论以外，还另增加它们相应的在十六国及西晋时期纪年所处的阶段，如前燕时期的鍑，其年代在前燕之后再增添“相当于十六国前期”（详见图二）。
图二十六国及北朝时期年代关系示意图
第二章发掘出土鍑的类型学分析
西汉晚期至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镂空高圈足鍑和平底鍑是几乎始终并存的两大类鍑，扁片状足鍑和矮圈足鍑的器身分别和前两者接近，但是数量很少，存在时间也较前两者短。冯恩学先生将中国境内铜鍑分为高圈足鍑、平底鍑、矮圈足鍑和短足鍑（即本文命名的扁片状足鍑）四个类型，郭物先生也采用同样方法将晚期鍑（即该文的“第二群铜鍑”）划分为四个类型。本文认为这种分类型方法比较合理，适用于针对晚期阶段铜鍑的类型学分析。但是，为了使类型学分析更有可操作性，本文将冯文的四个类型改为四个大类，在每大类下根据器身形态的差别划分类型。在类型以下，主要根据器底、上腹或口部形状的差别划分亚型。式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鍑深度和肩部、下腹形状的变化。除了两处例外情况，器耳、高圈足均不作为类型学分析的内容（每件鍑的所有详细数据见附表一至附表四）。
一、高圈足鍑
中国北方（不含新疆地区，以下均同）晚期阶段的高圈足鍑都带镂孔，本文将镂空高圈足鍑简称“高圈足鍑”。
高圈足鍑在中国北方发现数量最多，目前正式发表的年代明确的发掘出土高圈足鍑有59件，在晚期鍑中数量最多。根据器身形状差别可分为五个类型，即A型倒三角形、B型卵形、C型圆形、D型筒形、E型一侧扁平的筒形。
1A型高圈足鍑
器身近倒三角形，尖圜底。仅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墓地M3014出土1件，上腹部略内敛，小直领，下腹部急收，高圈足底边外折。该墓地年代为东汉
前、中期（图三）。
2B型高圈足鍑
器身近卵形，深腹。最大腹径位于腹中部或中上腹，下腹内收较急。共3件。根据口部形状的差别分为二亚型。
（1）Ba型敛口无领。共2件。吉林榆树县老河深墓地M56出土1件，圈足底边外折，圈足与鍑底结合处有凸棱，圈足底部外折，器耳有边框，墓葬年代为东汉前期（图四，1、2；彩版一，1）。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墓葬出土1件，铁质，圈足较铜质者矮而宽（图四，3，彩版一，2），根据墓葬地理位置和出土陶器特征可确定该墓为东汉前期的南匈奴墓葬。
（2）Bb型侈口矮领。只见1件。内蒙古东胜补洞沟墓地M7出土，铁质。该墓地为刚迁入鄂尔多斯高原不久的南匈奴所遗留，年代为东汉前期（图五）。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69～383页。该简报没有介绍鍑器耳的形状，器耳形状线图为本文作者根据该器物实物照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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