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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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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豫北医学传教史研究》从医学史角度审视近代加拿大使团在豫北的医学活动，探寻历史背后的当代价值，适合科技史研究生、医学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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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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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加拿大传教士用医学敲开豫北大门；庚子之交，在安阳、卫辉、怀庆等地建起西式医院；1920年，一份医院科学效率报告，促使惠民医院落成，标志着豫北正规化医疗体系的新生；一所护士学校，一支卫生宣传队，一张农村医疗网；两代人，四度重返，六十年筚路蓝缕，西医精神沉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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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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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言
一、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二、文献资料与先行研究
三、豫北医学传教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近代豫北医学传教的背景
第节时代与文化背景
一、医疗服务与宗教福音事业
二、中国沿海初期的医学传教
三、豫北医学传教的特殊之处
第二节豫北：何以成为加拿大人的必然选择？
一、基督教传教士深入河南腹地传教
二、近代豫北的医疗卫生实况
三、医疗需求与加拿大的选择
本章小结
附勇敢的乡村冒险者--古约翰、史美德
第二章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活动的肇始
第一节古约翰：开径辟路初人豫北
第二节初显身手，用医学敲开家门
一、初到豫北，屡遭冷遇
二、仁术仁心，融化坚冰
三、入乡随俗，扎根豫北
第三节屡挫屡奋，为生存立教而战
一、在与疾病抗争中前进
二、用知识诚意战胜暴力
三、为传教豫北不懈奋斗
本章小结
附为了信仰而坚守--第代医疗女传教士马多士、科玉贞
第三章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活动的开展
第一节豫北三府教会医院的初建
一、使团兴办医院的原因
二、安阳广生医院的初建
三、卫辉博济医院的初建
四、怀庆教会医院的初建
第二节豫北教会医院的初步效果
一、提供有序的医疗服务
二、形成了医疗诊治群体
三、改善医务人员的生活
四、拓展和维系与各界的关系
五、促进卫生系统的形成
第三节向正规化近代医院的转型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医院扩建
二、集体正规化的转型启动
三、传教与传医重心转换
本章小结
附为了信仰而前仆后继--孟恩赐医生夫妇和他们的后代
第四章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活动的深入
第一节豫北正规化医院集体转型
一、医患比例及护理水平
二、医疗卫生设施与服务
三、分科意识促建辅助部门
四、主耍病例和治疗成果
五、正规化医院的主指标
第二节豫北医院医教关系的变迁
一、早期投入与医教纷争
二、宗教狭隘与医院紧身
三、去宗教化与医院发展
第三节医院管理权限的易主冲突
一、医院管理权两次易主
二、传教医务人员的情感
三、管理权限争夺的原因
本章小结
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威廉 麦克卢尔父子的中国情结
第五章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活动的教育支撑
第一节本土医学人才培养三阶段
一、识字扫盲阶段的培训
二、教会中小学校的教育
三、教会正规的医学教育
第二节豫北正规医学教育的开展
一、中西医学体系的差异
二、惠民护士学校的特色
三、豫北护理体系的影响
本章小结
附近代豫北护理事业的创建者--饶秀贞、布莱登
第六章近代豫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端
第一节豫北公共卫生理念的传播
一、传教与公共卫生事业
二、公共卫生运动在豫北
三、易佟中的女性传教护士
第二节怀庆"农村医疗网"建设
一、乡村建设与卫生宣传
二、传教士对农村的影响
三、农村医疗网：新构想
四、罗光普的"人生公式"
本章小结
附近代豫北公共卫生意识的传播者--盖麻姑、彭纯修
第七章加拿大传教使团的撤离与医院重生
第节加拿大传教使团的"四进四出"
一、"义和团运动"中的撤出
二、北伐战争中的大撤离
三、反英运动中的大撤离
四、因内战而永久的撤离
第二节内忧外患中缓而痛的解体
一、反复撤离中遭受重创
二、外部的支持不断削弱
三、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
第三节豫北三所教会医院的重生
一、安阳广生医院的沿革
二、卫辉惠民医院的新生
三、平原省省立医院的筹建
本章小结
附近代豫北本土的医护领军人物--段美卿、李素英
第八章豫北医学体制的本土化及其影响
第一节豫北医学体制本土化的表现
一、器物层面本土化的表现
二、制度层面本土化的表现
第=节豫北医学体制本土化的影响
一、中西文化的磨合与创新
二、有形遗产的历史影响
三、对无形遗产的挖掘和利用
本章小结
附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者--季理斐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缩略语查询目录
附录2外国人名对照表
附录3近代豫北地区传教活动大事记
附录4本书所涉及的近代在豫北的加拿大传教士名单览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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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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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豫北医学传教史研究
引言
一、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传教士及其在华的传教活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和视角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从最初作为“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反洋教斗争史研究，以及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附属和分支，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自成体系的独立研究领域，即从零散走向体系；从单一的教案研究走向文化传播、科技交流、教育转型的综合研究，对其评价的角度也从改革开放前的帝国主义侵略工具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桥梁等。
其中，医学传教史又是热点中的热点。它不仅是历史学，而且是科技史（特别是医学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日益受到瞩目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研究主要基于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及其社会影响方面。而且，就个案来说，不仅涉及的个案较少，案例分散，研究也不深入；就区域来说，也仅局限在澳门、香港、广东、福建、上海、山东、四川、台湾等地；就社会影响来说，对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关系也缺少系统的研究，对西方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体制化关系的研究更是接近空白。
无论是作为个案的研究，还是区域史的研究，国内外关于近代豫北医学传教史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史料的整理、发掘和梳理方面，尚未见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笔者30多年前所就读的新乡医学院，就是当年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学传教活动留下的成果之一。有幸的是，笔者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从事管理工作，一直以来，对校史进行寻根溯源是笔者的一大夙愿。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学生，笔者目睹了加拿大传教士带领后代100多人来卫辉寻找青春足迹时的那份激动和虔诚，让笔者为之深深震撼；2003年，作为教师，笔者又亲自接待了多批传教士后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寻访，因深感其产生的国际与政治影响，特别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重大影响，而转向医学史研究，思考豫北西医的起源与基督教的渊源，以及现代中国医生对医学精神的理解与当年西方传教士医护人员的某些差距，尝试着借鉴百年前基督教传教士在豫北的医疗、护理、医院管理及医学教育理念，用于医院经营管理包括文化建设，竟然取得了意料之外的丰硕成果。这些更加坚定了笔者对西方传教士及其医学活动怎样深刻地影响了豫北近代医学的传入，以及体制化、本土化这一主题（也是新乡医学院校史的源头、核心及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深入发掘的信心，甚至油然生出了某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这应该是本书撰写的缘起。
近代河南尤其是豫北是近代西方传教的一块“真空”地带，而且封闭落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加拿大作为刚刚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国家，长老会又是其国内最大的教会组织，继欧美国家之后派遣传教士入华，以医学传教进入这块异质的土地，并且站稳脚跟，其发展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建起了新中国成立前河南最先进的三所教会总站医院，对豫北乃至河南近现代西方医学的本土化、体制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拿大长老会在近代豫北的医学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兼个案与区域于一身的研究课题，而且极具典型性、独特性和纯粹性。它是以医学传教为视角来考察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史的一个完整的案例，也是西方医学在中国本土化、体制化的一个纯粹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剖析，能够以小见大、具体而细微地理解医学传教的共性与个性及其关系。同时，以尽可能翔实与原始的资料，发掘和还原豫北医学传教的历程、特质和影响，是科学技术史学科规范的要求。最后，笔者将豫北的医学传教置于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下做比较研究，有望揭示若干学术谜团，譬如：①加拿大长老会为什么会选择豫北作为传教基地？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还是历史的必然？在全国包括河南一带激烈的传教竞争中，加拿大长老会为何会长期独霸豫北？②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先行的老牌殖民国家不同，后发的、同为殖民地、相对不带政治、经济等目的的加拿大，出于更纯粹的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教目的，在面对全新的受众时，采取了怎样的传教模式？③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的医学传教背景、模式与其他地方有何共性，还有哪些特性，其规律性是什么？其成功的要诀是什么（医院经营理念、管理模式、护理卫生、医学教育等）？④加拿大长老会对近代医学在豫北的本土化、体制化具体内在的影响是什么？在这种影响中，加拿大长老会适应豫北社会的因素有多大？换言之，如何看待基督教教会“本色化”运动在豫北医学传教中的作用？⑤在豫北医学传教的历程中，加拿大长老会关于“疗灵”与“疗身”关系的认知经历过怎样的演变？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对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医学传教的成功有何内在的影响？⑥除了以上需要回答的科技史的外史问题或者说科学社会学的问题之外，如何细致梳理和系统把握豫北医学传教的内史诸如分期、进程、特点、规律和影响等？以上六点，即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拿大传教士在豫北的医学传教案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首先，加拿大教会来华传教虽较西方各国为晚，但背景相同，而且传教活动持续的时间很长，从19世纪末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历时60多年，是西方基督教对华传教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对华传教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加拿大又有其特殊性，一是后发者，海外传教活动起步较晚；二是它本身还是刚刚建立自治领的英国殖民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会秉承宗主国英国的旨意，但其本身的传教活动相对而言不带政治、经济等目的，更多的是出于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教目的，因此，加拿大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属于更纯粹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范畴，是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西学东渐中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相对特例。再次，河南地处中原，相对闭塞，贫穷落后，缺医少药，民风守旧，排外性强，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社会，医学传教活动开展有着很多不同于沿海地区的特征；加拿大在华传教士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宗教福音”（Religious Gospel）时期，第一代传教士（福音传教士与医学传教士）之间在对待“传医”与“传教”的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到了1920年以后的“社会福音”运动时期，第二代传教士从思想及行为上推进了“传医”与“传教”的分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加拿大长老会华北使团（同下文的“豫北差会” 一般来说，“差会”指西方教会派遣到中国来传教的各宗派团体。由于有关文献出处、记载、翻译存在差别，故在本书中，“豫北差会”与 “加拿大长老会华北使团”通用。）成了一个轻福音传播而重医疗的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的成功绝不是一个偶然，自有其内在的必然，以及自己的独到之处。加之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医疗改革的关键时期，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冲突依然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对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医学传教及其成功经验进行科学技术史、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等视角的发掘、梳理和总结，探索西医的本源及西医与中医的文化差异，探讨“科学家的大脑”与“传教士的心灵”对于培养好医生的重要意义，以史为鉴，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文献资料与先行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前大陆关于在华医学传教活动的相关资料与研究
教会的医学传教活动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有关教会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则始于19世纪下半叶。
19世纪4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就刊发了一些医院的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中国丛报》刊登的19世纪初在华外国医生、传教医生及医学团体的活动，留下的大量传教士医学传教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研究医学传教提供了方便。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医学传教士的回忆录、传记出版。自传性著作比较著名的有：1861年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出版的著作《医学传教士在中国：一个20年亲历的故事》William Lockhart，以其亲身经历详细记述了1860年之前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传教活动；等，分别以翔实的材料记述了英国医学传教士司督阁、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1888），以及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及医学传教经历。
进入20世纪，基督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已经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各国差会对在华传教的历史进行了总结，除教会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外，中英文的教会史和医学传教史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通史类的著作较著名的有：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1862～1931）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史》，该书对1807～1907年来华的基督教差会包括医学传教活动的历史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英国医学传教士巴慕德（Harold Balme，1878～1953）所著的《中国和近代医学：医学传教研究》Harold Balme ，则对医学传教的起源、方式、教会医院的变迁、医生和护士等新式职业、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及前景展望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整理；英国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的著作《中国的教会医院》Elijah C，则在全面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教会医院的分布、设备、运作等做了详细的分析；美国医学传教士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1854～1921）的著作《医学传教：两重任务》，以世界各地的教会医疗事业为着眼点，在许多地方以中国为个案，对研究中国教会医疗事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美国教会史家赖特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中，利用英文文献对基督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而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则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汉语著作中的代表，其中对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医学传教活动进行了扼要的叙述。专门史的著作主要有：撒切尔的《医学传教在中国》W，古尔慈的《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Kingston De Gruche 等。前者是关于英国循道会在湖北、湖南等地进行医学传教活动的记录，后者则是有关英国安立甘会医学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活动的记载。与此同时，一些教会医院对其院史进行了整理，如广州博济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长沙湘雅医院、华西协和医院等。这一时期，中国医学界学者王吉民等也开始了中国人关于西方传教士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特别是王吉民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和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对西方医学传教活动有所关注，但主要侧重于医学史，对医学传教本身及其影响所涉较少。不过，史学名家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却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肯定了西方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在传播西医中的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关于在华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将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贴上了“文化侵略”的标签，不仅医学史家王吉民、顾杏元等如此，而且史学家如刘大年、卿如辑等也都将美国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视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的定性逐渐从“文化侵略”转向“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特别是1995年以后，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陆续成立了基督教研究机构，关于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无论在文化史、地域史等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果不断涌现。顾长声、赵璞珊、顾卫民、陶飞亚、高晞；、张大庆、梁碧莹、田涛、吴义雄、何小莲等，李传斌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李传斌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中国近代社会（1835～1937）》，是专门研究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活动的论文，系统介绍了医学传教活动的缘起、展开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2008年4月18～20日，山东大学召开了“身体 灵魂 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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