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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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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研究——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以“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为中心，采用后殖民批评理论、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形象学方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形象西传的中介——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描述，关注中国文学域外形象，审视中国文学在西方学术语境下被介绍、翻译、批评和建构的过程，反思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整体形象症候以及自我定位与形象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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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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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淼森,男,汉族,198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西文化交流、政治学和政策研究，现任职于中央国家机关。出版个人专著3部，译著1部，在《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人大复印资料》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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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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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论
选题缘起：汉学能否成为文化批评的研究对象
本文所涉及的“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
相关学术史描述
一.当代汉学研究界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问题的认识
二.国内文学研究界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问题的认识
方法论说明
一．后殖民批评理论
二．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
三．文化地理学理论
第一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如何发生？
第一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能否突破西方文学批评观念？
一．如何理解“文学批评”这一关键词？
二．“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特殊指涉
第二节 中国文学西传过程中的选择问题
一.游记汉学时代：缺席的中国文学
二.中国文学译介之发生
三.传教汉学时代对中国文学的回避
第三节 中国文学缺席怎样影响了18世纪“中国热”？
一．戏剧风靡而文学缺失
二．文学缺失背景下的“中国园林热”
第四节 汉学家的文学观造成“中国热”退潮
一．中国形象变更的根源在西方
二．启蒙时代的主体性凸显与现代性伦理
三．中国文化形象跌落：一次现代性事件
四．中国热退潮后的专业汉学诞生语境
第二章 西欧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范式问题
第一节 法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观范式谱系
一．法国汉学的师承体系考辨
二．追根溯源：索隐派情结与汉语形象
三．语言中心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反思
四．民俗学视角：文学是了解中国人生活的窗口
第二节 英国汉学家翻译背后的文学观问题
一．中国文学进入英国人的视野
二．英国汉学学科建制特色
三．英国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文学形象
第三节 德国汉学的中介意义
一．德国汉学分期问题
二．中德学界对话史的启示
三．德国汉学移美与美国汉学起源
第三章 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范式问题
第一节 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溯源
一．博物学视野下的“观察中国”
二.中国语言文字论
三．文学故事化的《诗经》解释模式
四．从雅文学指向“文明的停滞”
第二节 “中国研究”学派对于中国文学材料的使用
一．“社会-文学”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二．“中国研究”学派文学观的内在一致性
三．经由中国文艺阐释儒教命运
第三节 汉学家个人化诗歌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一．文体：形式的优越感
二．后现代语境下的文本细读
二．传记式写作的故事化倾向
第四节 从阐释焦虑到理论自信
一．美国汉学的社会科学特征
二． “社会科学化”的文学研究
三．中西文学理论话语权问题
第四章 当代西方汉学家中国文学观新趋势
第一节 范式突破：彰显“异”的价值
一.经由中国反思“世界文学”
二.经由中国的思想与艺术之旅
第二节 范式突破与谱系延续
一．“以中国为中心”仍属内部调整
二．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及其争议
三．生态学叙说与全球史视野
四．后殖民汉学家及其学术实践
第三节 挖掘中国文学的内在解构性
一．解构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文本”与“文本中国”
二．设身处地性与重建少数派话语
第四节 族裔散居：异军突起的华裔汉学家
一．远游的诗神
二．置身于生态美学边缘
第五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套话分析
第一节 形象学意义上的套话
第二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套话举隅
套话一：以我观物-以西解中的思维痼疾
套话二：地理学与人种学视角
套话三：以西方理论统摄中国文学
套话四：中国文学今不如古
汉学批评中的套话问题——以欧美红学为例
第三节 能否走出殖民主义文化观的误区？
第六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价值定位
第一节 争议：是否存在东方主义或汉学主义？
一．汉学与东方学的比较分析
二．汉学家“发现中国”的着眼点与认知逻辑
三．汉学个案对后殖民经典阐释框架的挑战
第二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本土处境
一．启发西方文学与思想的灵感之源
二．关于文学想象与汉学渊源的个案分析
三．孤独言说：大众文化时代的汉学处境
结语：中西互动 走出汉学
一．后殖民理论与汉学研究互动的学科意义
二．批评不再是特权：艺术终结时代的批评反思
三．走向文化研究的空间差异性视角
四．回归中国文论自身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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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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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如何发生？
西方汉学涵盖的领域与内容十分广阔，包括社会、经济、历史、科学、军事、文学、美术、建筑等各个方面，本论文的论域仅限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与表述——“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西方汉学是站在西方学术立场上，以西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科，因此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必然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以中国文学、文学思想等为研究对象，学术的起点首先是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作家和文艺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行汉学家的再阐释，这构成了汉学家文学观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汉学的本质是西学，在方法论上必然以西方学术为依归，深受同时代及其历史上各种批评流派的影响和启发。
第一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能否突破西方文学批评观念？
在分析“中国文学观”在汉学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时，必然要涉及到对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诸种概念的历史脉络：汉学领域内何时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学？又怎样渐渐形成了一整套评价中国文学价值的体制？对于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大体如何，又是怎样一步步成熟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回到西方自身关于文学、批评、文论的观念史，审视其对于汉学家文学观发生发展的潜在影响。
一．如何理解“文学批评”这一关键词？
根据现代批评家雷内?韦勒克（Wellek，1903—1992）的考证，批评一词具有较为复杂的概念演变史。韦勒克围绕着“批评”（criticism）这一概念提出了三个问题：1.“批评”如何能够取代了“诗学”和“修辞学”；2.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中对于“批评”的拼写有何差异；3.德国为何出现文艺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这样的新词来指代文学批评，而德语“Kritic”一词为何成了报纸短评的涵义。 在回答这三大问题的过程中，韦勒克考证了批评一词的渊源与流变以及文学批评与诗学、修辞学、文学理论等概念的关系问题，这对我们判断西方汉学领域内的类似文学批评概念不无裨益。
韦勒克指出：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源出自希腊文的Krités（判断者）和Krineín判断，作为“文学批评家”意思的“kritikós”一词出现是在公元前4世纪，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与“文法学家”的不同，然而希腊语的“kritikós”一词很快无人问津，其对应的拉丁文“criticus”一词只是偶然在西塞罗、西隆等人的著作中见到，“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也高于“grammaticus”（文法学家）。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个词被当成医学术语使用，意思是指“危象”（crisis）和“病情危急”critical。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才恢复了原义，并且与文艺复兴时期考证和编纂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的风潮结合起来，“对于那些致力于复兴古代学术这项伟大事业的人来说，文法学家、批评家、语文学家这几个词都可以互相替代”，尽管伊拉斯莫斯把“批评术”（ars critica）用作诠释的工具，目的在于实现宗教自由，但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更喜欢将这类概念用于古代经文的编订方面，例如卡斯巴?绍普（Kaspar schoppe,1576-1649）就把批评家唯一的目的和任务说成“努力改进希腊、拉丁作家的作品”。
“批评”这一名词的意义扩大到整个文学理论体系，包括今天所说的实用批评以及日常书评，是在17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这一概念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发生在法国，夏普兰（1623）、奎?德?巴尔扎克（1634）、布瓦洛（1674）、拉布吕耶1687等都开始使用“批评家”的说法。正是在17世纪的法国，批评从专指对古典作家进行文字考证的概念渐渐发展为同“理解、判断甚至认识论的问题”密切相关。英国的词义发展与法国基本类似，第一个使用该词的英语作家是德赖登，其在1677年为《天真之境》所写的序言说：“按照亚里士多德最初的规定，批评就是指正确判断的标准。” 此外，德国对于“文学批评”的适用范围越来越窄，只限于日常报纸的书评，而德语中生发出的新词“文艺科学”则同当代文学脱节，在韦勒克看来，这背后隐藏着理论与文本脱节的危险。
韦勒克对文学批评的梳理隐含了其自身的理论倾向，大致来看，韦勒克相信要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进行区分，前者研究原理、范畴、技巧等（韦勒克认为文学理论的概念胜过“诗学”，因为它肯定包括散文形式在内而没有“诗学”所具有的指示性含义），而后者则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韦勒克认为在当代，人们一般理解的“批评”一词用法过宽。罗吉?福勒也同意应该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加以区分，但克鲁斯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中则认为文学批评本身就涵盖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各种职能大不相同，从新书评介到系统的理论研究都在其列。”并且“广义而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艺问题的理性思考。作为一个术语，它对于任何有关文学的论证，不论他们是否分析了具体的作品，都同样适用。”而诺斯罗普?弗莱则强调文学批评自身存在的独立性，E?奥尔森强调文学批评的哲学性，此外，埃布拉姆斯、布鲁克斯等新批评都强调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的相关性。总的来看，韦勒克等新批评代表人物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较倾向于狭义的层面。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批评流派的兴起，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摆脱了文学附庸的地位，演变为独立的文体，甚至大量吸取了语言学、艺术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学理论范畴。虽然所有的批评家都承认批评是一种理性活动，但这种理性活动已经生发出无尽的可再生性和独立创造性。
二．“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特殊指涉
以上观点都是西方学者站在自身文化语境内部对“批评”所作的考证与分析，并未涉及跨文化比较问题，也就忽视了异域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从一开始翻译问题就不在韦勒克等学者的考量范围内，这一点可以理解，新批评学派对于翻译的态度本身就是颇为保守的，但是一旦引进“翻译”概念之后，异域或者跨文化的文学批评就不能用以上观点来概括，而是生发出更为宽泛的涵义来。翻译本身不是纯粹的一对一交换过程，按照哲学阐释学的观点，翻译文本包含了作者自身的意念以及翻译者自身“视界”，作为第一读者的翻译者接触到异域文本，并且转译为自己的母语，这本身就是一个“视界融合”过程，况且翻译工作往往伴随着译者在字里行间、文前书后的序跋介绍，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选择、翻译与介绍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观点。因此本文认为，至少在处理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问题时，应该把翻译工作纳入考量范围之内，重视翻译过程中字里行间的语词问题以及译者对作品本身的态度与评价。
本文的研究对象“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同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概念密切相关，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汉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三者之间呈现的并非静态的差异关系，而是有着时间上的某种承继、发展、关联与混杂；本文偏重于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问题的论述，但文学与文化问题绝非霄壤，在涉及到某些汉学家对于文化、美学、艺术和语言方面的论述时，凡与文学问题相关的观点也会被纳入“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材料范围。
出于历史事实以及学科特征的考虑，本文倾向于将“中国文学观”视为某种历史过程，重视作为行动实践的“汉学行为”。举例而言，一个早期的西方传教士或许不是专业的汉学家，甚至对诗歌的鉴赏力较为拙劣，但如果他较早发现并译介了中国诗歌或文学并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话，就应该将其纳入“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发展史当中。
早期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往往是与翻译、缩写等介绍性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文学批评雏形更接近于“文学评论”——包括对于作品的翻译、概述、缩写和对于作家的介绍，有筚路蓝缕之功，伴随着这些介绍性工作，文学史模糊地呈现出来；
随着汉学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在1814年专业汉学建立以来，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分析中国文学文本成为汉学的大势所趋，西方的深邃理论与东方的珍稀文本结合更为紧密，且理论呈现出涌现出某种主宰倾向，这时期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呈现出更为正统的“批评”特征；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汉学体系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日趋深入，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对狭义文学作品或作家的理解，而开始从整体上观照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以及文学背后所联系的中国文化精神，以朝代为单位分析文学风格，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文学理论获得了汉学界更多的关注和介绍。随着美国“中国研究”方法的兴起，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有了更多重视，汉学家与国内学者之间的交流机会也增加了，汉学甚至开始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
因此，本文涉及到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包括三大部分：
1.中国文学翻译与介绍性文字。包括对于中国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翻译、概述、缩写、改编，早期汉学多以这方面著作居多，直到今天这项工作依然在继续。
2.中国文学作品批评的论著。尤其是用西方学院体制的方法对中国文学的语言分析、主题分析、历史梳理、跨文本比较等理论研究，这部分著作多发生在1814年以后。
3.中国文学理论方面的论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发掘中国文学特有的美感，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将中国文学中孕育的东方精神价值提炼出来，与西方自身文化比较碰撞；二是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译介，这部分工作多由华裔汉学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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