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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考察问题本身是确证“问题哲学”的理论前提。宽泛地说，问题有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两种。认
识论的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实质是对某些知识的缺乏，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样。存在论的问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域的困惑。在此意义上，问题就不再是疑惑、疑问，因为他对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价值理念和生活旨趣无法实现甚至严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恼，是痛苦的体验。因此，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难题，难题是与人的情感、意志和意义直接相关的。问题表现为疑问，难题呈现为追问。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太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问题寻求的是答案，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难题是处境的产物，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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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哲学与生活”、“价值哲学与现代价值问题”、“伦理学与道德危机”、“消费及其伦理问题”。这种结构安排既反映了作者进行学术探讨的心路历程，又体现了事物的运行逻辑。
本书从对哲学与生活关系的一般探讨，到以价值哲学为依托研究现代价值问题；而现代价值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现代道德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于政治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更表现于经济活动中，对消费现象及其伦理问题的研究，正是这种探讨的主要方面。
全书通过对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等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力图实现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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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晏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研究领域为“公民伦理”、“公共管理伦理学”、“当代生活世界”、“婚姻家庭伦理问题”、“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近年来为校内外多种企业家研修班、企业家管理哲学博士研修班开设“国学与现代管理”、“公共管理伦理学”、“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专题课，计50余次，授课效果良好，深受企业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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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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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001
第一编 哲学与生活世界
论哲学在场的方式 003
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 018
流动的“物”——论唯物史观之“物”的诸种形态 036
辩护与批判——马克思人类学范式视野中的市场经济 072
第二编 价值哲学与现代价值问题
生活世界：实践、意义促创与生命体验 093
价值的原始发生与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 107
过程代价论 126
虚拟享用：伦理辩护与批判 145
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批判 166
论精神公共性危机及其重建 193
第三编 伦理学与道德危机
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传统伦理的现代境遇 217
从德性之美到城邦之善——论两种善的逻辑及其通约关系 235
论作为整体伦理之危机 257
论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消解与重建 284
第四编 消费及消费伦理问题
消费的合理性与合理消费 303
附录：主要学术成果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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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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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
阅读提示：哲学观是对人们用以进行哲学致思方式和方法的看法，是对哲思的反思或后思。反思与后思的意图既在于考察哲学对象或哲学问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在于省察哲人进行哲思时提问题的方式、致思的层面和价值立场。反思人类哲学走过的心路历程，旨在发现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之主题转换的内在逻辑，自明现代哲学的社会历史使命。哲学的定义随时代的发展又因哲思者的理论旨趣而不同，但从哲学的使命说，它总是或应该是关注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在现代语境下，我们主张一种问题式的哲学致思路径。
哲学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哲学的基本问题说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② 先把这里的“全部”究竟何指何谓、是否包括恩格斯在内、为何仅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等这样一些前提性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直击哲学的“灵魂深处”，我们发现，哲学不过是人们用以追问属人世界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样可能的方式，它不同于宗教的、文学艺术的、实践—精神的方式之处即在于它的追问“本体”的顽强意志和反思与批判的优良品质。其实，追问“本体”的偏好并非哲学所独有，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也在苦苦地追寻着，但它们似乎从没有像哲学那样，沉思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考察与人相关的“本体”问题。因其是在自身规定的边界内讨论，主题显得更加集中，更富人性化，它们更具生活性，与人们的日常意识和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因而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哲学追问本体的方式与文学、历史学的不同，文学是以感性的方式、历史学以叙事的方式、宗教学以想象的方式、伦理学以教化的方式，而哲学以理性的方式，借助理性，理论思维去掉了各种繁茂芜杂的假象，而直握抽象的具体，唯其哲学是“直观事物自身”的，更显简约和彻底。哲学在把握世界之方式上的优势应由确定适合于自身的主题来保证。一如公正是指做适合于自己的天性的事情、得与自己的付出相对等的东西那样，哲学应该做适合于自己的天性的事情，这集中体现在哲学的主题上。
由哲学的使命与品格说，哲学的主题由三部分组成：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其中存在论与价值论具有典型的哲学性质，而认识论从其发轫的时候起，就与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有不解之缘，它是一系列可以通过实验、通过物化的形式再现的过程，它往往是可以还原的，是可以通过相关数据加以证明的，原则上不是纯粹的逻辑推论的过程。而存在论和价值论是不能通过实验证明的，在理论上表现为纯粹的逻辑分析，它不是基于相关的实验过程和数据，而是基于哲思者对存在的想象和对生活之意义的感悟，它追求个性化，无论提问题的方式还是解决问题的路径都是个性化的，而实验是可以重复可以模仿的，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只有与自己对生活的内在的感受性、与自己的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相结合才能得来，与悟性密切相连。由此观之，仅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全部主题，这种舍弃存在和价值的哲学观看来是值得讨论的，因为认识问题只是哲学主题中的一部分。
追问存在和价值是哲学的根本主旨。存在与价值原本就是“一物两体”，价值附着在存在之上，存在显现着价值，至于存在，不一定仅限于物质性的可识见的存在物，精神性的、不可能还原为物质性的存在，只要它是某种意义的承担者即可能成为哲学的对象。存在与价值原本是不能分离的，但从逻辑上存在更具有优先性。哲学尽可以观察表象、个别，但哲学的主旨在于发现、澄明和解释终极性的存在。这种看法与人类哲学发展的心路历程相一致。古希腊哲学作为人类哲学发展的原生形态，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追问：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格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等等。从苏格拉底以降至伊壁鸠鲁，作为本体的存在发生了由自然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向，它意味着哲思者开始把价值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维度加诸哲学的主题之中。其实，即便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那里，价值问题也一直存在，并渗透到他们的理念里。阿那克西曼德就用“无限”的原理指称人世间的正义的根基，“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定不完全是自然的，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是用社会伦理学的概念来认识自然过程的，或者相反，把社会伦理学问题说成是自然过程的”。① 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好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② 辛普里丘说“这是他以颇带诗意的语言说出的话”。对我们来说，“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为何“不公正”？“不公正”造成了什么结果？“受到惩罚”是为了彼此互相补足吗？补足什么？如何补足？首先，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不是由于它们由之产生而又复归于它的“始基”即“无限定”的不公正，而是各个具体事物本身。公正同“无限定”具有原始同一性。这样，个别事物的不公正就不在于它们脱离了始基，而在于在脱离的过程中从原始的公正倒退了。个别在自身上不充分地、部分地体现出共同的本质。它们超出了始基规定给它们的限度，个别事物的“不公正”、“罪孽”在于偏离了它们的始基，在于它们的“高傲”，在于它们的错误“排列”。其次，每一种个别事物都表现出要超出自己界限的倾向并试图危害他物的独立，这就导致了它们相互关系的“不公正”，由此导致相互破坏，互相受到惩罚。物不能“容忍”自己的存在有止境，并且企图牺牲他物来打破对自己的限制，赋予自己的存在以绝对性，它们的“不公正”正在于这一点。最后，阿那克西曼德以思辨的语言表达了个别、部分对普遍的关系问题，他给出了个别对待普遍关系的原则与界限。个别在自己的存在中愈是充分地实现普遍的必然性，愈是准确地恪守为其规定的存在范围，就愈会由此改变个别物的命运。这里隐藏着一系列基于本体追问之上的价值分析。在稍晚的赫拉克利特那里，作为本体的“逻格斯”同样蕴涵着价值分析的内容。至于亚里士多德更是把“善”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因此，说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这话是很正确的。”① 而且“善”这名词与“存在”一样，在应用上有很多意义：“如应用于本体的范畴上为上帝、理性；应用于性质的范畴上，为德性；应用于数量的范畴上为适中；应用于关系上为效用；应用于时间上，为机会；应用于地点上，为安居，等等。”② 在“善”的各种类型中，有一种善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不为他物服务而为自身所追求，这种“善”为至善，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世间最优美、最高尚、最快乐的事了。“人类的善（幸福）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③
可以断定，无论从哲学的本意还是从哲学的原生形态看，哲学都是一种追问本体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样可能的方式，且所追问的本体大都与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密切相关。本体论作为追问形上本质的理论与方法乃是哲学理论的“始基”，它构成这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前提。本体是诸多存在中的本原性存在，是众多殊相背后的统一，它不是指具体的存在物而是逻辑上在先的一种潜能和力量。本体的设定是一种承诺，它假设着，在属人的世界中存在着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们在不断地重复着的生活中体悟得到的，这就是作为意义总体的“一”。人是追求“一”并不断变换“一”的存在状态的存在物。作为宗教形态的“一”给信众供给一种用以降低风险与不安的信仰承诺，通过统一的宗教仪轨和祈祷活动获得一种终极性的关怀；作为哲学形态的“一”是哲学家用以解读世界的本体论承诺，是哲学家将其思想贯彻到底的本体；作为制度形态的“一”是社会用以规约人的思想和行为继而达到社会整合之目的符号承诺，通过公共理性使思想和行为能够相互认同，使信用成为可能、活动可以预期；作为伦理形态的“一”为人们的信、知、情、意能够通约和过渡从而使生活获得说明和意义支持奠定基础；作为生活形态的“一”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信赖、相互关怀，是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感性基础。人类创设出诸多形态的“一”，其共同目的在于把无限的意义注入到有限的世界中去，以解决人的未完成性和超越性。人的生活世界不能没有“一”，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一样。哲学不过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语言把各种形态的“一”显现出来的理论而已。
本体论承诺还有另外一个用途，这就是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从众多殊相中抽象出包含着众多殊相的本体，继而用极具浓缩性能的范畴表达这一本体，这个范畴包含事物的各个环节于自身，当这一范畴展开其自身的时候，诸种要素与环节便运动起来、跳跃起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它原本就是有生命的，只是现在是以理论生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可以肯定地说，哲学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理论形式，人的存在与意义问题始终是哲学的主题，但到了近代，这种密切关注人的问题的哲学主张发生了转向：人的理性、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基于人的理性与认识之上的真理如何可能？这些认识论问题一时间成了哲学的主题。其实这种转向是有根据的。（1）自泰勒斯始至费尔巴哈止的西方传统哲学有两个哲学传统，这两个传统均以承诺的形式设定下来，其何以可能的前提考察始终未彻底地进行过。第一个传统是，包括人在内的无限世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体，至于本体的表现形式可能各种各样，但它们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承诺是以认识论上的本体论承诺为前提的。要解决无限世界的本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就必须相信另一个假设是成立的，这就是第二个传统，人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和认识能力，把握“无限定”的世界及其本质，而无论从实验的角度还是从日常意识上，人们都感到，人们的理性是稀缺的、有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及其有限的理性和认识何以能够认识无限的世界，这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任务即在于考察人的认识本身，尽管有英国的经验论和大陆的唯理论之争，但它们均属认识论范围的内部论争。作为主流哲学，认识论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中的显学，它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似乎认识问题就是哲学的全部主题，至少是基本的或最高的主题。（2）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论转向，哲学似有一种被自然科学化的可能与必要，哲学变成了一套可以学习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套可以熟记、背诵的符号系统。当然，西方近代哲学出现的知识论转向，除了哲学上的内在发展逻辑使然之外，更重要的乃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进步的，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且日益迅速的进步。”① 开始于近代的西方现代化运动，人类借着科学技术的惊人的祛魅功效似乎可以分解一切、合成一切，工业化过程更使人类产生了“人定胜天”的幻想。西方哲学一直倡导的理性主义被发展到极致，而这一切均靠着人的理性以及作为理性之成果的知识的积累来完成。为这种信心、信念提供哲学支持的，一个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工具是伟大的”；一个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人不但思着“思”的对象，而且思着“思”本身。“思”成了人之能够存在甚至他物存在的原初根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以认识论为主题的主流哲学所营造的氛围下，恩格斯得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样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西方近代哲学给人脱离生活之原、远离生活本身的印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哲学家常常从以往的哲学素材和哲学主题出发，哲学任务在于梳理、判断、理解甚至表述这些观点，并借以陈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对此，黑格尔精辟地说道：“古代人的研究方式跟近代的研究很不相同，古代人的研究是真正的自然意识的教养和形成。古代的研究者通过对他的生活的每一细节都作详尽的考察，对呈现于其面前的一切事物都作哲学的思考，才给自己创造出了一种渗透于事物之中的普遍性。但现代人则不同，他能找到现成的抽象形式；他掌握和吸取这些形式，可以说是不假中介地将内在的东西外化出来并隔离地将普遍的东西（共相）制造出来，而不是从具体事物中和现实存在的形形色色之中把内在和普遍的东西产生出来。”①
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怀疑论者对世界无限论与理性至上论提出质疑。认识论内部的种种诘难直击西方传统哲学的两个传统：无论是存在论的本体论承诺还是认识论的本体论承诺都已陷入困境。无论是莱布尼茨的原子的前定和谐说，还是洛克的“二重经验论”都无法拯救陷入困境的真理的证明问题，也许认识的真假问题在纯粹的认识范围内本身就是无法证明的。直至康德，才把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主客二分这种哲学致思范式的种种弊端揭露出来，使存在与价值重又回到哲学的主题中，并在以往的哲学讨论中加入了信仰的问题，把可证明的正确认识与信以为真的真理区分开来，但康德却无法提供将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的社会实践基础。这个基础不在哲学之内，而是在哲学之外，必须使哲学重返它所植根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问题 问题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于他重又把“生活世界”（Lebenswelt）作为了哲学的主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曾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为黑格尔那种近乎完美的宏大叙事结构的魅力所吸引，但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哲学中的那种充满革命的辩证法却为他的致命的保守体系所吞噬。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黑格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仅看作是他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得以外化的要素与环节，它们仅仅是绝对理念再现其自身的“现象”。马克思说，黑格尔这种被颠倒了的辩证法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诸多根本问题，逐渐地，马克思在考察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实现象（如林木盗窃案）之后认识到，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问题，哪怕是再好的理论体系也是无用的，守在象牙塔里沉溺于构造孤芳自赏的体系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恩格斯感到兴奋，似乎找到了用以解释生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① 也许马克思天然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因为马克思很快感觉到，作为费尔巴哈理论中之关键词的“异化”和“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人类生活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马克思又一次陷入苦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着用自己的理论与话语研究劳动异化的著作，其核心词是劳动、外化、对象化、异化、本质力量，② 其理论旨趣在于基于生活问题分析之上的哲学提升与概括。之后，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对多年来曾一度崇拜、怀疑、批判过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总结，对自己的哲学主张与他们的关系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作为这一工作之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稍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基本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哲学精神和风格：社会实践是它的理论基石，革命与批判是它的优秀品格，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人世界是它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哲学既是分析的又是规范的，分析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规范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做到了伦理动机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马克思哲学无论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当时，还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100多年的岁月里，马克思哲学的不可替代性是公认的，在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感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哲学依然在场，不但马克思当时曾用辩护与批判的眼光所对待的现代性及其社会后果逐渐地暴露出来，① 而且马克思用以分析人类本质与资本主义的那种极具穿透力的哲学方法、话语系统依然有它的效用。这说明什么？
它说明，哲学是植根于生活深处的理论自觉，只有当它提供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根本问题的哲学解说时，只有当它解说的问题依然在场，也只有它用以解说问题的理论、范畴依然有效的时候，它的哲学才会以新时代的形式存在着。
谁也不会否认，哲学是研究问题的，而就问题的性质说，有真问题和假问题，真问题中有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有些问题为特定时代所独有，有些问题为几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共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由其使命和品格决定，它理应关注人类生活中的真问题、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于是问题哲学就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大凡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并且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他们的哲学家，无不是因研究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或关于人的生存状态或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而有名的。遗忘了人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不再关注人类命运的哲学一定是缺乏生命力的“贫困哲学”，这样的哲学当然会被人们遗忘，或者它就从未被人们所过问过、重视过。
考察问题本身是确证问题哲学的理论前提。宽泛地说，问题有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两种。认识论的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是对某一领域的事情不知或知之甚少，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样，实质是某些知识的缺乏。存在论的问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遇的困惑，在此意义上，问题就不再是疑惑、疑问——因为他对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价值理念和生活旨趣无法实现甚至严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恼，是痛苦的体验。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难题，难题是与人的情感、意志和意义直接相关的，因此难题是生活形态的，是人的生活的丰富性的对象化。一旦人的生活丰富性的对象化的通道被堵塞或失去对象，难题和苦恼就在所难免。问题表现为疑问，难题呈现为追问，但难题常常又以知识的形态出现。“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太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① 关于问题与难题的关系，美籍犹太哲学家赫舍尔进一步精辟地指出：“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②
也许焦虑和痛苦是人经常的存在状态，而快乐和幸福则是瞬间的体验。难题是人所唯一具有的，人不但生成着难题、遇到难题，而且感悟着难题，并把这种感悟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美德即知识”三个命题，并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其生活和终结其生命时起，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就以语言为中介表达他们对各种难题的看法。马克思、费尔巴哈、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海德格尔、利奥塔、福柯等似乎都在陈述对他们所遇到的生活难题的看法。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人是一个创造意义、体悟意义和追问意义的存在物，一切难题都与这种意义相关。任何一种难题无不标示着无法实现某种意义，或缺失某种意义，这又与人对人的理解相关。“成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示人的年龄和成熟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完成人、成为人、兑现承诺、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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