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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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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3编12章。第1编主要讨论大学制度的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大学的本质与合法性基础，大学的组织特性对制度有什么影响，大学组织内的不同利益群体又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和立场在进行权力博弈，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又会如何深刻影响地影响大学制度。第2编主要讨论主要西方世界的大学制度模式和实践，包括西方大学的核心价值理念，有代表性的几种大学制度模式，美国大学治理中的第三方组织和行业自律，以及欧美大学治理的三A原则和新趋势。第3编主要讨论中国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包括近十多年来实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大学制度的影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学术权力和谁来治校，以及通过透视赋予大学现代身份的大学章程来分析当前中国大学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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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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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教育发展战略；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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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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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上篇大学组织与大学制度
第一章大学的本质及其合法性基础
一、大学的本质属性
二、大学的合法性基础
三、大学的兴起：永续产品、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
第二章大学的组织特性及对制度的影响
一、西方代表性的大学组织理论
二、大学的组织特性
三、组织特性对制度的影响
第三章大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
一、场域、资本与大学
二、主要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三、基于学科产生的权力关系
第四章知识生产模式与大学制度变革
一、知识与知识生产模式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分期与当前的主要特点
三、知识生产模式对大学制度的影响
四、案例分析：MOOCs的出现及对大学制度的冲击
五、知识生产模式演变带来的挑战
中篇大学制度的西方模式
第五章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
一、什么是学术自由？
二、关于学术自由的法律保护
三、终身教职制度——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制度形态
四、大学自治及形成原因
五、从行会自治到有限自治
六、大学自治的法律保障
七、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面临的新挑战
第六章西方大学制度的几种主要模式
一、观测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
二、法国的大学制度
三、英国的大学制度
四、德国的大学制度
五、美国的大学制度
六、日本的大学制度
七、五种模式的权力结构比较
八、思考与启示
第七章美国高等教育的行业自律与社会治理
一、行业自律、社会治理与高等教育
二、美国代表性高等教育自律机构
三、美国高等教育行业自律机制分析
四、从行业自律到社会治理
第八章当前西方大学治理中的三A原则
一、影响欧美大学治理的主要外部因素
二、当前欧美大学治理上的三A原则
三、当前西方大学的治理类型与三A原则
四、创业型大学的出现和发展
下篇大学制度与中国问题
第九章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制度挑战
一、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特征
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性特点
三、中国式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制度挑战
第十章办学自主权的性质与落实
一、认识问题：办学自主权的来源和性质
二、落实问题：政府、大学、第三方组织
三、建议：办学自主权利的回归
第十一章学术权力与谁来治校
一、 学术权力、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
二、当前学术权力行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学术权力异化的根源
四、学术权力的核心问题：谁来治校？
第十二章从大学章程看大学治理
一、大学章程及其价值
二、我国大学章程制定过程的主要问题与矛盾
三、当前我国大学章程的主要特点
四、什么是有效的大学章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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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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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中央政大学制度论府或地方政府根据西方大学的模式建立的，政府是大学制度的直接缔造者。大学创立的背景直接影响了大学的理念和国家对待大学的态度。西方社会对大学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大学是学术性文化组织，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抽象目标，而不是具体目标，因而大学需要较多的自主性和独立空间。另一种理念则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大学，把大学当作一种公共服务机构，大学要服从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目标。中国大学建立于国家救亡图存之际，因而中国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属于第二种。大学一成立，就背负了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任务，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体目标，政府觉得有必要也有义务对大学进行直接的监管，以保证大学不游离于政府目标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一种强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公立大学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政府机构的延伸，隶属于政府部门，按照政府的计划和要求设置专业、招收学生、制定课程和教学计划、颁发学位;政府也根据计划向大学提供人力、财力、物力和政策资源。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之后，受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影响，政府按照提高效率的思路要求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并赋予大学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大部分的办学自主权依然在政府手中。比如，政府决定大学招生的规模和数量，决定大学开设课程中的公共基础课，决定大学教师的指标和中高级职称的比例，任命大学的主要领导，特别是，政府依旧牢牢把握大学的资源配置，公立大学的财政主要还是来自政府。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改观。事实上，对于世界各国的大学制度建设来说，政府都是最关键的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与高等教育的性质密不可分。作为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外溢性使它不仅与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更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自觉地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对教育的管理成为政府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之一。法国、日本等高等教育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自不待言，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多样化特色鲜明的美国，政府在大学的管理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那些光彩夺目的私立大学背后，美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导言仍然是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2012年的数据显示，当年美国公立大学和学院的在校生总数占美国在校大学生规模的71.07%。
强政府对大学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巨大的，也是十分有效的。1999年，中国政府决定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以每年30%～40%的速度扩招，只不过4年时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就从1998年的8%发展到2002年的15%，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而西方国家实现这个过程，一般都需要20多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3年已经达到34.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比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还多。中国政府决定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设置了211工程与985工程，通过政策倾斜保证了一些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资金，迅速缩小了中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差距。根据211工程实施10年后的总结报告，从1995到2005，我国28所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与美国AAU大学（北美研究型大学协会）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在科研经费方面，我国28所大学科研总经费、纵向科研经费的平均值与AAU大学的平均值之比，从1995年的1∶23.4和1∶34，分别缩小到2005年的1∶6.2和1∶6.8;在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频次方面，从1995年的1∶15.1和1∶51.7，分别缩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近10年来，随着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目标的实现和高等教育投入的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大学更是加速度发展，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2014—2015全球大学排名，中国已经有11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400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一直攀升。为了推动地方大学发展，中国政府在近期提出了将600所地方大学转为应用技术大学的宏伟计划，这样的雄心和能力让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羡慕不已。遗憾的是，如今与强政府并立的是弱大学的格局。从1985年提出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的时间，大学并未成为一个真正能够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中国的大学在筹集社会经费办学上没有表现出独立办学者的积极，在相当一部分普通高校的经费来源结构中，社会捐大学制度论赠收入所占比例不足一个百分点。大学在教育质量的保证上没有体现出独立办学者的自觉，一些大学几乎是在教育部对大学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时，才开始自我审视办学质量，有的大学甚至只做“样子工程”应付质量检查。在自我发展上，大学也没有体现出独立办学者的理性和成熟，一些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追逐热门，在办学规模上贪大求全，在办学模式上趋同、丧失特色。政府只好继续充当大学的保育员，不肯也不放心将权力下放给大学。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强政府。强政府可以排除万难，集中力量办大事，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的崛起，与强政府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强政府依然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引擎。但强政府并不一定就是大政府。事实上，进行事无巨细的包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强度。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指出，“一个中央政权，不管它多么开明，多么睿智，都不可能独自处理一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一切细节。它不可能做到，是因为这样的工作超出人力所及的范围。当它想要独自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其运转时，要么满足于不完美的结果，要么消耗大量精力而一无所得。”弱大学并不是强政府的对应词，而是大政府带来的后果。因为政府太大、职能太细、对大学管得太多，导致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也就无法自我规划、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同时拥有强政府与拥有强大学并不矛盾，比如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的德国柏林大学就兴起于德意志民族意识兴起之时。为了挽救普法战争失败后危机四伏的国家，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以铁腕的手段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身为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的洪堡推动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为柏林大学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柏林大学和洪堡理念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洪堡的贡献在于，即便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他也能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大学之间应该有边界。他指出，“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他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导言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公用，其成效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那么，政府权力与大学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学者伯达赫把现代大学享有的自治权分为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大学拥有自己确定组织目标和拟定计划的权力，也就是决定什么是学术;而后者是指拥有实现组织目标和落实计划的权力，也就是如何实现学术。伯达赫认为，政府可以干预大学的程序性自治，因为影响程序性自治通常不会影响大学最终实现学术目标;但如果干预了实质性自治，则影响了学术的核心。中国政府在与大学的互动上，如果能够明确这一边界，在对高等教育进行规划、指导和监督的同时，注重保障大学的实质性自治权利，则能更好地发挥出强政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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