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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毕飞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曾战胜大江健三郎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被评委誉为“当代的契诃夫”,此书是他首部散文随笔集。 谐趣的,思辨的,赤诚的,感受“毕氏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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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毕飞宇一直被大家公认为小说家中的思想家,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就是虚构,然而,在他近三十年的虚构生涯里,时常也会非虚构——写一些散文和随笔。这本书就是毕飞宇关于他生活、写作、阅读的记叙与思考,谐趣,赤诚,思辨,灵动。
《写满字的空间》
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
我的小学就读于一所乡村学校,而我的家就安置在那所学校里头。学校有一块操场,还有三面用土基围成的围墙。一到寒假和暑假,那块操场和三面围墙就成了我的私人笔记本了。我的手上整天拿着一只粗大的铁钉,那就是我的笔,我用这支笔把能写字的地方全写满了。有一次,我用一把大铁锹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在了大操场上,我满场飞奔,巨大的操场上只有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后来过来了,他从他的姓名上走过的过程中十分茫然地望着我。我大汗淋漓,心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与自豪。残阳夕照的时候,我端详着空荡荡的操场和孤零零的围墙,写满字的空间实在是妙不可言,看上去太美。我真想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像样的作家了。
现在想来我的那些“ 作品” 当然是狗屁不通的。但是,再狗屁不通,我依然认为那些日子是我最为珍贵的“ 语文课”。那些日
子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表达欲望,这种欲望至今没有泯灭。天底下没有比这样的课堂更令人心花怒放和心安理得的了,她自由,充满了表达的无限可能性; 她没有功利色彩,一块大地,没有格子,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学校的围墙上乱涂乱画,把学校的操场弄得坑坑洼洼,绝对是不可以的。利用小学阶段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当然也是好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自然不反对,可我不能同意只有在方格子里头才可以写字,只有在作文本子上才可以按部就班地码句子。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每一个字首先是一个玩具,在孩子们拆开来装上,装上去又拆开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情趣盎然的,具有召唤力的,像小鸟一样毛茸茸的,啾啾鸣唱的,而在孩子们运用这些文字组成章句的过程中,摞在一起的章句都应该像积木那样散发出童话般的气息。
孩子们为什么想写?当然不是为了考试。准确地说,是为了表达。一个人不管多大岁数,从事什么工作,都有表达的愿望。孩子们喜欢东涂西抹,其实和老人们喜欢喋喋不休、当官的喜欢长篇大论没有本质区别,相对于一个“ 人”来说,它们的意义是等同的。我听说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写作文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这甚至是灾难。孩子们有多少古怪的、断断续续的念头渴望与人分享?他们害怕作文,骨子里是害怕表达的方式不符合别人的要求。在害怕面前,他们芭蕉叶一样舒展和泼洒的心智犹如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有许多话想对别人说,他们还有许多话
想在没人的地方说,他们同时还有许多话想古里古怪地说。表达首先是一种必须、乐趣、热情,然后才是方式、方法。害怕作文,其实是童言有忌。
所以我想提议,所有的小学都应当有一块长长的墙面,这块墙面不是用于张贴三好学生的先进事迹的,而是在语文课的“ 规定动作”之外,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地方炫耀他们的“ 自选动作” 。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能培养几个靠混稿费吃饭的人,它的意义在于,孩子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懂得,顺利地表达自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是一件让自己的内心多么舒展的事。在这个地方,他们懂得了什么才叫享受自己。如果表达是自由的,那么,这种自由是以交流作为基础的。交流是一种前提,最终到达的也许就是理解、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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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赴南京任教,1992年至1998年任《南京日报》记者,1998年至今供职于江苏作家协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毕飞宇作品集》7卷,长篇小说《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平原》、《推拿》。作品曾或第一、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一届中国小说学会奖,2010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文学奖,2010年法国《世界报》文学奖,2011年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玉米》,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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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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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三十以前
我家的猫和老鼠
歌唱生涯
我的野球史
人类的动物园
飞越密西西比
Ⅱ
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
一支烟的故事
这个字写得好
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Ⅲ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
我也有点儿说不上来
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
《朗读者》,一木没有让我流泪的书
行为与解放
找出故事里的高粱酒
Ⅳ
自述
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
谁也不能哭出来
谈艺五则
写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有一个白日梦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推拿》的一点题外话
恰当的年纪
情感是写作最大的诱因
我和我的小说
中篇小说的“合法件”
V
作家身份、普世价值与喇叭裤
手机的语言
记忆是不可靠的
地域文化的价值倾向
文学的拐杖
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Ⅵ
好看的忧伤
青梅竹马朱燕玲
上海的向黎静悄悄
王彬彬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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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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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
一、《祖宗》
《祖宗》于一九九三 年刊发在《钟山》上,实际的写作时间则是一九九一年。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发表,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处在退稿的阶段,一篇小说辗转好几家刊物是常有的事。
一九九一年我已经结婚了,住在由教室改造的集体宿舍。因为做教师,我不可能在白天写作。到了夜里十点,宿舍安静下来了,我的太太也睡了,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祖宗》写的是一位百岁老人死亡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闲聊的时候听来的,我的来自安徽乡村的朋友告诉我: 在他的老家有一种说法, 一个人到了一百岁如果还有一口的牙,这个人死了之后就会“成精”,是威胁。
一九九一年,中国的文学依然很先锋,我也在先锋。先锋最
热衷的就是“微言大义”—— 我立即和一位百岁老人满嘴的牙齿“干”上了。和大部分先锋小说一样,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进入了小说,进入了具体的情境。
但是, 很不幸, 就在百岁老人的生日宴会上,“我们”发现了一件事,老人的牙齿好好的,一个也不缺。这是一个骇人的发现。一家人当即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把老人的牙拔了。牙拔了,老人也死了,然而,不是真的死。等她进入了棺椁之后,她活过来了,她的指甲在抠棺材板。一屋子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说话。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响。
《祖宗》所关注的当然是愚昧。这愚昧首先是历史观,我们总是怀揣着一种提心吊胆的姿态去面对历史,所以,要设防。拔牙也是设防。愚昧的设防一直在杀人。
—— 还是不要分析自己的作品了吧,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是我写拔牙那个章节。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一节的时候我突然害怕了。是恐惧。我感受到了一种十分怪异和十分鬼魅的力量,在深夜两点或三点,恐惧在我的身边摇摇晃晃。我还想说,恐惧是一件很古怪的事,如果恐惧发生在深夜两点或深夜三点,这恐惧会放大,无限放大。我的写字桌就在窗户的下面,就在我越来越恐惧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窗户上的玻璃骤然明亮起来,四五条闪闪发光的蛇在玻璃上蠕动—— 它是闪电。随后,一个巨大的响雷在我的头顶炸开了。回过头来想,这一切在事先也许是有征兆的,我没有留意罢了。巨大的响雷要了我的命,我
蹲在了地上,我的灵魂已经出窍了。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太太叫醒,惊慌失措。我太太有些不高兴,她说,响雷你怕什么?响雷我当然不怕,可是,我怕的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
在后来的写作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件。我想说的是,在具体的写作氛围里头,你是一心一意的,你是全心全意的,你的内心经历了无限复杂的化学反应,你已经不是你了。内心的世界它自成体系,饱满、圆润,充满了张力。但是,它往往经不住外在力量的轻轻一击,更何况电闪雷鸣。
在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人。你能感受到你在日常生活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二、《玉秀》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潜规则,在我的写作时间,任何人进来都要先敲门,包括我的太太。就在我写《玉秀》的时候,她忘了。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一个下午,那些日子我的写作特别好—— 在我写作特别好的时候,我不太饿,因此吃得就少(吃得少,人还容易胖,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的太太就很辛苦,有时候,一顿饭她要为我热好几次。四五次都是有的。就在那个下午,她为我送来了一杯牛奶。也许是怕打搅我,她轻手轻脚的,我一点都没有听到她
的动静。
我在写。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电脑, 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我觉得身边有东西在蠕动,就在我的左侧。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是一只手。还是活的,正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出于本能,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也是我的动作太猛、太快,我的太太没有料到这一出,她吓着了,尖叫一声,瘫在了地板上。杯子也打碎了,白花花的全是奶。
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作家, 这个家往往会很平静。但是,这是假象。他的写作冷不丁地会使一个家面目全非。法国人说:“最难的职业是作家的太太”,此言极是。这是写作最可恨的地方之一。
三、《地球上的王家庄》
在闲聊的时候, 大部分批评家朋友都愿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最好的短篇,不是之一,就是最好的。他们说:这东西有点“神”。我不置可否。我知道,这样的话题当事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终于有一天, 一位朋友让我就《地球上的王家庄》写几句“感言”,反正就是创作谈一类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写了什么?
我也都记得。可是, 有一件事是可笑的—— 我的哪个作品在哪里写的, 在哪个房子的哪间屋子,也就是说,写作的过程,我都记得—— 《地球上的王家庄》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为此我做过专门的努力,想啊,想,每一次都失败了。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个短篇究竟是不是我写的呢—— 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我关注的, 它的语言风格是我一贯坚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肯定是拙作,可是,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关于它的写作细节,我怎么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呢?
《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写的,我却拿不出一点证据。他是私生子—— 我喝醉了,和一个姑娘发生了一夜情,她怀上了,生下来了。后来那个姑娘带着孩子来认爹,我死不认账。再后来,法院依据医院的亲子鉴定判定了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认了, 必须的。从此,我对这个孩子就有了特别的愧疚,还有很特别的那种爱。越看越觉得是别人的,越看越觉得是亲生的—— 我就是想不起他生母的身体。唉。
写作要面对戏剧性, 没想到写作自身也有它的戏剧性。好玩得很呐。
四、《青衣》
《青衣》我写了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 许多媒体的朋友总
喜欢把我说成特别认真的小说家, 几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我不反对。人家夸我,我反对做什么,我又没毛病。
其实我写作的时候挺“浪”,一高兴就“哗啦哗啦”地。当然,“哗啦”完了,我喜欢放一放,再动一动。这一放、一动就有了好处,看上去不“浪”了,是“闷骚”的那一类。“闷骚”就比较容易和“稳重”挂上钩,最终是“德高望重”的样子。
一九九九年的年底,我开始写《青衣》,快竣工的时候,春节来了。我只能离开我的电脑,回老家兴化过年。走之前我把返回的车票买好了,是大年初五。老实说,我一天也不想离开我的《青衣》。等春节一过,我在大年初五的晚上就可以坐在我的电脑前面了。一切都很好。
就在大年初五的上午,我的小学、中学的老同学知道我回兴化了,他们约我喝酒。我说,这一次不行了,我的票都买好了,下次吧。我的一位老板朋友大手一挥,“票买好了要什么紧,撕了,回头我让我的司机送! ”
喝到下午,我对老板说,我该回南京了,叫你的司机来吧。我的老板朋友笑了,说:“你还真以为我会送你? 你起码再留两天,过年嘛,我们再喝两天! ”
这个结局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很光火。我把筷子拍在桌面上,说:“你搞什么搞! ”站起来就走。
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对我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有一点你们是不了解的,
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赶上他的好节奏,让他离开作品是很别扭的,他的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被打断的,比方说,做爱。
写作不是做爱,不可能是。可是,在某个特别的阶段,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我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我的朋友,我当初对你那样,完全是因为那个青衣。她是你“嫂子”,你“嫂子”要我回去,我又能怎么办呢?
五、还是《青衣》
二○○五年,我遇见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他告诉我,他喜欢《青衣》。我的自我感觉很好。从外形上看,他不该是文学的爱好者,事实上,他坐过十二 年的牢。连这样坐过十二年牢的、五大三粗的人都喜欢《青衣》,我没有理由不乐观,为自己,也为中国的当代文学。
二○○六年,我有机会去江苏的几家监狱访问。在(苏州监狱)访问期间,我知道了,监狱里的监管极其严格,但是,他们有机会读书,尤其是当代的文学杂志。一位“前书记”说,在监狱里三年了,他读的小说比他前面的五十多年都要多。“前书记”亲切地告诉我们:“很高兴。我对你们很了解咧! ”
写下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的监狱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此感谢,特此祝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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