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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鲁迅先生唯一为外国友人作序的著作。
内山完造写作本书时已在中国生活二十多年，对中国人的了解可谓深入骨髓。他心怀友善，对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其深刻和独到之处依然让现代中国读者豁然开朗，深为折服，这也是鲁迅先生对其称道之处。
这个中国来自他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来自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书斋和文献中的“文章化的生活”。
内山完造眼中的中国非常具有画面感，活泼、生动，真实、真切， 不一定是高谈阔论，但凡他所见，常有一矢中的之感，我们中国人所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书中谈到的“帮”和“吃教”），经他点出，令人豁然开朗或者令人汗下。
以外国人的视角，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个时代的中国。
译者尤炳圻是周作人的后期弟子，通晓英、日语，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是有名的“日本通”。
本书附录蒋百里《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对比阅读，更有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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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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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55年在日本出版时原名《活中国的姿态》。内山完造自陈观察中华文化垂二十年，中国文化有“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的分别，仅通过文献的途径考察中国难免片面。作者凭借常年旅居中国的生活经验和汉学功底，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作出了自己的描述和看法，其中的同情和批评依旧值得国人警醒。他所采取的方法，是从观察日常实际的生活入手，来了解另一个缺乏关注，也更为真实的中国。书后附录了蒋百里的《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对比阅读，更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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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汉名邬其山，1913年来中国，1917年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设内山书店，1927年结识鲁迅，之后成为挚友。1935年《活中国的姿态》在日本出版。1945年10月内山书店被中国政府接收，1947年12月内山完造被中国政府强制遣返归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尤炳圻（1911—1984），字平白，江苏无锡人氏，1911年10月25日生于无锡。1934年夏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当年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及日本文学，1937年夏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和从事译著活动。1945年迁居上海，在上海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缉椝中学及南迁苏州的河南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后分至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其间也从事了文学研究和译著活动，1984年病逝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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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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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鲁迅） 003
绪论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 006
一帮之一种 001
二零买较贱 005
三生命与权利 008
四三类根性 011
五一种习惯 014
六便茶 017
七剩饭 020
八又一剩饭 023
九相互扶助之宴会 025
一○因人定价 028
一一生活符号之文字 032
一二有限公司无法赢利的背后 036
一三彻底的实际生活 041
一四某日之交易谈话 045
一五中国人个人主义乎 049
一六钟之音 053
一七赌博之概念 057
一八关于洋纱 060
一九饭店之二景 063
二○对于商品之注意 067
二一偷与落 070
二二关于天井 074
二三木与竹 079
二四不全力倾注必败 082
二五福禄寿 087
二六绑票 092
二七天无绝人之路 096
二八殉教 101
二九口言谢则失其亲切 107
三○劳资协调 111
三一中国人的生活 115
三二针尖和拳头 120
译者附记 123
译者简介 124
日本人: 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绪言 129
第一章几个自然条件 130
第二章几段历史事迹 133
第三章明治大帝 136
第四章欧战 138
第五章固有的裂痕 141
第六章军人思想之变迁 143
第七章 政治 147
第八章财政经济 150
第九章外交 153
第十章精神上的弱点 156
第十一章黄金时代过去了 158
第十二章结论——物与人 160
这本书的故事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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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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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日文名为《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1935年11月由东京学艺书院出版。对日本文学素有研究的尤炳圻将之译成中文，并交开明书店于1936年8月出版。内山完造邀请“老朋友”鲁迅作序，据称是鲁迅唯一为外国友人的著作所作的序。
内山完造1913年即来中国，写作本书时已在中国旅居20多年，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颇为了解，堪称“中国通”。他的初衷是向日本人介绍中国，一个“活中国”。他强调，这个中国来自他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来自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书斋和文献中的“文章化的生活”——那些字面上的东西，与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情形相差太远。所以，读者可以看到，内山完造眼中的中国非常具有画面感，活泼、生动，真实、真切， 不一定是高谈阔论，但凡他所见，常有一矢中的之感，我们中国人所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书中谈到的“帮”和“吃教”），经他点出，令人豁然开朗或者令人汗下。鲁迅说，“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80年过去，内山完造看到的问题依然摆在那里，仿佛感觉得到作者那双犀利的眼睛仍在直视着我们。
戴季陶在1928年写的《日本论》里曾严厉地说：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几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几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戴季陶是对的。中国人那时对日本的研究泛善可陈。有名的著作，除了《日本论》恐怕就是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此书先在汉口《大公报》连载，1938年9月初版。作者分析日本的民族心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犀利而激昂，直率而带嘲讽，在抗战伊始对提升国民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11月蒋百里先生英年早逝，黄炎培在挽联中褒扬：“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说：“1937年，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这14个字，正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结尾！
一个是一个日本人看中国，一个是一个中国人看日本，编者有意把这两本小册子合编在一起，希望您喜欢。
编者
序
鲁迅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那样的喜欢下“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或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受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中国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作的《中国人的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被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中国很难懂得，中国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地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地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地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1935年3月5日鲁迅记于上海
二八殉教
“不论如何，不能抹杀此殉教者。当时日本人所流之血，虽如海如川如渊，但其中比较纯洁者，则为此殉教者之血。天主教徒之迫害绝不足为日本之夸，然此不屈于迫害而流之日本人之血，乃日本历史之光，日本国民之誉，大和民族之荣也。彼等非必贯日本古今上下之历史，然于其时代，日本国民之精神之最高潮，则可以彼等为标识。换言之，日本国民之精神界，因彼等而始得免荒凉寂寞之讥；日本之精神界，实由彼等而得放一异彩也。”（《德川幕府锁国》篇一四三）关于我国的殉教者，德富苏峰先生之所记如此。（按：德富苏峰系日本近代大评论家。）
若证明日本人的杀伐的残虐性的，是此迫害天主教徒，而发挥日本人的热烈的敬虔的殉教精神者，亦是此迫害天主教徒了。恐怕在日本历史里，最能发挥出日本人的美和伟大的史实，非数在迫害天主教徒运动中牺牲的殉教者不可罢。
然而日本的历史上，却并没有明载着美和伟大。天主教徒们并没有楠正成和大石良雄（按：二人均为日本史上忠臣）那样的识见，然不畏火焚，不怕水溺，碎磔其肉，粉屑其骨，毅然不屈，所以我信此殉教精神实在伟大也。
“宗教所在，迫害必遂之。寻遍古今的历史，像日本对于天主教徒那样，极端加以迫害的事情，还有没有呢？日本的佛教史上也有迫害的，然而佛教徒对于迫害大抵是作出勇敢的战斗。反此，天主教徒，却奉无抵抗的教义，驯顺地服受迫害的命运。惟其如此，所以益发悲惨，同时也益发壮烈
了。”云云，内田鲁庵先生在《Baiku no Shita》一文中绝赞过（按：内田鲁庵系日本近代文学家）。
我曾将汉语的天主教的圣人日历，自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翻阅过。见苏峰和鲁庵两先生所绝赞的事情确实有之。盖谓五日之圣人之历，实分明写着是日本的圣者三木保罗氏以下26 位圣人的圣日哩。每年2 月5 日，全世界的天主堂里所奉献的弥撒，实系献给我们日本的26 位同胞的（其中尚有数名外国人），虽然同胞中大多数并不知道。伟大哪，26 位圣人！虽然并不载见于日本历史，却被全世界的数万万天主教信徒奉为圣人称扬其德哩。又此日历中所记，中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觉得极奇怪，同时，便又想到，在中国，对于天主教徒的迫害，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峻烈呢。岂仅不那样峻烈而已呢，倒不如说中国人对于天主教，是表示欢迎的。虽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不见有壮烈悲惨的殉教者出现，也属理之当然了。
但走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去一看，则见其入口有所谤“殉教堂”样的文字；广厅的周围，大铜版上雕刻着数不清的人名。这是明治三十三年义和团事件时的所谓殉教者。我觉得我一向竟是想错了。然我想起了中国的政治行政，而中国的新旧两基督教会的所属会堂，大多数是以治外法权的外国名义存在的。同时我又想到，其中绝免不了有许多为得免种种骚乱之祸的信者，潜逃入此治外法权的教会堂里去。中国把耶稣教的牧师以及信徒等，呼作讲道理人，别又呼之为吃教人。我是讲道理人，这样说时，当然很对，可置不论；但是为什么要说我是“吃教人”呢。不由想起上海殉教堂里所刻的殉教者，虽然亦名为殉教，但和日本的殉教者又自不同。日本殉教者面对“踏绘”（按：日本幕府时代，会属行禁天主教，逮信教者，弃圣像于地，凡肯践踏而过者赦，不肯者惨杀之。死者无算。）虽然明知道只要践踏便可得救，不践踏非遭火焚，或被杀戮不可，但仍不践踏，遂被以种种残酷之至的方法而处死。这种死法，和中国所谓殉死者的死法，原来完全相异，至此我才领悟了。
中国的信者们，目的在，一有什么骚乱起来，可以避到治外法权区域的教会堂里去，以免于难。义和团事件当时，一班教徒们也是照例逃到教会去避难的。不料义和团蹂躏治外法权，放起火来，将避难中的人们烧杀了。各国联军因此才出兵讨伐。
原来，此辈被称作殉教者的人们，当初只是想得免于祸难，后遂变成殉教者了。还有一桩事情，可以做我的看法的一种佐证，即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过所谓情死。若说中国现在尚没有情死，则一定有人说是谎话，今日的报纸上岂不常载着情死的事吗？然而今日的中国报纸上所见的情死，实为最近的事情。约十年前，日本留学生某，在杭州西湖边假称情死，以自己宣传，似乎才是中国情死之始。其后，一年内也发生两三起了。然而时至今日，仍属特殊现象。我以为情死，或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呢。若谓既有便不能说无了，自然听便，因为有一个所以便认作有了，那是以珍品为主体的古董的想法，我并不赞同。我以为中国还绝不到够说有情死的程度，所以仍作为没有看待的。总之，情死的心理和殉教的心理，原是同样的。我想，在没有情死的中国，没有殉教者，也极自然，毫无矛盾的地方。福禄寿—情死—殉教，思索一下其中的关系，岂非可以得一非常有趣的结论来吗？有一天和鲁迅先生谈起这种话来，可是他说：“老板，对于这话我不能同意哩。中国有孝亲而自殉的人，不是应该呼作殉孝吗？又有殉节的妇人及殉君的忠臣为数均不在少，也都是变形的殉死者哩。”
这话，颇可以表我之不足；对于先生，衷心地感谢。不仅如此，而且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在中国之山之麓、河之岸或是繁华的道街中等地方，常有石造的日本“鸟居”样，上绘以书，若龙宫的门样的东西。这在中国的照片、图书，常可看见，而我们赴中国内地旅行时，也深深印入大脑里的。也可以说表示中国风景之一种特色来的，所谓牌楼才是了。
牌楼上雕刻着种种的赞辞，我的大脑里所想出来的，仅为那些忠臣呀孝子呀节妇之类的文字。而此牌楼，便是鲁迅先生所赐示的表扬殉孝者殉忠者殉节者的纪念碑。如在杭州西湖畔，至今仍吸引一般游客观览的岳飞的“精忠报国”，也是一种纪念碑，对于殉孝殉忠殉节的人们，树立此种纪念碑，得以宣扬其美德于后世，故死也可以瞑目了。然而同时有一桩不容忽略的事情：有许多人死得那样冤枉，而且数目如是之多，使我不得不为之下泪。盖有一种不能名之为殉忠、殉孝、殉节、殉教、殉此殉彼之“殉向（我造的名词）不明之殉死（亦是我造的）”。由个人言之，有遭流弹死者，也有为强盗杀者，也有死于拷问者，也有被土匪枪杀者，更有被带到公安局之类地方去而行踪不明者，被蓝衣团捕后而信息杳然者。由集团说来，有被土匪乃至军队屠杀或弄得失踪者。例如讨伐共产军的战争队，便有许多既非军人，又非共产党员的人们失踪不返。对于这无数人物，我真不知应该怎么说才好了。
目前在一名为新亚旅馆的旅馆里，中国的“Oxford 运动”（按：意义不明）的人们，开了3 天的祈祷会。到会的人众中，有不少是“上海事变”时失踪者的遗族。此辈遗族，也听见过世间的美的热烈的祷词。然而我一听到一看到这样的事情，便不禁为之心神黯伤。总之，竟还有这种无以名之、十分值得同情的失踪的殉死者。我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殉教者，然而我却充分知道有这种不成其为殉教者的殉死者在。所以绝不能看了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彼些被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认作殉教者的大惨死者之类，我也作未成其为殉教者的殉死者看着。而其事不仅是中国人的不幸，也不仅是东洋人的不幸，实在可以说是世界人类的不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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